秦怡生活照
秦怡，女，1922年生，上海人，中共黨員。著名演員、藝術家。1938年，上海中華職業學校肄業後，去武漢參加抗日宣傳活動。同年至重慶，進入中國電影製片廠任實習演員，後相繼參加中國萬歲劇團、中華劇藝社等話劇團體。抗日戰爭勝利後回到上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上影演員劇團副團長，是中國影協第二至五屆理事、全國文聯委員和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曾獲得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第18屆金雞百花電影節終身成就獎和上海文藝家終身榮譽獎等獎項。2019年8月入選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
我是一個文藝工作者，但首先是一名共產黨員，對於未來，我有堅定的信念。在生命中，無論是痛苦還是歡樂，我總要以滿腔熱情去擁抱事業。演員，是我終身的職業；事業，是我一支永遠唱不盡的歌。
不忘初心，演普通的人，為觀眾服務，不愧對自己的藝術良心，是我不懈的人生追求，也是我始終恪守的黨員標準。我願奉獻給廣大觀眾一顆永遠執著追求藝術的赤誠之心和一名共產黨員愛崗敬業的樸素情懷。
艱難跋涉從藝路
我從青少年時代走上了充滿艱辛但也有歡樂的藝術道路，就一直在追逐着一個美麗而光明的夢。
我從小生長在上海的一個封建大家庭中。年少時，上海南市有個少年宣講團，這是我最愛去的地方。那個時候，田漢同志的許多獨幕劇，如《蘇州夜話》《湖上的悲劇》等，都在這裡演出，我就很喜歡看。從事財務工作而在業餘又愛好音樂、喜歡帶我去看電影的父親，勤勞善良、心靈手巧的母親，還有我的大姐，對我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大姐帶着我去觀看復旦劇社演出的進步話劇《雷雨》，還從圖書館借來很多書給我閱讀。有中國作家的書，也有18、19世紀外國文藝作品，我樣樣都看。有時候，我自己也去向圖書館借閱。廣泛地讀書，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確實是難以估計的，因為文學藝術在人們的心靈中所產生的各種影響，必然會滲透到思想、意識、愛好、習慣等與人的精神世界有關的各個方面中去。所以，那些閱讀過的文學作品、觀看過的進步戲劇，對於我的成長是不可分的。
回想起來，主要是文藝作品使我少年時代單調的生活變得豐富起來，雖然是間接的生活，但是從書籍和電影的廣闊視野中感受到了社會與人生。一些中外文學作品反映的現實生活和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那些人物靈魂深處的波瀾，也觸動了我的心靈，使我產生了一種對高尚人生的追求和理想。這些文藝作品幫助與鍛煉了我的思維能力，使我的腦海里也產生了一種欣賞和判斷力，漸漸地懂得了怎樣去選擇和捨棄，懂得了善與惡、愛與恨，甚至也逐漸滲透到了我自身，形成了我自己的風格、氣質，以至人生觀、世界觀。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當時，我在上海南市的中華職業中學念書，有比我高年級的土木科三位女同學及與我同班的一位，加上我，共五個同學，加入了學校紅十字會，成為骨幹。我們召集全校學生及家人做軍包、棉鞋、棉帽和棉手套，課餘時間緊張地練習戰地救護等。在支援「四行倉庫」謝晉元部勇士們抗戰時，我參加救護傷員，發揮了一點作用。國難當頭，16歲的我與幾位交大的學生和本校女同學毅然離開家庭，奔赴武漢參加抗日宣傳活動，在抗日救國的浪潮中開始了我的近80年的演藝生涯。撤離到重慶後，我有幸認識了兩位著名導演——史東山先生和應雲衛先生，並在許可同志的介紹下，進了中國電影製片廠劇團工作。那是在1938年，我年輕，血氣方剛，恨透了日本軍國主義對我們國家的侵略，我曾目睹日軍侵略上海的前前後後，周圍有多少我所知道和認識的朋友、親戚慘遭殺害。我抗戰心切，時刻盼望着勝利的消息。我只知道自己將永遠站在平民百姓、弱者一邊。我同情他們，因為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當我觀看了那些描寫抗戰的話劇後，對那些從事話劇工作的人們有一種尊敬和信任，推動着自己作出抉擇，就是要當一名演員。第一次參加演出的話劇是《中國萬歲》，許多好心人告訴我不用害怕，只需用功。雖說是第一次上台，我演的是地地道道的群眾角色，但是也有不少感受。以後，又參加了《保家鄉》《好丈夫》等一些電影的拍攝。
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參加了由中國共產黨南方局組建的中華劇藝社，這是一個嶄新的劇社。從參加籌備到創立，我們都覺得有使不完的勁，「中藝」就是我們的家，我們的陣地，我們抗戰的武器，我們的藝術理想!雖然當時的生活條件極其艱苦，我們仍然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陳白塵同志的《大地回春》劇本就是在這個階段完成的，我們冒着敵機的轟炸，開演了話劇《大地回春》。應雲衛先生安排我在戲裏擔任主要角色之一，演一個民族資本家(顧而已同志飾)的女兒黃樹蕙，這是一個悲劇人物，在排練過程中，應先生似乎還是滿意的。
我有幸成為中華劇藝社的基本演員。「中藝」在話劇《大地回春》一炮打響後，接着就不斷排練新戲，我參加了重要角色、次要角色或群眾角色的演出。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研究不同人物的特點，這有利於打好舞台藝術的基礎。我演了《天國春秋》中的紅鸞，《欽差大臣》中的縣長小姐，《孤島小景》中的女人，《面子問題》中的歐陽雪，《戰鬥的女性》中的梅可華，《茶花女》中的女友，《愁城記》中的趙太太。我們演出這麼多的戲，同創作每部戲的編劇、導演和其他同志都有接觸的機會，如夏公(夏衍)、翰老(陽翰笙)、老舍、郭沫若、曹禺、石凌鶴等，這麼多的老同志，經常和我們聊天，分析劇本，以他們淵博的知識來豐富我們對劇本內涵意義的認識和創作靈感，並在思想政治上幫助我們提高。
《紅色的種子》劇照
幾十年過去了，想起來似乎就在昨天，1939年或1940年(時間有些記不清)春節期間，有一天，我的一位攝影師同事和太太請我去他們家吃飯。他們也許以為我認識同桌吃飯的人，所以未給我介紹桌上任何一位陌生的人。可雖然沒有介紹，我卻好像並沒有陌生感，特別是那位有着絡腮鬍子和一雙透着銳氣慧氣的濃眉大眼的英俊男子，他談吐爽朗、瀟洒，驅走了我向來在人多的場合不敢說話的靦腆。他極其親切自然地向我問長問短，他問我在什麼地方工作?為什麼這麼年輕就工作了?我告訴他，我在山城合唱團工作，現在又在中國電影製片廠的合唱團唱歌，還是兼跑龍套的演員。他笑着說:「好啊。」我對他的評語有些不以為然，我說:「這好什麼，沒意思，整天在裏面混，我想去前線，沒去成，我想去深造，又沒條件，現在這純是為了吃飯。」他又問:
「那你在唱什麼歌?」我脫口而出:「當然是抗戰歌曲。」他朗朗大笑，說道:「這怎麼能說沒意思?這可太有意思了，你們的歌聲會激起千千萬萬人的熱血沸騰，有數不清的人在這歌聲的鼓舞下參加了浴血奮戰，可你還覺得沒意思?!」接着他又補充說，「當然，深造也是很好的理想，也不要放棄。」我看着他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那麼真誠，那麼坦然，完全像一位老師對一個不懂事的小學生那樣耐心，那樣愛護。我也就無拘無束地與他像老朋友一樣的聊起來。那次見面後，我想了許久，感到心中油然升起一種力量，一種信念。於是，我又去找請我吃飯的同事，打聽這位氣度不凡的朋友是誰?我的同事哈哈大笑，說道:「他就是周恩來先生，你真的不認識?」我這才恍然大悟，想起我曾在書或報紙上看到過他的照片。之後，周恩來同志幾十年如一日地教育我，關心我，他的每句話都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他和鄧穎超大姐對我以及我的全家關心入微，是我們一輩子深感於心的!
《農家樂》劇照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了，還有什麼能比這更使我興奮的事呢?新中國開國大典時，我參加了一天一夜的大遊行。我當時覺得，世界上最好看的藝術，就是新旅文工團的腰鼓演出，它那雄偉的場面就像是人們敞開的胸懷，它那每一聲鼓點就像是我心靈的跳躍。1949年7月，我就得知即將成立新中國的電影製片廠，9月，籌備工作正式開始，我們都立即參加了廠的一切活動。上海電影製片廠11月成立，第一部故事片《農家樂》在12月開拍，我演的是女主角拉英一角。為了拍好這部電影，我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去農村體驗生活，對於豐富我這後半輩子的生活也起了深刻的作用。
堅持弘揚主旋律
解放後，我參加了《兩家春》《馬蘭花開》《摩雅傣》《女籃五號》《青春之歌》《鐵道游擊隊》《林則徐》《海外赤子》和《雷雨》等影片的拍攝工作。
《馬蘭花開》劇照
1954年，在長春電影製片廠參加拍攝影片《馬蘭花開》，我演的是馬蘭。這部電影的拍攝條件比較艱苦，是在寶成鐵路的基建工地上，歷時九個月，但是我非常喜歡這個攝製組的工作作風，全體同志團結奮戰，雷厲風行，工作富有成效。這部影片在拍攝過程中，夏公(夏衍同志)曾給予了很多鼓勵。當時，我一直在摸索着自己的表演方法，得到他的肯定和提醒，使我產生了更多信心。
《鐵道游擊隊》中飾演芳林嫂
1956年，我參加影片《鐵道游擊隊》的拍攝，在這部電影里，我扮演的是一位鐵路員工烈士的家屬芳林嫂。這位鐵路員工和芳林嫂的家，是八路軍游擊隊的一個聯絡站，掩護着一批批革命同志。導演趙明同志找我拍攝，可能是因為我身體健康。這個角色其實也是要有點本事的，因為她要探聽敵情，還要照顧游擊隊員們的衣食住行。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最驚險的一次，是曹會渠同志(飾鐵道游擊隊大隊長)根據劇情騎着高頭大馬衝過火車的場面。導演要求，馬過和火車過在同時、同一鏡頭，曹會渠雖已苦練騎馬，但畢竟不是馬術高手，騎馬與火車擦肩而過，其難度太大了，要拍攝出精湛的場面，大部分要加上人的意志因素。正式開拍了，當「大隊長」騎馬飛奔過來時，那匹駿馬發現火車疾駛而來，它忽然剎住，但僅剎那的一二秒鐘後，它又飛奔過火車，馬尾巴幾乎被火車撞上!我們在邊上看到，都嚇得閉上了眼睛。曹會渠同志安然無恙，騎在馬上英姿颯爽，鏡頭完成得非常出色。真的，拍攝現場就如戰場，藝術家崇尚藝德，有時也要準備付出生命的代價。
《鐵道游擊隊》的拍攝過程中，還有一場非常有趣的戲，就是觀眾們看後很容易記住的那場扔手榴彈炸日本軍官的戲。導演要求我，要將手榴彈剛好掉在陳述同志扮演的日本軍官的腳後跟，難度不小，當時我真有點發愁。於是，我在那段時間排練中，天天盯着陳述，尤其是盯住他的腳後跟，看他的走路姿勢。到了開拍時，我緊緊盯住「日本軍官」的腳後跟，居然在遠處奮力一扔到位，把那顆「忘了拉弦」的手榴彈，精準地扔到他的腳後跟，碰撞了一下。一次拍攝成功了!雖然是很小的一個細節，但在那時候都真是特別認真、仔細地研究過。由此想來，如果在塑造人物時，能做到那麼集中、認真，角色一定會非常有氣色。
在70多年的表演生涯中，我扮演過70多個話劇角色和電影角色，其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形象。這中間，電影《青春之歌》中林紅這個角色留給了國內外觀眾深刻的印象。1959年5月，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是在上影演員劇團入黨的。從1941年我在黨的南方局組建的中華劇藝社參加革命工作起算，到1959年已經十八年了，我對入黨為什麼猶疑那麼長的時間呢?因為我深深地懂得，入黨是一種信仰，是一件神聖的大事。我聽說，有一位女共產黨人，敵人當著她的面，把她的孩子頂在刺刀上，逼問着她，要她說出黨的組織。聽着自己的孩子哭聲震耳，這位女黨員心痛得昏死過去，但她堅強不屈，始終沒有吐露黨的秘密。十多年中，我一直在問自己:「都說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我是嗎?」直到1959年，我覺得自己能坦然地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才能決定加入黨組織。
秦怡在電影《青春之歌》中飾演林紅
然而，我自己也沒有料到的是，我入黨以後接到的第一個角色，正是扮演一位視死如歸的女共產黨員——電影《青春之歌》中的林紅。開始，我因為自己比較胖的身材條件，恐怕難以達到劇中應有的效果，還曾經為是否扮演這個角色而苦惱過。在劇本中，林紅儘管戲不多，我卻非常熱愛這樣的人物。我這樣想像着監獄中的共產黨員林紅，雖然她被反動統治者折磨得虛弱不堪，但卻蘊藏着鋼鐵般的意志和富有崇高理想的美麗的靈魂。當時中央電影局領導同志專門來找我，說演好林紅不是看表面胖瘦，而是要有氣質。於是，我接受了這個角色，並且和整個劇組一起從表演、服裝、燈光、攝像等各方面反覆研究，然後向演好林紅這個角色一步步靠近。當我更多地深入角色的生活時，也就越能理解劇作者創造林紅這一形象的意念。塑造林紅這個角色的整個過程，也是我自己最好的學習過程和受教育的過程，當我對角色的任務越明確的時候也就越感到，作為一個演員，就是形象的創造者，應當給予觀眾什麼。直到現在，我都覺得，林紅是我扮演的共產黨人中最美的一個。這不是說形象好看，而是人物豎起來了，是用精神和信念去打動觀眾，熱愛我們的革命歷史，熱愛我們的黨和人民。至今我還記得，當時在片場拍攝林紅赴刑場前，向獄中同志講述丈夫從容就義的一段場景。一開拍，整個片場安靜得不得了，我只聽到我自己的聲音，念完台詞之後，我自己已經被林紅丈夫的英勇事迹再一次震撼了，我整個身心都融入了戲中。
這麼多年來，我沒有忘記自己年輕時艱苦的環境，因為這也是力量的來源。我很小的時候就對上海發生的「四一二」大屠殺的殘酷場景有一些認識，後來參加抗戰，一路輾轉到了重慶。現在的年輕人大概很難想像，苦難其實也是一個人的財富。後來我們在重慶工作時，儘管條件艱苦得有時連一杯茶都要大家分着喝，儘管那時候還沒有加入共產黨，但我依然堅持要去演出，要為黨做些事情。艱苦奮鬥、經受考驗，也是一種財富。
在解放戰爭時期，我還擔當了對國民黨空軍一個飛行員的策反工作，是在抗戰即將勝利時開始，直到1948年，因為當時敵人要把黃金分批運往台灣。那名飛行員的太太是我的影迷，我就用我的演員身份同他們一家來往，做工作。其實也是挺危險的，有一次被敵人跟蹤，我只好把自己關在衣櫥里，才躲過搜捕。這位飛行員駕機起義到解放區後，我當時還要趕緊轉移飛行員的家屬。正好，劇作家曹禺舉家遷往香港，上海的房子空了出來，我就問曹禺同志能不能借住兩位朋友?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這就是同志間的信任和默契。
我到現在都記得自己扮演的每一個共產黨員。不僅僅是《青春之歌》里的林紅，我還扮演過不少共產黨員的形象，比如《紅色的種子》里的華小風，《浪濤滾滾》中的鐘葉平，《風浪》里的肖玉華，等等。其實，這些人物都已深深銘刻在我的心中了。最難忘的是1965年時，拍攝影片《浪濤滾滾》的過程。在這部戲中，我飾演了電影生涯中第一個黨委書記的形象，名叫鍾葉平。要知道，在和平時期擔任一個水利工程的黨委書記，而且是女書記，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水利工程太專業了，為了拍好這部電影，我連夜搬來了一大堆書，有時候一看就看到凌晨三四點，第二天一早又趕緊起來排戲。終於，在我的腦海中已經有了不少專業名詞，這樣演起戲來才更加真實。
共築電影強國夢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是我國電影事業發展極不平凡的五年。我欣慰地看到，中國電影經受住了考驗，堅持傳播正能量，弘揚主旋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近年，我編導了影片《青海湖畔》，這是我擔任藝術總監和主演的一部電影。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醞釀著要拍攝這部影片了。20世紀90年代時，青海省有一位氣象局的局長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報道，說的是中外科學家的事迹，我看了這篇報道深受感動，一個念頭就一直縈繞在心頭，想把這些真實動人的事迹搬上電影銀幕。但是，那時候由於條件的限制，沒有能拍成。這個故事最打動我的還是人間的愛與善，當時為了修造鐵路，許多科學家帶着妻子和孩子，一起上高原，最後卻由於很多意外，落得自己孑然一身歸來，我覺得，人們不應該忘記他們。進入新世紀，我又想着創作這個電影劇本，一直在籌划著，我要反映的是在建設青藏鐵路這個偉大的工程中，中國和外國的氣象專家與工程師們通力合作，在極為惡劣的自然環境中，深入進行考察與研究，艱難地解決了橫亘在大工程面前的「凍土層」這一個世界性難題，從而保證了青藏鐵路能夠順利地開工建設。
過去自己從沒有寫過劇本，我這次撰寫電影《青海湖畔》的劇本，就成為自己的一次再學習。為了體驗劇本中的氣象學專家的生活，我一次又一次登上了青藏高原，這裡海拔高達3500多米，我們走訪了不少科學家，知道了一些鐵路建造的專門知識和相關的氣象知識。我訪問了藏族同胞，還應主人的邀請，在他們的帳篷里，嘗羊雜，吃糌粑，喝酥油茶，體味藏民生活，並向當地人們請教。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我每天伏案一字字地寫到深夜，創作多的日子裏，一天能寫出數千字。創作新的劇本，是很好的學習機會，我一邊寫着，還一邊試演，精心推敲劇中的每一個角色，仔細琢磨每一個場景。寫着寫着，我常常會抑制不住地流下激動的淚水。
秦怡編導的影片《青海湖畔》
完成了初稿之後，我接着又作了多次修改，反覆琢磨，反覆修改，方才定稿。在《青海湖畔》開拍的時候，不少老同事和年輕同志勸我說，年紀大了，青藏高原氣候難以適應，怕出現嚴重的高原反應。他們建議，如需拍攝影片的青海外景，可以在上海的攝影棚里，布置一下高原景色，就在上影廠里拍吧。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發生在青海的真實故事，不到實地去拍攝是不行的，我們要對得起觀眾，也要對得起藝術創作，我一定要上高原;如果是馬馬虎虎地拍一部電影，就很沒有意思了。終於，大家還是採納了我的想法，一起去青海實地拍攝這部影片。
在這部電影中，我主演的是一位為了事業和理想作出無私奉獻的女氣象工程師梅欣怡，年齡不滿60歲，和我的年齡有較大差距，所以我就早早地在家中琢磨着，走路的姿態，穿着的服裝，等等，都努力適合電影中的角色。如，有一場戲是梅工程師英勇救人，不慎摔倒了，從雪山上滾下去，我應當用什麼樣的姿勢朝下摔。對於這些細節，我都事先考慮好，在拍攝現場再同導演等一起商量，確保拍攝的成功。
作為影片的藝術總監和主演，在海拔35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我儘力克服高原反應，每天大約有12個小時都是在片場上，既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又要關注整部影片的演出和拍攝過程。有些屬於比較高難度的動作，譬如跑、奔、滾、爬等，我都堅持在拍攝小景時不請替身，由自己來演好劇中角色。我常常用革命烈士劉胡蘭的英勇事迹來激勵自己，一位才十幾歲的姑娘，不懼怕躺敵人的鍘刀，我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還有許許多多革命先烈，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他們連生命都奉獻了，我遇到一些挫折又算什麼呢?青藏高原的環境雖然艱苦，但是我們發揚了高度的敬業精神，堅持以真實的演出、真情的拍攝，來打動觀眾，激勵大家，增強社會良知，倡導弘揚正能量。今年年初，上級有關部門在上海影城舉行了電影《青海湖畔》全國公演和觀眾見面活動。上千名觀眾和我一起參加了這次盛會。這部影片，在第十一屆中美電影節上獲得最佳入圍獎，擔任主演的我獲得了終身成就獎。嗣後，《青海湖畔》在第七屆澳門國際電影節上得到好評，獲得了入圍獎。
我和大家一樣，關注着我們國家的電影，電影演員不能停下來。我認為，90多歲應當是個從容的年齡。別以為我老了，其實我挺開放的。我很想告訴年輕人，應當如何去看待今天的生活和我們偉大的黨。20世紀50年代末我入黨時，就一直堅信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你如果沒有無比的勇氣和堅定，很難經受住現實的考驗。即使加入了共產黨，我還是常常想，入黨後還是要堅持考驗自己，我常常問自己:「你行不行?」
作為共產黨員，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共產黨員就應該經常學習，經常充電。一直以來，我訂了十多份報刊，每天都要把這些報刊看一遍。忙了一天回到家裡，也要把報刊看完再休息。我還喜歡經常看電影、看演出，為的是學習和借鑒別人的長處，因為我是一個電影演員，演員如果不演戲，就不能叫演員了。我會把這個工作一直繼續下去。
我的家庭，並不像人們可能想像的那麼富裕。我在生活中經受了不少磨難，丈夫金焰、兒子金捷長年患病，家中還有一位老姐姐，都需要我來照顧。為了節約，我學會了注射，自己給孩子打針。平時出門，我是不捨得坐的士的。但是，當國家有困難的時候，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義無反顧。四川汶川大地震後，我捐款超過21萬元，這是我的大部分積蓄。後來，青海玉樹地區發生地震，我又捐出了3萬元。2009年，我剛做完腰椎手術不久，不顧醫生勸阻趕赴都江堰參加了上海援建小學的開學典禮。我生病的愛子已經走了，沒什麼牽掛了，做母親的就把這些錢給最需要的人，希望我真的能幫到災區人民。
平時對於公益活動，我樂意參加，因為這些事情都是有意義的。現在，我雖然演的角色越來越少了，但我想演的角色卻越來越多。參加各類公益活動，可以為我接觸實際，了解社會，加強學習創造條件，使我年邁的雙足儘可能地去跟上時代的步伐。我參加過「愛，在這裡傳遞——迎特奧、獻真情廣場晚會」「聖火相傳、電影相隨——支持北京奧運會萬人大簽名」等活動。2010年，擔任過中國上海世博會上海館祝福大使和榮譽館長，為上海世博會盡了我的綿薄之力。當我得知要為孩子們拍電影時，就再次走上銀幕。在87歲那年，出演了我國第一部反映農民工生活的影片《我堅強的小船》。
一個強盛的國家，必有堅定的力量。我已經96歲了，可是我感到自己的心裏總還有那麼一股勁兒。也許我還能再創造出一些有益的東西、一些好的作品，還可以再做點什麼事情。黨中央系統規劃和全面推進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也許我在有生之年還可以繼續參與這個過程。我以飽滿的熱情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我是一名文藝工作者，但首先是一名共產黨員，對於未來，我有着堅定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