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紅》
◎梁坤
為紀念電影史上最偉大的「1994年」，中國電影資料館在本月推出了「三色專題」，為大家帶來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藍白紅」三部曲，讓影迷得以重溫經典，重解深意。
電影史最偉大的1994年，是銀幕「爆款」井噴的一年，《阿甘正傳》《肖申克的救贖》《低俗小說》《這個殺手不太冷》《獅子王》《活着》《陽光燦爛的日子》……還有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收官之作——「藍白紅」三部曲之《紅》。
這一年的戛納國際電影節，《紅》雖入圍，最終還是被《低俗小說》擊敗，昆汀·塔倫蒂諾捧回金棕櫚。即便是電影史的巔峰之年也做不到皆大歡喜。歐洲電影思考的綿長痛感敵不過美國電影的腎上腺素，似乎是時代潮流嬗變的一種暗示。不過這並不妨礙「藍白紅」三部曲成為電影史的不朽，不是「爆款」，是教材的那種。
法國的瓶子，波蘭的酒
藍白紅，三種顏色，對應三部電影的主色調、三個不同的故事。簡言之，《藍》是救贖，《白》是復仇，《紅》是愛的平行宇宙。最常見也最官方的解釋，是它們對應法國國旗的三色，分別代表三種精神：藍——自由，白——平等，紅——博愛。但在我看來，三種精神在三個故事裏本身就已經形成了互文，給它們分別打上標籤，只不過是順應資方也有益市場的考量。因為這三部曲看似很法國，其實很波蘭。
作為法籍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這樣看待兩個國家對於他的不同意義，「我不覺得自己是個世界公民，我還是覺得自己是波蘭人……去波蘭時有一種回歸、回家的感覺……我回巴黎時就沒有這種回家的感覺。我來巴黎，但是我回到波蘭」（《基耶斯洛夫斯基談基耶斯洛夫斯基》）。
「藍白紅」三部曲的創作，基耶斯洛夫斯基沿用他長期合作的金牌搭檔——編劇皮耶謝維茨、作曲普萊斯納，這兩人也都是波蘭人。片中從畫面到音樂，無處不在的是波蘭情結和波蘭氣質，《白》還將男主人公設定為波蘭人，他的復仇大業也是在波蘭得以實現。「藍白紅」三部曲可以說是法國的瓶子裝了波蘭的酒，終究還是波蘭味道。
由此看來，以「自由、平等、博愛」命題的主意相當智慧，高舉高打，討巧市場，還可以讓基耶斯洛夫斯基明目張胆地夾帶私貨。而對影片來說，拋開標籤，顏色本身已經足夠有意義，藍、白、紅作為三部影片主色調的創作方法，在電影視聽語言的層面也樹立起範本。
神秘的現實主義
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我總會想到伯格曼，想到那些電影在現實生活的縫隙中鑲嵌的詩和夢境，令人費解的預言。
「藍白紅」三部曲中，《藍》就像一場夢，朱莉在車禍中失去丈夫和女兒，她沉淪於痛苦無法自拔，又得知丈夫還有個情人，並且已懷有身孕。準確地說，《藍》是朱莉如何走出夢魘的歷程。
《白》講述被前妻拋棄的卡洛凈身出戶，回到故鄉白手起家，東山再起，最後通過「詐死」設下圈套，對前妻實施了報復。《白》就像一則寓言故事，可能會有邏輯的小漏洞，但結局終將指向我們期盼的樣子。
《紅》的故事裏瓦倫蒂娜、老法官和奧古斯特看似是平行的關係結構，但溝通的卻是過去、現在和未來，形成了一個複雜多義的預言體系。「藍白紅」三部曲縱然表現方式不同，一以貫之的是對個體在現實生存困境的關注，記錄愛與信任，以及它們的崩塌和重建。
紀錄片導演出身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始終是關照現實的，當他感覺在紀錄片創作中得不到更大的自由，才轉而投向電影。記錄與虛構是糾結他整個創作生涯的問題。紀錄片受拍攝對象的限制很多，他得不到足夠的虛構空間，但電影拍攝時，基耶斯洛夫斯基又習慣於用類似紀錄片拍攝的手法去積累素材。這時，他的自由在剪輯中得以實現，他的高明之處也由此彰顯。
電影剪輯最原始的作用是營造流暢的敘事，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擅長丟失信息，製造理解的溝壑。剪輯時被他故意弄丟的可能是一個你期盼看到的交代畫面，也可能是一段時間，甚至可能是一大段劇情。比如《藍》當中，朱莉回到家裡呆坐着，臉上反覆掠過藍色的反光，但下一個鏡頭偏偏不告訴你光源來自哪裡，她在看什麼。只有聯繫前後劇情，最後才能推斷，反光來自被她憤然揪下的藍色水晶吊燈碎片，那盞燈也曾見證這個家庭往昔的幸福時光。又如《白》的開片，行李傳送帶上巨大的皮箱畫面多次突兀地插入卡洛去法院應訴的劇情中。而隨着劇情的推進才讓你了解到，一文不名的卡洛為了偷渡回波蘭，不得不把自己塞進了一隻皮箱，開片的鏡頭就是對他遭遇的預告，也是全片的轉折點。因為進入這隻皮箱，卡洛的命運即將改變。
這樣的剪輯手法讓故事呈現出亦真亦幻的輕靈，而主人公面對的又是讓人有切身之感的苦難，兩者並不能夠直接對接，需要再加上觀眾的想像力，才能黏合還原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這也就使得影片的現實主義散發著神秘的氣息，成為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的一個標誌。欲語還休的講述，給觀眾的自行讀解留出充足空間，結局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
孤獨的生命復調
如果生命有重來的機會，一些悲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走向斷崖的人生，是否還會有死亡之外的另一種結局？
善於搭建生命的復調結構，是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的另一個特徵，在「藍白紅」三部曲之前他就是這樣實踐的。看過他的《機遇之歌》，就知道《羅拉快跑》的思路不是開天闢地。同一個人，不同的選擇，不同的結果，現實中無法實現的，電影可以暢快想像。這一點在《薇羅妮卡的雙重生命》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
在「藍白紅」三部曲中，《藍》和《白》都是在生死邊界書寫生命的復調。《藍》當中，朱莉在車禍中失去至親，她本以為丟掉往昔生活的回憶就能得救，而漸漸浮出水面的真相讓曾經的幸福淪為朱莉一廂情願的幻想。丈夫的背叛將朱莉的緬懷衝進亂流，沒有出口和方向，她選擇讓舊的自己死去，才能讓一個新的自己存活。
《白》當中的卡洛則相當於「死」了兩次。第一次是他躲在皮箱里偷渡回波蘭，遭遇劫匪，本就一無所有，又差點送命。第二次更加諷刺，功成名就的卡洛為了用遺產誘騙前妻現身，親自謀划了自己的葬禮。報復達成，卡洛這個身份隨之「死去」，「新生」也不過是又一趟孤單的旅程。
而《紅》則是更加複雜的建構，老法官和奧古斯特就像是前世今生的關聯，否則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重疊的巧合？片尾瓦倫蒂娜在船上定格的鏡頭和巨幅廣告照片的重合，預示着新的輪迴，老法官錯過的真愛，在奧古斯特和瓦倫蒂娜之間能否續寫？《紅》的結尾，三部曲的主人公都在海難中獲救，這種聚合是大團圓的暗喻，還是他們又將四散流浪的起點？從不忌諱悲劇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不會輕易許諾一個美滿結局，也許這樣更忠於生活本身。
有觀點認為，宿命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的終極話題，我恰恰認為生命復調的設置，是對宿命論的一種消解，可以理解為無常，但絕不是定數。基耶斯洛夫斯基肯定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因為即使有多重可能，他電影里呈現的仍然是生命的孤獨。
現在回看，《藍》創作時，適逢歐盟成立之初，片中的一條線索，就是朱莉接替丈夫完成《歐洲協奏曲》，如今20多年過去，協奏已有「脫歐」的弦外之音。世相流轉，歷史的聚合裂變總有相似的輪迴，或許再過幾十年，我們又能遇到與《藍》的背景高度相似的歷史切片，那時又會生髮出怎樣的銀幕故事？
以高強度的工作完成「藍白紅」三部曲後，也是在1994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宣布退休。但他還是做不到真正的歸隱，又與編劇皮耶謝維茨着手創作「天堂、地獄、煉獄」三部曲。1996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心臟手術中長眠，終年55歲。
他的墓碑上有一尊雕塑，兩隻手的拇指和食指框成一個長方形，這是導演和攝影拍攝時常用的一個「便攜式」取景框，取景框里有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經構建的電影世界，也框着未完待續的故事。「天堂、地獄、煉獄」三部曲後來由其他導演分別完成，也許最後的三部曲，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留給自己的生命復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