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記者 永舟
知名的中年學者徐曉宏病逝，出自其妻子陳朗之手的一篇悼文，出乎意料地引發了大範圍的情感共振。
這篇文章顛覆了中國人印象中的大部分悼文，沒有「死者為大」的悲慟情緒，反而整篇平靜徐緩，同時流淌着對死者的追憶、淡淡的哀愁和不甘。陳朗自陳，結婚後，她為了家庭與孩子「疲憊不堪」，看着丈夫在網上「揮斥方遒」，她也曾感到嫉妒和失落，甚至坦言，「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陳朗本身也是一位優秀的學者，她是耶魯大學宗教研究系博士，哈佛大學神學院神學研究碩士，是一位曾與丈夫一樣擁有過學術成就和學術理想的女性。婚後，陳朗主動放棄香港的教職，跟隨丈夫共赴異國他鄉，之後，丈夫生病，她專心照料家庭。
「我曾經也是多麼地熱愛哲學和理論，如果我們不結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賞他的思想和行動？……我曾經跟我的心理醫生說，嫁一個情投意合的人怎麼可能幸福。你們想要的是同一個東西，但是總得有人管孩子、報稅、理財、做飯，於是這就成了一個零和博弈。」
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作者陳朗在提筆寫下這篇文章時，絕沒有半點埋怨婚姻、丈夫與家庭的意圖。她寫的是悼文，不是控訴。其流露出來的真情實感，同時羼雜着愛與恨，理智與柔情，而且它們都是摻溶在極為真切生動的緬懷和痛苦之中的。
讀者清晰感受着一位妻子失去所愛的痛，也感受着她同時作為一個妻子、母親，由於外界種種原因，不得不放棄個人追求的不甘與不解之痛。
一篇行文真摯生動、說理一針見血的推文，受到大面積轉發，且長尾效應愈烈，這隻能說明她打動了人心。
一個女人的抱負與才華在婚姻里漸漸被埋沒，她當然不是後悔與控訴婚姻，但這份勇敢與真誠，已經觸動多數能夠同她感同身受的讀者。
1月20日，陳朗繼上文後又發佈了一篇解釋文章，說明自己並沒有任何抱怨丈夫及婚姻之意。之所以撰文，其一「作為一個女孩子的母親，我要誠實，不想續寫『做你的妻子是我一生榮幸』之類的神話，來讓更多的女孩子誤解婚姻的意義」。
其二，她希望表達的，永遠是「對於結構或制度的怨」，而非對作為丈夫與父親的曉宏。
丈夫是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工作，這種「結構和制度」，在任何社會都有其相似之處。從歷史到現在，陳朗這樣的女性無時無處不在，她們在廚房裡，灶台邊，母嬰室，就是不會在實驗室和課堂里。這是某種長年以來被默認的內部分工，為了家庭穩定，為了功利化的效益最大化，但或許，它並不為了幸福和人本身。
01
被感謝的沉默
在歌頌母親的偉大故事裏，在名人大家站在光輝下振奮人心的演講詞里，我們能找到太多在背後默默付出的，柔軟而強大的女性。
魯迅死後，許廣平在1939年的文集里提及，兩人結婚後，魯迅筆耕不輟，她則負責幫他校對、抄寫，「在瑣碎事務所儘可能地減輕他的精力和時間」。但久而久之，許廣平發現自己不再有正當職業，便提出外出工作，卻遭到魯迅反對：「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兩樣，不能像這樣子。」
於是，許廣平被迫留在家裡，「管理廚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義務副手」。
和陳朗博士一樣，許廣平的情感同樣是愛與怨交織的：「他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做了個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離開家庭，丟下他，獨自個兒走到外面做事。以上是我以前的生活，恐怕像我一樣的人一定不少。」
這些陳述的本意，同樣也不在抱怨和責備。許廣平在那個時代就已經看到了真正的癥結：「問題本身我想還不全在女性，和愛的家庭的丈夫……這是社會構成的病態現象」。
後人在魯迅的文章里，讀到這位頂級大作家為文明風氣、男女平等，為民智與社會進步作出的種種疾呼。對待普遍的結構性的分工問題，他並不是沒有思考。只不過，思慮那些宏大敘事已經耗盡了他的「正當精力」，哪還有太多多餘時間分給家庭瑣碎，兒女情長。
魯迅的價值和地位當然不可能被否定，放在家庭的語境里，一位願意奉獻與輔佐的妻子，也被世人友好地納入大師成就的一部分。
自古至今，不少名流、成功人士，在拿到一定成就後，都會熱淚盈眶地感激自己背後的妻子或父母。他們的思路很簡單：在事業上定然有輔佐我的前輩，在家庭生活上，同樣有輔佐我的後盾。
只不過，關於油鹽柴米那些瑣碎，往往都是女人來做就是了。於是，感激的對象常常都是母親或妻子，甚至是女兒。
婚姻內的分工，往往都是為了家庭結構的穩定。很長一段時間，且在大部分情況下，「男外女內」的傳統模式沒有什麼問題。但現代性語境里，個人獨立思潮下，妻子可能感受到個體價值的闕如，但身為丈夫的那個男性也可能感受到社會世俗要求下的不堪重負。這是一體兩面的。
但如果夫妻二人都在「主外」的領域有所渴望和理想，情況就必然兩樣。這個時候，為了所謂的「家庭穩定」，解決方法往往只能通過一方對自我內心渴求的否認來完成。通常情況下，在社會建構之中，女性都被塑造為更渴望家庭穩定而非個人成就。
「從現在起，我必須和他競爭，互相掣肘，筆尖相碰。我也將無法逃脫他的名聲喧囂，得到些許安寧。即便是在世界遙遠的另一端，他也會是偉大的厄尼斯特·海明威，當然如此。而我一開始將只是他的妻子，若想成為我自己，只能奮力不止。」
這段話出自以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瑪莎·蓋爾霍恩為主角的傳記作品《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與海明威結婚之前，瑪莎是一名優秀的戰地記者，倫敦《每日電訊報》稱她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戰地記者」，新聞界以她的名字命名蓋爾霍恩新聞獎，她的頭像還曾出現在美國郵票上。
西班牙內戰時期，28歲的瑪莎在國際縱隊里認識了海明威，當時，海明威曾望着瑪莎深入戰地的身影感嘆道：「這是我見過最勇敢的女人」。
然而，兩人結婚後，瑪莎的名字逐漸被「海明威的新妻子」代替。海明威也不再期待妻子繼續寫作、報道，而是希望她待在家中操持家務，讓自己專心寫作。為了打壓妻子，海明威還主動提出為《克里爾》周刊做首席戰地報道，擠佔了原本屬於瑪莎的機會。
性格剛毅的瑪莎終於忍無可忍，離開海明威。對此，海明威還曾寫詩譏諷她：「世界上有千千萬萬名叫瑪莎的女僕，她們都那麼樂於服從命令，蓋爾霍恩挺可愛，可惜就是太野心勃勃了。」
這是一個永恆的議題：不論是按照家庭分工，還是按照性彆氣質而論，女性的野心、強勢、自主，是否真的只能成為她們追求愛情的絆腳石？
當愛讓自己痛苦，瑪莎無不痛心地說：「我多希望我不愛你。愛無法解決也無法解答任何事，愛也不是指引我們的明亮燈塔。這些它都做不到。」
02
工作和廚藝對男人同等重要
如今，家庭其實已經不是一個社會的最小單位。理想情況下，只要一個人擁有足夠的勇氣和經濟實力，個人才是最小單位。
如是一來，那些選擇進入婚姻和家庭的個體，尤其是女性，難免在大眾輿論層面背負更多：如果你有理想和抱負，為什麼要選擇進入婚姻呢？
可與自己所愛之人結婚，建立家庭，憑什麼就一定要放棄自己的個人理想與規劃呢？而且放棄的那個，通常是選擇了「妻子」和「母親」身份的女性。
對男性而言，丈夫、父親與「成功人士」三者身份，是可以齊頭並進的，彼此並不矛盾衝突。他是一個有能力為家庭帶來足夠財富、資源和社會地位的人，那麼他同時就是一個好丈夫、好爸爸。
但對女性而言，妻子、母親的職責，與同時追求事業上的成功，是彼此衝突的。她不可能在追求個人理想的同時，成為一個被社會期待的好媽媽、好妻子。
這裏面分別有兩個客觀的和預設的條件。其一，是在以繁衍為必要目的的家庭結構里，女性自然是在生育層面承擔更多時間精力成本的那一個，那麼，用功利主義的利益最大化學說，至少，在妻子孕產的時間內，丈夫理所當然承擔更多社會工作及經濟職能。
第二個預設條件，便是大部分女性都更願意追求小家庭安康的穩定，而非職場、學術等不確定領域的乘風破浪。
這種預設有一定的歷史基礎，各種文明國度都曾經歷一夫多妻、女性靠男性為生的時代，「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結構自然而然被延續了下來。
要找到性別分工反過來的名人示例，既容易，也困難。因為稀缺而困難，也因為稀缺，那為數不多的幾個代表，便脫穎而出，異常顯眼。
比如著名的女大法官茹絲・貝德·金斯伯格與其丈夫馬丁·金斯伯格。從戀愛到婚姻，馬丁都毫無怨言地支持妻子追求法律的高山，即便那是一個女性進入權力階層極其困難的時代。兩人常常在婚後一同研讀皮普斯和狄更斯，還一同考入哈佛法學院，進步始終同頻。
或許是巧合，馬丁對廚藝很感興趣。他在婚後接受採訪時說：「我老婆不會給我任何烹飪方面的建議，我也不給她法律方面的建議，這方法對我們倆很管用。」
這是將「廚藝」放在與其他事務同等尊重的地位，並不將在家做飯視為弱勢者的付出和犧牲，更不會因為自己待在廚房就認為失去了所謂男性尊嚴。
在20世紀50年代，這樣的丈夫也堪稱「新潮」，擁有超越時代的觀念和眼光。正如為茹絲寫傳記的歷史學家迪哈特所說，馬丁「走在了時代尖端」。
但近一個世紀過去，願意全心全意支持妻子事業，且不介意她因此不能成為一個「賢妻良母」的丈夫，竟然也算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稀有品。
如今，流行語境里有個詞語叫「智性戀」，指因為一個人的卓越頭腦，迷戀這個人本身。該詞語形容的主體常常是女性，似乎只有女性才會因為男人的頭腦而愛上他，卻很少有男性因為女性的頭腦而迷戀她。如果兩個人結合的婚姻，必須有一個人對外面的世界不具備野心，那個人通常都是妻子。傳統常說的「郎才女貌」「我負責如花似玉」等說法，莫非如此。
可在歲月的漫長軌道里，美貌是不斷貶值的，只有頭腦與財富會增值，賦予一個人生命的硬度和厚度。
於是，傳統的「男外女內」式婚姻模式終有一天受到威脅和考驗，留在家中的一方感到個體無意義，這不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而是一個並不新鮮的命題。
但癥結絕不在愛情本身，更不在婚姻中具體的丈夫或妻子個人。我們首先承認愛，承認對家庭和親密關係的渴望，然後才能跳出個人視角，看見真正懸在現實層面的凝云：家庭內部的勞動被美化為「犧牲」，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03
看見現實
陳朗博士在第一篇悼文里說，丈夫去世大概一周多以後，她開始重新跑步，「跑着跑着忽然想到，他看不到我畢業了。我這個拿過不少貌似高大上文憑、對畢業典禮鮮有興趣的人，竟然因為這樣一個書獃子氣的理由在操場上痛哭了起來。」
悲慟不僅由於所愛之人的離去，也由於一種已逝不可追的委屈和失望。自己是多麼渴望得到心愛之人的祝福與支持，但短暫的生命和婚姻，剝奪了這一切幸福的可能。
愛情是在彼此情投意合的情況下發生的，是雙方都對世界的同一個切面感興趣，都有着可以互相理解和體恤的目標、理想。
但當兩人關係被婚姻締結，這份靈魂共振漸漸被瑣事替代，愛情何去何從呢？對逝去的丈夫和痛哭的妻子，雙方都是遺憾。
愛有着千般模樣，因為多樣而宏大甚至是偉大。沒有人在親密關係里是完美的，被悼念的徐曉宏被妻子認可是一個「好父親」，陳朗所感受到的愁與堵，並不是丈夫這個具體的愛人帶來的。
陳朗在第二次聲明裡強調，她真正想要表達的，是這份被中斷的幸福背後折射出來的，「對於結構或制度的怨」，「即使如曉宏這樣追求完美人格的人，都留下這麼多痛苦和遺憾，我們所有人（包括男性）作為父權結構的受害者承受了什麼？我們的學術制度是不是不人性？是不是異化？」
獲得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觀察到，過去20年間，她身邊的經濟學女博士比例達到了30%—35%，但她們當中，終身副教授的比例為25%，正教授僅為15%。
其中大多數的女性學者，都會因為生育而離開勞動力市場，而當她們重返市場時，由於照料孩子、家庭等顯而易見的原因，工作時長隨之減少，勞動成果與個人發展也必然受限。
敗下陣來的她們，要麼選擇離開行業，要麼失去了「雄心壯志」，轉去「偏愛」那些清閑、靈活的工作，成為隨時可以回去照顧孩子的母親。
而戈爾丁的最新研究表明，遠程和靈活辦公的增長，可能成為女性進步的希望。進一步說，這也可能成為一份婚姻，一個家庭擁有更融洽狀態的希望。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即便今天存在一個到處演講、發表、參加公共活動的知名女學者，而她背後有一個願意圍着廚房和嬰孩轉的丈夫，公眾對這夫妻雙方的評判，也許都不會太過正面。
哪怕存在一個像馬丁·金斯伯格那樣，發自內心為家庭事務自豪的丈夫，因為通常充滿偏見的社會評價、個人被從小塑造的情感模式和性彆氣質，幸福似乎也會成為難題。
事實證明，哪怕在2024年，這種內在矛盾依然根深蒂固。這裏面並非缺乏個人反思，而是缺乏集體意識。
學術體制與評判標準是否能容納愛情？能否容納一個同樣希望待在實驗室和課堂里的妻子？
如果我們只能接納一種愛情，一種婚姻，也就相當於只能接受一種學術生產，一種創造力和青年人的未來。
文中配圖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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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吳擎
排版 | 風間澈
南風窗新媒體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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