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周軼君探訪全球教育的紀錄片《他鄉的童年》播出，讓人們看見考試、補課、升學的單一路徑之外，在世界不同地方教育的多種樣貌。在見證他人成長的同時，許多人重新養育了自己，療愈創傷，反思成長曆程中那些隱藏的問題。
時隔五年，導演、主持人周軼君再次踏上旅程，在更廣闊的世界裏發現教育的可能性。這一季，節目組來到競爭激烈、面向未來的新加坡，以哲學思辨為日常的法國，求真務實的德國，從玩樂中尋找終身興趣的新西蘭，以及近幾年熱門的留學陪讀地點泰國。日前，《他鄉的童年2》上線優酷，正在播出。
走過許多國家，周軼君越來越覺得，教育是一個國家對公民的定義，一種文化對人的理解。在第二季中，透過各國的教育理念，也看見這個國家如何理解人的存在，如何對待自己的歷史。
法國這一集，回答了巴黎奧運會開幕式自由、多元和鬆弛感從何而來。這是一個珍視人的童年階段的國家。從嬰兒階段開始，他們將孩子當成完整的人去尊重，鼓勵孩子獨立思考，勇敢表達自我，注重培養人的思辨精神，儘可能多地體驗生命。在法國的教育理念中，找到自己要走的路，成為你自己，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巴黎的學生擁有雙休日，每周三放半天假。在巴黎教育廳官員看來，讓孩子每天八小時學習語言和數學是不可能的事情：「孩子們必須放鬆地學習。」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法國的失業率逐年增加，2023年為7.4%。
許多觀眾在看新加坡這一集時，會感嘆這裡的教育面貌與中國何其相似，競爭甚至更加激烈。在新加坡，小升初考試的重要性不亞於高考，被稱為「小六」的階段至關重要。新加坡小學每天下午2點放學，大量孩子湧向補習班。補習班張貼的標語是：「我來這裡，不是要成為普通人，而是要成為優秀的人。」新加坡允許家庭體罰，疫情期間的網課讓家長抓狂，「藤條」成為他們的訓兒利器，也為自己解壓。
1965年建國的新加坡，因資源匱乏選擇投資於人，通過考試篩選人才，從小漁村發展成為花園國家。不可否認的是，通過這樣的教育體系，它培養了大批服務於全球資本的高端人才，國家也因此充滿活力，經濟繁榮。
與「怕輸」心態盛行的新加坡不同，以嚴謹著稱、以製造業聞名全球的德國，背後由一種允許犯錯的教育理念支撐。在德國人看來，一個從不犯錯的人是沒有嘗試過的人。與此同時，德國的教育直面現實，在小學階段就開設性教育課程，坦誠而透明。
「所謂教育是一種文化對人的理解，是指文化當中我們如何定義人。是自由、平等和博愛，還是在既定的社會規則中超越其他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很難講是否有絕對的好壞。」在周軼君看來，沒有完美的教育。一位居住在希臘的朋友告訴她，在古希臘人的觀念里，教育就是傷害：「孩子最初是渾然天成的狀態，而教育像一把刀在人的身上留下刻痕。」如何雕刻人、塑造人，取決於社會、學校與家庭的觀念。
《他鄉的童年》第一季播出之後，有父母選擇帶着孩子移居到他們嚮往的教育理想國比如芬蘭。體驗過後卻發現，現實與想像仍有不少落差。除了教育之外，還需要面臨如何適應當地氣候、文化和語言的問題。換一個環境，未必能夠帶來理想的結果，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你所認為正確的理念，也是一種方法。在周軼君看來，有時候看見差異，就是為人父母邁出的第一步。
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家長開始意識到舊的教育方式存在某種問題，也將更多選擇的自由交還給子女，但與此同時，他們仍會被現實的焦慮所裹挾。
周軼君坦言，自己也有很多「忍不住」的時刻，比如在最大限度尊重孩子的選擇自由之後，懊惱自己是否讓步太多，喪失了作為母親的權威。但是，如果給她再來一次的機會，她還是會選擇不去過度掌控孩子的課餘時間：「現在的父母認為自己知道得多，不停地為孩子去操心：上哪個小學、哪個中學，假期要去哪個夏令營，上什麼培訓班。有時候父母別那麼使勁，給孩子一點空間，讓他自己選擇，可能真的會不一樣。」
在德國一所較為偏僻的小學，實行着一種讓學生自主規劃學習進度的教育方法。今天學什麼科目，學到哪裡，全由學生自己決定。當然，這意味着老師也需要盡職盡責，解答學生們提出的各種問題。這種學習方式帶來的一個好處是，孩子普遍擁有較強的自驅力，升至中學後也往往會展現出更強的學習能力。女校長告訴周軼君，很多孩子從出生到長大，每天都在被告知要做什麼：「什麼時候該起床、刷牙、洗臉，他從來沒有為自己做過選擇。」
在周軼君看來，這種教育理念背後藏着一個巨大的秘密：「小孩子最原始的慾望是長大成人。看着周圍的這些大人，他也想主宰事情，想變成大人。但很多時候，我們把這種慾望剝奪了、壓抑了。」
中國家長一直在尋找一種去雜質的生活方式，無法接受孩子偏離既定軌道。周軼君覺得，如果孩子在小的時候能夠長出一種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能力，並且有強烈願望要去實現它，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只要不是壞事，為什麼不讓他去嘗試呢？我們不是要替孩子做選擇，而是可以幫助他們建立思考的過程。」
專訪周軼君：「卷」里有很大的盲目和荒謬
第一財經：新加坡與中國國情差異很大，為什麼在「卷」這件事上如此一致？
周軼君：一方面，新加坡資源匱乏，需要培養大量的精英為國際資本服務，把國家治理好。另一方面，他們有一種心態叫「怕輸」。我們也有這樣的心態，實際上就是相互比較。
在新加坡，學習成績不好未必沒有出路。我們採訪的人工智能研發工程師「小六」考得不好，沒有上過大學，也可以憑藉努力實現夢想。可是家長為什麼還要這麼「卷」呢？
有一個媽媽告訴我，因為所有家長在一開始都覺得自己的小孩是天才，從一開始就不能輸，要和別人去競爭。新加坡的教育局倡導因材施教，認為這種小學階段的競爭帶有盲目性。他們要求孩子下午兩點放學，按照各自的喜好發展特長，結果孩子們全去補課了，這不是教育局的初衷。我想讓大家看到，「卷」這件事情里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荒謬性。
第一財經：你提到，教育沒有絕對的好壞。如果從孩子的視角出發做選擇，我可能會選擇在德國接受教育，而不是新加坡。
周軼君：如果我是你，也會這樣選。之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講郎朗學琴，他的父親當年會說非常狠的話去逼迫他，郎朗成才了。有人問郎朗的老師加里·格拉夫曼如何看待郎朗的學琴經歷，他說，首先得知道郎朗是有天分的，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逼得出來」的孩子。我們也看到，王羽佳沒有被這麼逼過，她也成才了。有時候，這種因果關係不能太看表面。也許郎朗當年沒有被這麼逼迫，也能成才。什麼是最適合他的方式，我們不知道。童年教育說不清楚的地方在於，它沒辦法再來一次。所以我們應該儘力了解孩子的可能性，再選擇走什麼樣的道路。
第一財經：在新加坡這一集里，你提到激烈競爭下成長的孩子可能會將成功歸功於自己，忘了這是與他人協作的結果，這種思維可能會造成哪些影響？
周軼君：新加坡的一位專家認為，人通過「精英主義」的教育體系，會覺得所有東西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賺到大錢、擁有社會地位，都是自己掙來的。如果有人做不到，是他不夠努力、不夠聰明。包括職業分工之間的鄙視，用財富、收入來判斷人。如果你有錢、考名校，那說明你好，這種觀念，掩蓋了這個人真正是誰。
第一財經：在談到德國職業教育時，有一句話叫作「只有分工，沒有貴賤」。但在中國，不少家長目前還是比較難以接受孩子分流到職業學校。
周軼君：這是一個觀念上的問題。過去大家確實形成了一定成見，認為職業學校不太好，風氣不好，學歷低。在德國，職業學校畢業的人收入並不一定比本科生低，有一種說法，一個資深的水管工人掙得不比大學教授低。我們談到教育的時候，除了說學校、教育局應該如何，社會觀念的轉變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加坡教育局很早就倡導不要補課，「小六」考試的積分制度也改變了，比以前更寬鬆，可是所有家長都在傳，越改越要「卷」，社會觀念還是沒有變。德國可以做到，是因為社會觀念認可工種沒有貴賤之分。
社會觀念的改變是一件特別困難、特別緩慢的事情，但並不意味着改變不了。法國是一個最重視童年的國家，生育率在歐盟排名第一。但是我們採訪的一位媽媽，她的祖母，甚至她的媽媽，對孩子也沒有那麼尊重。他們對孩子的尊重來自於法國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的共同努力，可能需要幾代人觀念的改變。
第一財經：近幾年，大家對兒童心理問題、青少年抑鬱的關注度似乎比過去更強烈，這是否意味着社會觀念正在發生轉變。
周軼君：也是因為問題越來越多，需要非常重視。這涉及大家對於成功的定義是什麼，家長能不能接受孩子在成長的道路上走錯一步，比如，哪次沒有考好。紀錄片里我們採訪的小孩，後來「小六」有一科沒有考得那麼好，沒有進入非常理想的學校。他的媽媽也在反思，覺得孩子雖然沒有去到想去的學校，但在新的學校會有不同的經歷和收穫，這對孩子來說不一定是壞事。我們應該學會接受這種計劃外的事。
第一財經：在《他鄉的童年2》線下觀影會，有一位母親提到，她在看紀錄片的時候感覺內心很平靜，一回到現實生活，又會被大量的信息所裹挾，在普遍焦慮的環境中，如何做到不被影響？
周軼君：家長自己也是這麼過來的，我們都是被過去的觀念所塑造的。當你發現別人的孩子都上名校了，你的孩子讀職業學校了，肯定會覺得丟人。除非這個國家非常認可職業學校，也根本沒有所謂「名校」一說，那你可能不會這麼焦慮。我們的確會受到環境、觀念的影響，我們都身在其中，我自己也無法完全擺脫。我們這一代父母已經開始接受教育上的新觀念，和我們的父母輩已經很不一樣了。
如何不被普遍焦慮的環境影響，每個人的答案各不相同。就像我們在新加坡這一集中採訪的媽媽，她希望兒子能夠考出好成績。當事情沒有按照預期發展時，我們該如何應對，是生氣，還是接受？我覺得要有耐心，嘗試去理解。
新加坡的一位補課老師說，她自己在成長過程中，父母沒有讓她補過課。我們不知道她的父母為什麼內心這麼強大，你看她的性格，很快樂。可是在我們剪片的時候，有同事開玩笑說，所以她現在只能當補課老師。這就是外人的判斷了，而不是她自己心中的得失。所以要分清楚什麼是真正的成長，什麼是他人的感受，這是兩件事情。
第一財經：第一季在日本，這一季在德國，都談到了一件事，最好的童年是有選擇的童年，所以你認為給孩子自主權是很重要的？
周軼君：德國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兜底，它不是讓你不去嘗試不犯錯，比如性教育，不是讓你不去實現慾望——不能談戀愛、不能早戀、不能和別人親密接觸，而是底線就是別懷孕。但我們的管理通常是慾望層面的管理，不能去玩、不能戀愛。小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長大成人，如果你掐死了，會對後面許多事情產生影響。
第一財經：你提到，這次在法國、新西蘭，最大的觸動是看到孩子們都很自信，背後的原因是否有相似性？
周軼君：他們小時候長大成人的慾望沒有被拿走，至少沒有拿得那麼乾淨，很小就能自己做主、自己選擇。在新西蘭，拿走一點限制，所謂的限制就是大人的擔憂，而不是真的安全問題。稍微拿走那麼一點，就能長出來自主、創造力。就好像養花，把上面蓋的一層玻璃挪開，它就自己長出來了。
第一財經：反思舊的教育體系的同時，也需思考新的方法如何建立，從家庭、學校、社會的角度，我們可以從紀錄片中得到哪些啟示？
周軼君：教育是一個國家對公民的定義，一種文化對人的理解，家庭教育是父母的三觀，社會教育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教育是如此複雜，我認為家庭教育的影響比學校更大一些。家庭內部如何看待教育非常關鍵，父母可以從自己的角度為孩子做一些加減法。
德國這一集，你可以看到，孩子與孩子之間的推搡都沒什麼事。在中國，很多小學老師花很多精力調解家長矛盾，有時只是同學之間的口角或者擦碰，結果居然會有家長為此在校門口打起來，甚至需要警方介入。這帶來一個更嚴重的後果，為了減少類似事情發生，學校命令學生課間不能出去玩，不準下樓。孩子們沒有自由活動，沒有玩，身心怎麼健康？
新西蘭這一集，你會非常驚訝他們能玩到那種程度，撒野、掛在樹上，但他們不會互相傷害。有一項科學調查發現，孩子玩徹底之後，學校幾乎沒有霸凌事件。霸凌有各種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孩子覺得太無聊了，所以欺負別人。中國孩子的絕大部分問題在於沒有玩好。我們要正視人的慾望和衝動，而不是壓抑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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