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葛優的《兩隻老虎》都不好笑了, 中國喜劇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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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聆雨子】

近期國產電影市場上最讓人跌眼鏡的意外,莫過於因演員陣容強大而被寄予厚望的喜劇片《兩隻老虎》,公映後口碑一路走低。豆瓣等評論區的留言里,充斥着「尬」、「無聊」、「全程尿點」的負面吐槽,當然,最主要的失望,還是集中在三個字:「不好笑」。

然而在筆者看來,《兩隻老虎》雖然真心不算一部好電影,卻能稱得上一個好樣本、好典型與好案例:它所天然擁有的要素、所努力進行的嘗試、所不慎犯下的錯誤和所註定要走的彎路,無不折射出中國喜劇電影當前遭遇之最大難題,同時,又暗示了某種正在被發現的方向、某種於未來實現突圍破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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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位」與「雙重錯位」

拋開葛優、趙薇、范偉、喬杉、閆妮一眾大神帶來的期待值加成,僅僅從故事起點上看,《兩隻老虎》也擁有一個極其工整、也極其帶感的喜劇設定:

在一場失敗的綁架案里,綁匪和人質發生角色調換,綁匪被人質所指揮,人質被綁匪所伺候。

這叫做什麼?一言以蔽之:錯位。

熟悉春晚語言類節目的觀眾不難理解:「錯位」堪稱中國喜劇幾十年來,玩得最多也最溜的東西。

本不該此人扮演之角色,落於此人身上;本不適此人充當之位置,安於此人頭上;本不足此人擔負之責任,置於此人肩上。於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生活規則瞬間失序、大家心安理得的生活軌跡瞬間斷裂,所有的情節、戲眼、效果和笑點,得以在一個橫截面里即刻爆發。

就以小品領域三代領軍人物為例:陳佩斯的絕活,是賊眉鼠眼演英雄,這就是錯位;趙麗蓉的絕活,是半老太太玩時髦,這也是錯位;趙本山宋丹丹的絕活,是老實農民上電視,這還是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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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兩隻老虎》走得還更遠、更豐厚一些。

當葛優飾演的張成功把喬杉飾演的余凱旋玩得團團轉的時候(也就是「綁匪疲於奔命得像人質、人質說一不二得像綁匪」這場錯位發生的時候),我們卻很容易從劇情里發現,無論張成功端着多少「一切盡在掌握中」的故作輕鬆和指揮若定,他靈魂深處,其實布滿了愧疚、虛弱、孤獨與惶恐,他對余凱旋的驅使,只是在藉助一個空降到跟前的第三方,為那些追悔莫及的過去一一療傷。而在結尾的反轉里我們進一步知道,在被意外綁架之前,他為自己選擇的是死亡。

也就是說,表面是綁架案內部的強弱互逆:劫匪比人質還要慘。內里則是社會地位的強弱互逆:大佬比草根還要慘。

這又叫做什麼?雙重錯位嵌套。

一個能玩出「雙重錯位嵌套」的喜劇,當然應該是非常爐火純青的。

可它為啥還是「不好笑」?

悲劇內核與邏輯對立

很多人在詬病導演的執行力短缺、迷戀廉價而想當然的心靈雞湯、插入非常跳戲的文縐縐的話劇腔、想要的是「荒誕感」(這個詞對於幽默而言,無疑非常高端)結果卻成了「慌亂感」。這些,都有道理。

很多人都指出這電影其實完全靠演員撐着:喬杉和趙薇飲酒的那場戲、葛優與范偉按摩的那場戲(一個被動失去視覺、一個主動失去語言,所有的過去與當下都在手掌和脊背的揉捏里往來着),都精彩且耐得住咂摸。這些,都很容易看見。

然而問題的根子,來自這部電影的另一個面向,更讓人嘆惋或深覺弔詭的是,這「另一個面向」,恰恰是這部電影最讓人欣喜和願意去玩味的地方。

只因為這個面向,不是一個喜劇的面向:

張成功和余凱旋,他們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周身都是截然不同的、最一目了然的直觀標籤:紅酒雪茄高爾夫VS雞排二鍋頭即食麵。他不高興,他沒頭腦,他城府森嚴智謀多端,他傻不愣登熱血中二連比個憋氣都會被前者誘騙。

可他們都屬虎、名字的含義也很相似(「成功」與「凱旋」),某種程度上,他們更近乎各自的一個鏡像、一個第二人格、一個想要擁有卻無法達成的臆想——他想要他那樣的物質財富,他想要他那樣的天真爛漫。

這種內在的彼此相似性和「彼此相慕性」,把他們載離了綁架和被綁架的敵對關係,讓畫面從廢棄建築物里繩圈捆縛的黑色幽默,迅速走向了並肩駕車去踐履夙願。

站在路邊撒尿、躺在空地上話當年、浮在澡堂里赤裸着坦誠相見、下一秒齊齊換上西裝展開新一輪的心照不宣。

「忘了自己是什麼身份了吧?」「是你先忘的。」財富和階層的落差在這裡被消泯了,留下的只有具象的人、具象的人生。

階層的消泯促成了一種反向體驗:在扮演他人中看清了自己,在那個自己最想成為的人身上,看到了跟自己一樣的孤獨和哀傷,在幫那個人治癒哀傷的同時,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和洗禮。

「最好的喜劇,都擁有一個悲劇內核」,我認同這句話。

從上面的分析里也不難發現,《兩隻老虎》的悲劇內核是齊備且深刻的——所以即使苛刻如網友,也基本都在抱怨它笑點不足,並沒有誰把矛頭對準這條悲情主義的暗線。

這條暗線寄予了導演太多的希冀和表達欲,於是,電影對它的重視和投入,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徹底壓過了喜劇的明線。

麻煩在於,當我們不無激賞與感懷地梳理完這個悲劇的面向時,卻只能不情願地承認,它並沒有反哺那個屬於喜劇的面向。

余凱旋太過二次元,張成功又太高不可攀,我們視他們為符號隱喻,感悟生活的無奈,可我們始終沒能實現代入感,在他們的困境里自我發現、自我解嘲。

於是,充當喜劇內核的悲劇,沒有和喜劇完成邏輯自洽,它更近似於一個脫軌於喜劇之外的、單獨存在的東西,它不曾變成一種內驅力、推動出對宿命的暗諷,也不曾變成「含着淚花的笑」——就像許多大師曾經做到的那樣,無論是卓別林、金凱瑞、憨豆先生,還是周星馳。

最終,導演只能強行安插一些生硬的橋段,來完成「逗趣」這件喜劇的份內工作,比如趙薇在片場的那段戲中戲,玩的是極其廉價的「粵語味道普通話」梗,老套而無聊。

最後,《兩隻老虎》與其說是喜劇片,倒不如說,更像一部文藝片。

當下瓶頸與突圍努力

說回到一個更大的話題:中國喜劇電影。

喜劇在當代電影史上的位次,自然是不容低估的。

畢竟,是馮小剛的賀歲片在中影引入進口分賬大片、國內市場迅速被好萊塢所佔據之後,從國產電影最絕望的時刻里完成價值自救,甚至一舉奠定了「春節檔」這個概念。

是寧浩的「瘋狂三部曲」實現了張陳馮之後整整斷裂了一代人的「破億」神話,一舉找到了藝術與大眾之間雙贏的密碼。

《失戀33天》開創了都市題材另一種以小博大的可能。《泰囧》實現了異域敘事,拓寬了華語公路片的想像空間。《驢得水》和《一個勺子》成為引發廣泛討論和觸動現實批判的話題之作。開心麻花出品的每一部中等成本新作都在穩定地實現票房預期。

甚至「搞笑因為常常要自毀形象、所以不善於生產和孵化明星」的習見都被一次次打破,白百合、王麗坤、鄭愷、鄧超、古力娜扎都起自浪漫愛情輕喜劇。

但是今天的中國喜劇,依然面臨著許多瓶頸:

比如,在一個段子密集甚至爆炸的時代里,公眾日漸提升的笑點——馮氏賀歲片的終結已經宣告了,單純靠「京味貧嘴」的語言快感逗樂,在這一撥觀眾跟前根本難以為繼。

比如,你始終無法否認,相比於「一首老歌可以聽一輩子而且越聽越感動」的時間加成,「笑料」永遠是一次性的,它需要源源不斷的生成與補充。

比如,幽默相當依賴文化公約數、也就是特定共同體內相近的文化成長環境和文化解碼能力,而中國超大的地理空間,則製造出了許多天然的文化區隔,東北、京派、海派、粵派喜劇各擅勝場割據一方,都很難超越這個區隔實現流量全覆蓋。

再比如,喜劇原本給人的印象非常依賴於原創,但事實上,國產喜劇電影對於改編的依賴程度、對於兄弟藝術門類的挪用和對於海外IP的移植程度奇高:

如來自小說文本的《杜拉拉升職記》和《失戀33天》,來自舞台劇的《夏洛特煩惱》和《羞羞的鐵拳》,來自電視劇的《咱們結婚吧》,來自網絡綜藝的《煎餅俠》、《縫紉機樂隊》,來自海外經典電影的《我知女人心》、《新娘大作戰》、《我最好朋友的婚禮》……

《西虹市首富》直接購買環球影業1985年電影《釀酒師的百萬橫財》的版權進行本土化改編,《北京遇上西雅圖》直接致敬《西雅圖夜未眠》,《瘋狂的石頭》從一出世就被視作蓋里奇《兩桿大煙槍》與《偷搶拐騙》的改頭換面。

綜上所述,中國喜劇的原創能力還是相對短缺的,這使得整個業界都處於居安思危的焦慮里——當經濟收益不成問題的時候,他們思考的是,一旦中國電影市場進入理性穩定期,三線以下城市和閱片量相對不足的新觀眾被收割完畢之後,如何進行更加細水長流、具備可持續性的價值自證——證明自己既不是低級趣味的屎尿屁,也不是拉長版的相聲小品、抖音快手。

畢竟,中國人愛看喜劇——我們需要歡笑,中國人卻也常常輕視喜劇——笑笑就好,當不得真的。

因此,中國喜劇迫切等待的,是傳遞更細膩更豐富的愛與痛楚的、情感訴求更加多維的、敘事線索更加密集、結構更加考究的故事,是「最好的喜劇,都擁有一個悲劇內核」的高層次高格局的故事。

中國喜劇是世界上最渴望把自己做成文藝片的喜劇。

《兩隻老虎》很顯然,就是奔着這個目標去的。只不過,欲速則不達,或者,想法大於技能。什麼都想要,卻又什麼都沒紮實地要到。還好,「想要」總是「要到」的前提。明白自己想要,就有了努力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兩隻老虎》依然擁有值得鼓勵的心氣,以及姿態。

記住那首余凱旋酷愛朗誦的、普希金的名作: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憂鬱的日子裏須要鎮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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