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新聲pro，作者 | 王卓
雙雪濤喜歡踢球，和很多80後的北方男生一樣，拎着球鞋、喊聲哥們就加入陌生人的比賽，一來二去地還加入了藍靛廠公園的野球微信群。他習慣活動在中前場，是一個支援前鋒和創造可能的位置。
這需要運動員有很高的球商，既要冷靜穩定地閱讀比賽，又要不懼侵犯地突破向前。
從2011年拿到第一個文學獎開始，雙雪濤在中國嚴肅文學領域已經活躍十三年，也是最受版權市場關注的中生代作家之一。2024年開春，他最新的中短篇小說作品集《不間斷的人》正式出版，也是時隔五年再度推出自己的小說作品。
這本小說集從2019年底開始動筆，雙雪濤稱是一段貫穿疫情始終的寫作。特殊的時間跨度也許會讓讀者產生一種錯覺：雙雪濤似乎很久沒有推出新的文學作品。
客觀而言，《不間斷的人》不是一本寫作速度很慢的作品，包括七篇中短篇小說，拿在手裡有一種厚實感，從字數角度來看，也是雙雪濤幾本小說集里字數最多的。
除了第一本書《平原上的摩西》是比較典型的收納型小說集，雙雪濤對於自己的其他作品集有意識地進行組織。在2023年時，這本小說集已有基本框架和出版基礎，但雙雪濤還是決定要寫完《爆炸》再交付，「中篇和短篇的大概比例、處理的主題、題材的面向……當我按照我的想法完成以後，我覺得才可以出版。」
相比三天時間寫完《刺殺小說家》時期的不甘與激情，雙雪濤現在的寫作節奏變得耐心許多，他願意慢慢等待或者尋找。反之也意味着需要一個自我喊停的時刻。他是一個乾脆的東北人，當一部小說隔一段時間回頭看，可改動範圍很小的時候，也就是可以交付出版的時候。
對於既有作品的再度修正與創作，往往需要一個新的外力環境。
《紐約客》在2023年以英文形式發佈了雙雪濤2019年的小說《心臟》，這本歷史悠久的文化生活雜誌有着高質量的寫作團隊和嚴謹獨特的編輯制度，《心臟》在發佈前也經過小幅度調整。《爆炸》這篇小說也處於類似原因的修改調整中。雙雪濤認為美國編輯提出的寫作意見，反映出另一個文化體里的讀者感受。
真正巨大的創作外力是雙雪濤如何與一個快速發育的中國影視工業體系實現交互。過去一段時間裏，他多次出現在影視作品的主創序列里，不只是基於自己過往作品的改編，還多了劇本創作和監製工作，「電影項目和劇的項目都在進行」。
最新的幾篇小說有不少或前衛、與現實聯繫緊密的的元素類型，比如同名中篇《不間斷的人》，寫到人工智能，兩位仿生人因為夢境產生了人類的情感，來到人類世界尋找龍骨；《刺客愛人》的多線索緊密咬合的敘事結構、人物間濃烈的愛恨和無可奈何的宿命感，讓人聯想起《平原上的摩西》；適前提到的《爆炸》，涉及網絡暴力……
東北經驗已經退回成故事的背景或人物需要返回的故鄉，更多的科幻與都市經驗加入進來，有豆瓣網友以「都市科幻克蘇魯」來形容這部小說集的風格。儘管如此，讀者還是能感受到熟悉的刺激的情節、強大的畫面感，還能在文章結尾處繼續讀到驟然降臨的殺戮與死亡。
這一切難免讓人追問：新的作品是否是為了未來的影視改編在做準備？在豆瓣關於《不間斷的人》的評論區，也可以看到相應的言論。
雙雪濤倒是沒有把小說創作和影視改編建立強關聯，「我們也不宜把電影想的這麼簡單」，他自己認為新書中絕大部分小說都很難做影視改編。
2014年搬到北京之後，他交了很多影視界的朋友，一起討論創新路徑與困境，也受到他們的感染。「他們永遠在尋找能夠激動自己的東西，然後用一個非常堅定的自我把這個做起來。」
從少年時代開始，雙雪濤就感到電影的魅力，或者說展現出對好故事的熱愛，他寫影評甚至早於寫小說。即使在今天，如果雙雪濤打開電視正好趕上在播《教父》，不知道看過多少遍，他還是會停下遙控器繼續看下去。他告訴我們，「我喜歡反覆看那些好萊塢黃金年代的電影，經典被時間驗證過，讓人對電影有信心」。
無論是電影和劇集，雙雪濤都保持着積极參与的興趣，也將影視工作看作文學創作的補給和延長線。
2024年初，雙雪濤和刁亦男有過一次深入的對話，關於電影與文學之間頻繁的互動關係，以及類型小說的價值和創新。從時間順序上，電影受到小說文學的影響是根源性的，當電影呈現出獨特藝術創新和原創故事能力之後，小說寫作受到電影類型表達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雙雪濤和雷佳音在2021年的一期播客中也把兩個藝術形式的關係比喻成「本就應該是兄弟」。
作為一個小說家，參與影視工作的起點通常是對自己作品所做的相關改編。雙雪濤保持專業而積極的態度，既不是一位靜態的版權出售者，需要雙方對「好作品」有相似的追求精神，也能在具體改編和製作中保持着應有的職業邊界感。「不是合同一簽就全都完事，也不能惦記和痴迷着自己的風格，改編一定要先將小說打碎。」
最好的方式也許是，一位作者將自己作品交給另一位作者再創作。
路陽是最早改編雙雪濤小說的電影導演之一，他看中的是《刺殺小說家》里所體現的人物狀態。路陽在2021年1月接受我們訪談時說，「我和雪濤在同樣的時刻經歷了同樣的煎熬，我們之間有某種頻道相通。雪濤認為堅持創作是自己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小說里都是這樣的氣息，深深地震動了我。說實話，我在其中看到我自己。」
創作者往往會經歷一個或長或短的煎熬期，是一種職業早起的養分儲備，也是一代創作者的共同回憶。2013年，雙雪濤辭掉銀行的工作，希望能夠依靠小說寫作維持生活，卻長期苦於沒有發表的機會。路陽在那個時候也處於自我懷疑期，雖然有了一些導演經歷，但不斷被人勸說放棄古裝動作片，甚至放棄電影導演的夢想。
從改編技術層面來看，小說《刺殺小說家》是路陽心中理想電影故事的起點，敘事類型清晰，人物、情感和空間等關鍵因素完整齊備，已經構成一種強大的畫面感。
路陽的改編風格更加外化和強烈。從形式上，對這部兩萬字的短篇小說進行高度擴充和外化，升級成國產幻想電影的系列大製作，在美學上也強化《綉春刀》體現的風格，北魏、唐朝、東南亞、日本、印度等美學元素被包括，建立一種感受意義上的中國的審美。
與此同時，路陽將自己對雙雪濤小說的個人感受轉化成一種十分具體和微觀的普通人視角，即個人對自己生活環境和世界的一種感受。「當我想要了解我自己，想知道我的極限在哪裡，可能會帶有某種關於靈魂的思考的意願。」這是路陽一直堅持的普通人情感，也是雙雪濤這部小說的感染力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強烈的形式美學和細膩的普通人情感一直是路陽電影中商業性與作者性的結合。
張大磊是劇版《平原上的摩西》的導演，也是一位有着自己創作方式的青年電影導演。面對「東北文藝復興」的代表作，他延續一貫的「故鄉散文」風格，從原著抽離時代特徵和氛圍，將故事發生地從雙雪濤家鄉瀋陽轉移至自己家鄉呼和浩特，把小說的故事變成身邊的人與事，重建空間和還原時代，最終完成作者性的構建。
在2023年2月接受我們訪談時，張大磊說，「小說是雪濤親生的，但他恰恰可以置身事外，能以不同的視角面對這些人。我自己站在時光的角度去看待，有極強的自我代入感。片子呈現出的調性可能跟讀小說時不一樣，是另一個作者把自己放進去。」
雙雪濤在幾次公開發言中都對劇版《平原上的摩西》表示認可，特別是轉換故事發生地的方式，「很高級」。在這個項目的具體工作里，兩個作者的交流更多是理念和初心，張大磊發來一條條微信語音後，雙雪濤再通過微信分享自己的看法來回應。
張大磊的作者性改造，在客觀上打通了雙雪濤作品中超越東北特性的普遍價值。香港大學文學院博士候選人蘇鑫稱之為「北方」的重組與重述，地理空間的騰挪放大重建了北方土地在20世紀90年代歷史裏的共同體意味。
劇版《平原上的摩西》
這也是雙雪濤及其小說作品的可塑造性和產業價值的基礎。「我的很多小說都是我的某種精神世界的反映，它用的素材是人們熟悉的東西，是一種建築的搭法。」
東北敘事中的熟悉感屬於那個時代的城市變遷以及生活其中的受到傷害的普通人，「是一代中國人的經歷和回憶」，雙雪濤在此之上體現的關懷與思考具有當下意義。特別是當人們關於未來的判斷再度充滿不確定性時，那些作品中的底層精神就不再只屬於過去的東北，而更像是一種隱喻和先聲。
雖然《刺殺小說家》並不是一個公共時代的故事，但路陽也有着同代人之間的身份認同，他曾經熱烈地說道，「雙雪濤是我們這一撥人的繆斯，我們終於找到了屬於我們的文學來源。我們是同一個時代的人，有完全一樣的成長年代經歷，我們看待好多東西的角度和方法是很接近的。」
例如，在談到新書里有關網絡暴力的情節時，雙雪濤展現的也是一種持續思考：從他之前作品中的硬暴力行為延續而來，他發現只會由於限制措施的強化和發生環境的變化而出現不同暴力。「這是一種新的現象，在現在的網絡世界裏，暴力形式正在發生很多變化，但絕對沒有減少或者減輕。」
在雙雪濤最初找到自己小說語法的過程中，「暴力」發揮了一定作用。他在寫作《平原上的摩西》時意識到，小說中的犯罪不是電影中的那麼直接，更像是罪或罪行，具有象徵意義，自己也許可以試着從這個方面把小說寫出來。
此類寫作經驗與影視類型邏輯再次相通。
雙雪濤表示在2014年受到刁亦男導演作品《白日焰火》的啟發和影響，這部拿到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電影，也在內地電影市場拿到超過億元的票房成績，被很多影迷視為近十餘年來作者性與商業性結合最好的國產電影。
在2022年的一次公開對話中，雙雪濤如此說道，他當時正處於艱難寫作的過程里，回頭看也是他最後的苦熬時光，「《白日焰火》讓我發現內心的某種東西，好的創作會引領你，知道你內心的慾望，我之前一直沒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和容器。」
刁亦男也被雙雪濤的作品所打動，「除了有通俗情節的鋪排，他還有充滿尖利與柔軟並存的東西，他找到他的文體，這是他的小說與眾不同的地方。我感覺是遇到同道中人。」
在之後的歲月里，他們一直是工作的夥伴和生活的朋友。2015年，雙雪濤以藝術總監的身份加入到電影《平原上的摩西》的開發工作里，由刁亦男擔任監製、張驥擔任導演。在此後的九年中，雙雪濤經歷了一個電影項目的方方面面，「讀了一本關於中國電影的百科全書」。
雙雪濤說，「刁老師在電影層面是我的老師，他經常會推薦一些電影讓我回去看。這幾年我看了很多喜歡的導演或者藝術電影，都是因為這些優秀的電影人推薦和引導我去看的，我對電影的認識跟以前就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得到很多享受和樂趣，帶給了我特別好的東西。」
根據公開資料便可知這部電影的坎坷。因為突然爆發的疫情和隨之而來的嚴格防控，原計劃的開機時間不得不推遲，趕在2020年5月底在吉林殺青，曾經宣布定檔於2021年12月24日，又經歷了修改、改檔和換名。至今，這部已經改名為《平原上的火焰》的電影依舊處於等待之中。
現在還無法展開講述《平原上的火焰》背後的故事，雙雪濤只能告訴我們創作的決心和原則的重要。「大家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創作上。因為你也知道，電影有很多其他做法，我很幸運地參與了最為貼近創作的電影做法。」在等待上映的過程中，壓力變得無處不在，會讓人猶豫和動搖。
雙雪濤說他們幾個人一直不斷地彼此明確，什麼是一個好內容。大家挽手站在一起，互相打氣，再等一下。
這段至今未完的經歷讓雙雪濤對於影視工作有了直接的實感和豐富的經驗，也有了被他稱之為「朋友們」的合作夥伴。小說家參與影視創作的方式和身份變得多樣。
電影《鸚鵡殺》的導演麻贏心在2023年9月接受我們訪談時說，雙雪濤在收到她發來的最初劇本後，坐在足球場邊和她通了一個長長的電話，直到比賽結束也沒能打完。他們沒有交流太多劇本細節，而是雙雪濤在判斷這位尚無長片製作經驗的女生，是否有能力成為自己劇本的導演。
雙雪濤相中的是一種獨特的戲劇性：以情感作為詐騙工具是極為殘忍的暴力方式。這個故事原點不僅使得電影劇本具有文學感，也決定它的某種不同。在他看來，過往的騙術類電影多將注意力放在騙子的高明與精密，而《鸚鵡殺》的關注點在於女性受害者的反擊，既繼承騙術類電影的類型方式，同時具有視角轉變所帶來的顛覆性。
為了能夠讓這部作品推進下去，雙雪濤拉來合作過《平原上的焰火》的頓河擔任製片人，自己出任監製。在疫情管控極為嚴格的2022年，在西班牙的麻贏心和在北京的雙雪濤、頓河通過電話會議將項目推向了實踐。影片在上映之後遇到輿論和票房壓力，雙雪濤給麻贏心發過一條信息：有特點的電影也一定充滿遺憾。
電影《鸚鵡殺》
這是他的相信。在雙雪濤參與度較深的影視項目里，他在意的是如何與創作同行者們一起追求某種「特點」。
對於消費者觀影理念和投資方風險偏好能否出現好轉，雙雪濤的判斷結果是悲觀的，但是他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和我的朋友們盡量做我們喜歡的，能打開多少可能就打開多少，能影響多少人就去影響。」
這是一位小說家介入到影視產業鏈後特有的作用。小說創作的商業特點是低成本和作家負責，也使得小說家風險感較弱。雙雪濤說，「寫小說的初衷是我在裏面能夠獲得一種有限的自由，如果我妄自揣測讀者的心意，把這份自由丟掉了，那就不是我剛開始寫作時的心態。」
在中國電影消費者日漸傾向於去大銀幕上尋找「自我投射」的時代癥候里，雙雪濤堅信電影工作者應該邀請觀眾多去面對一個他們之前並不熟悉的話題，而不應是不斷提供舒適和安全的內容。不誇張地說，這樣的趨勢很可能將摧毀中國電影本不肥沃的土壤。「觀眾在你沒創作出好的內容之前，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喜歡。」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影創作領域正在出現一個新的代際。我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文娛產業有自己的進化方式和模型。基於共同的內容審美和創作追求，「有限經驗，充分分享」，形成一個個創作群體。
郭帆、路陽和饒曉志三位導演是其中的典型。他們個人和公司之間形成親密的支持系統，帶動彼此的各種資源進入這個系統，實質性參與彼此的項目，一起實現共同成長。
雙雪濤也存在於這個網絡系統之中，甚至圍繞他的文學作品也在組成一個子系統。
除了文章上述所提到的夥伴和作品，這個子系統還在不斷地生長和延伸。例如，出演了劇版《平原上的摩西》的董子健，將雙雪濤另一篇小說《我的朋友安德烈》作為自己新的電影導演作品，《平原上的火焰》主演劉昊然也會再次擔任男主角。
演員雷佳音和歌手董寶石，都是雙雪濤的同代東北老鄉，對於小說的語言和故事，有着親身的同感，分別出演過《刺殺小說家》和《平原上的摩西》。
在生活之中他們保持着密切的友誼，也分享着彼此的創作理念。雷佳音會在私人聚會裡一次次給大家講起雙雪濤小說《寬吻》里的故事，而參演雙雪濤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是他的個人沉醉和東北認同。
如果把這個子系統視為一個球隊陣容，小說家就是那個奔跑在中前場的人，在反擊中是創造力支點，在防守中是第一道防線。
雙雪濤在《不間斷的人》寄語簽章本的扉頁寫着，「最大的樂趣是朝向未知邁進」。也是我們對他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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