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款好人》：失落的喜劇，無奈的好人

從諷刺轉向

溫情的喜劇底色

2006年，學習繪畫出身的寧浩憑藉低成本犯罪喜劇片《瘋狂的石頭》一舉成名，從影像、敘事、空間、台詞等各個方面為中國喜劇電影帶來了全方位的升級。錯綜複雜的多線敘事、多元混雜的文化拼貼、貼近底層的現實表達，種種具有開創意義的探索不僅讓《瘋狂的石頭》奠定了寧浩自身的喜劇創作風格，也大幅提升了中國類型電影的美學質感。

此後，寧浩又陸續推出《瘋狂的賽車》（2009）《無人區》（2013）《心花路放》（2014）《瘋狂的外星人》等作品，不斷用反叛的心態與嘲諷的口吻來審視中國的社會現實，甚至解構國民的文化心理。

電影《瘋狂的石頭》（2006）劇照。

寧浩曾在接受採訪時說：「從荒誕主義的視角或者後現代的角度去看，人是特別無力和無能的，我從來不相信人定勝天，站在命運面前，人就是蟲子。」這種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寧浩大多數作品的敘事視角與價值表達。

寧浩的作品通常會設置一個規定性情境，讓故事中的人物脫離原有的生活軌道，陷入一種失序、不協調的狀態；而他們越是想努力把控住局面，就愈發在混亂的狀態里難以掙脫。在人物同自我、他人、社會以及周遭一切事物的錯位中，影片的戲劇張力、黑色幽默和現實批判自然地生髮出來，在一種「將錯就錯」的敘事形態中形成巨大的現實穿透力。

從人物與現實世界極不對等的關係出發，《爆款好人》承接了寧浩喜劇電影一以貫之的敘事策略。的士司機張北京想在兒子張小景（吳磊飾）的婚禮上與他的繼父老溫（賈冰飾）爭奪發言權，卻苦於自己「不靠譜」的作風被張小景的母親排擠。滿腔怨氣的張北京在熱鬧的商業街與單身母親李小琴（李雪琴飾）發生爭執，沒承想自己出氣的樣子被路人拍成視頻傳遍網絡，陰差陽錯地變成了網紅「維權哥」。

為了提升自己在家庭的影響力，張北京順勢開啟了替人維權的短視頻博主之路。隨着關注度的上升，張北京越發難以承受互聯網給他帶來的負面影響。眼看生活就要朝着徹底失控的方向駛去，張北京終於以「自黑」的方式告別了「維權哥」的身份，回歸到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繼續開着的士漫遊在熟悉的街頭巷尾。

從突如其來的走紅，到無可奈何的退隱，張北京不僅沒有憑藉網絡流量達成婚禮致辭的目標，反而連兒子的婚禮都沒有出席，這種勞而無功、原地踏步的人物處境恰恰是寧浩表達作者性的獨特方式。

但與前作截然相反的是，《爆款好人》的敘事並沒有落腳在嘲弄生活的意義、凸顯秩序的荒誕上，反而導向了一種溫情主義的表達，即「平平淡淡才是真」這種老生常談的論調。當片尾張北京發現不再有人記得他而欣喜若狂、放聲高呼的時候，《爆款好人》的現實批判與諷刺色彩已然受到了極大的削減。

也許與徐磊的加入有關，在《爆款好人》中，寧浩第一次將家庭倫理題材與喜劇電影類型相結合，並讓張北京的家庭關係構成影片的重要敘事線索。張北京沉溺於互聯網世界不是為了享受名望，而是為了獲得兒子小景與家庭的充分尊重；同樣，瘋狂直播帶貨的李小琴也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希望給兒子小山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

正因如此，不斷強調真情可貴的《爆款好人》才收起了鋒利的筆觸和戲謔的姿態，對人物各種荒唐的行為給予充足的理解。而諸如破壞規則、釋放慾望、底層狂歡等黑色情節更是在這部電影中難以尋覓，取而代之的是人物接納自我並收穫尊重的溫暖結局。

實際上，自畢業作品《星期四，星期三》（2001）開始，寧浩便一直在嘗試打破固有的創作成規，探索不同風格的影像表達。二十餘年來，寧浩擔任導演拍攝過現實主義電影、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諷刺喜劇電影、主旋律電影等多種類型樣式的影片，《爆款好人》從諷刺喜劇向溫情喜劇的轉變，亦可看作寧浩與徐磊根據個人喜好和市場做出的調整。

只不過，在這部電影中，泛濫而不合時宜的溫情不僅常常擾亂影片的敘事節奏、沖淡喜劇性效果，更使影片的基調始終處於前後搖擺的狀態，讓許多嚴肅的價值表達消解於冗長的抒情語段之中。

作為最具國民性的演員之一，葛優及其銀幕形象在中國電影的發展歷程中具備特殊的文化意義。隨着20世紀90年代中國喜劇類影視作品的不斷發展，葛優憑藉其特有的平民氣質和頗具喜感的外形塑造了一系列家喻戶曉的經典角色，一度成為中國電影流行文化、大眾文化的重要符號象徵。

寧浩與徐磊曾直言自己深受京派喜劇的影響，毫無疑問，他們在塑造張北京的過程中也廣泛參考了葛優昔日深入人心的銀幕角色。一方面，張北京的人物形象同《北京你好》《北京好人》里大大咧咧、真實坦率、熱心善良的普通大爺張北京一脈相承；另一方面，張北京的「文化基因」又可以追溯至《頑主》（1988）《大撒把》（1992）《甲方乙方》（1997）《不見不散》（1998）等電影中葛優角色的共同特質，即濃郁的市井氣息、自得其樂的生命活力、自由洒脫的性格特點、偶爾靈光一現的「街頭智慧」。

《北京你好》和《北京好人》的成功關鍵在於主創對張北京的出色塑造，而張北京之所以能為觀眾帶來情感認同，正是因為他是一個缺點鮮明但真實、親和、善良的小人物。

在《北京好人》中，張北京既不想把辛苦攢下的買車錢借給得了癌症的表舅動手術，又擔心表舅被病情耽誤，於是想到冒用醫保卡的計策。真相敗露後，張北京還是克服了內心的糾結，主動為表舅交上了手術費。從為了給親人治病而劍走偏鋒，到捨棄私慾做出犧牲，張北京的「弧光」（即角色的成長軌跡）在人物內心的掙扎與醒悟中悄然完成，故事因此顯得鮮活動人。

從短片走向長片，《爆款好人》若想為觀眾搭建起價值認同的橋樑，不能只突出張北京表層的形象特點，更需要敘事的嚴密支撐。從電影一開始，創作者便極力用零散的情節打造張北京「中老年頑主」的人設：在停車場鬼鬼祟祟地打量別人的豪車、在商業街湊熱鬧被鉤掉假髮、為了維權開著兒童小火車與人偶演員相撞。

意外走紅網絡後，對網紅生態一知半解的張北京又想憑自己的三腳貓功夫成為真正的維權博主。在這一過程中，張北京與網紅身份的不協調既是影片喜劇性內容的主要來源，也是塑造人物「頑主」特質的重要路徑。

但是，為了烘托張北京光明正面的形象，《爆款好人》只在言行舉止這些細枝末節處勾勒其狡黠、直白、天真、散漫等特點，抑或用鬧劇的展現方式讓張北京更加「接地氣」。然而，真正影響張北京做出決定、繼而推動敘事發展的，仍是其愛子心切的心情和想當一個好人的樸素願望。

與老溫的「爭爸賽」固然可以表現出張北京執拗、倔強、好面子的一面，但是影片又反覆渲染其作為一位平凡父親的心酸。而當張北京多次好心辦壞事，遭受網絡暴力，甚至成為「全民公敵」時，他表露出的無力感又與自身洒脫、不羈的一面相互衝突。

這種矛盾性在張北京深陷輿論風波乃至錯過兒子婚禮的情節中達到頂峰：他一邊用抹黑自己的悲壯行徑幫助李小琴賣貨，一邊自覺「給兒子折面了」而忍痛缺席家庭合影。在濃重的傷感音樂中，觀眾只能被迫沉溺於對張北京的同情里。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在其文藝理論著作《詩學》中提出：「喜劇總是模仿比我們今天的人壞的人。」通過表現小人物的性格缺陷和滑稽行為，喜劇可以給觀眾帶來道德上的優越感，從而激發觀眾的笑聲；而通過書寫小人物的成長變化，喜劇又可以為觀眾建立深刻的情感共鳴。

在《爆款好人》里，一心想做好人的張北京在行動中逐漸喪失了小人物的多面性，凸顯其變化軌跡的「弧光」也悄然隱沒於他從一而終的正義感里。事實上，《爆款好人》里沒有一個真正的負面形象，李小琴、奎哥、楊老師、笑哥等人的設定懸浮而粗糙，這讓影片的群像塑造顯得更為扁平。

也許，當混不吝、真性情的頑主闖入風譎雲詭的互聯網世界時，等待這位北京好人的只有失落、無奈與一聲嘆息。

自媒體時代的價值焦慮

「在將來，任何人都可以成為15分鐘的名人。」波普藝術的開創者安迪·沃霍爾著名的「15分鐘定律」早已成為現實。在網絡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人人都可以經營社交賬號、成為視頻博主，任何人都有機會通過互聯網獲取巨大的關注。怎樣與攝像頭和屏幕齊飛的自媒體時代共處，是《爆款好人》向我們提出的問題。

實際上，寧浩在上一部作品《紅毯先生》中已經開始嘗試將短視頻、自媒體、社交平台、網絡公關等互聯網元素嵌入溝通困境的主題表達之中。香港演員劉偉馳總是被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包圍，以至於陷入恐懼、焦慮的狀態。而互聯網的非理性傳播會進一步扭曲劉偉馳的表達，讓他渴望達成的有效溝通變得遙不可及。在深不可測的互聯網面前，演藝巨星劉偉馳和的士司機張北京感受着同樣的困惑。

電影《紅毯先生》（2024）劇照。

《爆款好人》藉由張北京經營短視頻賬號「維權哥」所經歷的一系列風波，集中展現了網紅、直播、帶貨、短視頻等自媒體時代的熱點話題。嘗到流量甜頭的張北京以為自己既能借網絡名利雙收，又能利用影響力幫助他人。

但隨着知名度的躍升，網絡流量的負面效應也席捲而來。在一次幫李小琴賣香皂的直播中，張北京的「人設」遭遇全面崩塌，上一秒他還是眾星捧月的「維權哥」，下一秒就變成了人人喊打的「戲精哥」。張北京逐漸意識到短視頻背後所涉及的網紅經濟、運營機制、流量變現、大眾心態是他完全無法掌控的。本希望藉由網絡擺脫身份焦慮的張北京，又因為網絡陷入了更加嚴重的價值焦慮。

就像電影里mcn（網紅孵化中心）公司大廳擺放的人物雕塑，這個由中國當代藝術家岳敏君創造的緊閉雙眼、咧嘴大笑的詭異形象，既象徵著眾多戴上「面具」進行表演的視頻博主、網絡紅人，又隱喻着手機屏幕背後無數參與網絡狂歡的普通用戶。

儘管《爆款好人》在表現互聯網生態方面相較《紅毯先生》往前探了一步，但影片的許多情節設置又明顯脫離了當下的現實語境。從張北京因為開兒童火車撞人而走紅，到他利用知名度號召群眾抓牛蛙；從張北京反向營銷操縱大眾情緒，到他淡出網絡、被眾人遺忘，這些揭示網絡文化生態的敘事設定過於淺顯和戲劇化，並且全部停留在泛泛而談的呈現層面。

同時，對於受互聯網體系操控的公眾，《爆款好人》的批判也止步於淺嘗輒止的階段；張北京好不容易抓到背後惡意評論他的人，最後卻以自己的道歉草草收場。這種曖昧不清、模稜兩可的態度貫穿全篇，讓人難以清晰感知創作者的價值觀念。

究其原因，還在於《爆款好人》的主創團隊對自媒體時代的文化生態缺乏獨到的見解，他們既沒有找准切入公共議題的角度，也沒有深挖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痛點，最終使影片徹底失去了承載社會情緒的能力。

questmobile（北京貴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移動互聯網商業智能服務商）《2023中國移動互聯網年度報告》顯示，2023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總規模達到12.27億，同年12月，人們在移動互聯網上花費的平均時長高達165.9小時。在人人均有智能手機的今天，網紅、直播、短視頻等元素早已纏繞在人們的生活周圍，僅僅將網絡時代造就的社會景觀與文化符號不加提煉地堆砌在銀幕上，並不能為觀眾帶來新鮮感，更無法提升觀眾對現實的認知。

在影片的後半段，當電影建構的戲劇矛盾無法解決的時候，創作者將敘事重心轉化為張北京與李小琴的個人互助，並順利讓張北京逃出網絡漩渦的裹挾，重獲自我價值感。這種簡單輕巧的處理方式再次遮蔽了複雜的社會現實問題，用想像性的解決給人物美好的承諾。

劉偉馳、張北京與互聯網文化的脫節，恰似寧浩等電影導演與大眾文化和現實社會的疏離。若想炮製出如《瘋狂的石頭》一般的「爆款喜劇」，與其將眼花繚亂的熱點話題搬運到銀幕上，創作者們不如重新找回介入現實的態度、直面問題的膽識以及書寫時代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