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由金宇澄小說《繁花》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將在央視八套黃金檔和騰訊視頻播出。
這部由王家衛執導的首部電視劇，可謂萬眾矚目，無論是讀者還是觀眾，期待值皆已拉滿：當一部斬獲諸多大獎的文學作品，遇到極具文學性的導演，會擦出怎樣的火花？
儘管尚未播出，《繁花》的熱度已不低於現象級熱劇《人世間》。從《繁花》《人世間》到《三體》《平原上的摩西》，再到《月光武士》《河邊的錯誤》，近年來，純文學影視改編迎來爆發，湧現出大量叫好又叫座的影視作品。
文學作品歷來是影視素材的營養之源，名著改編也早已不是新鮮話題。在《繁花》這場文學與影視的雙向奔赴中，導演起着怎樣的作用，為何作者金宇澄認定只有王家衛可以拍好《繁花》？
純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該如何保留原著精神的同時走出文學？此次備受關注的方言，在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中的呈現又有何不同？
這些話題從開播前就已經在坊間熱議。
「只有他能拍好《繁花》」
2012年，金宇澄的《繁花》一出版就被譽為「最好的上海小說之一」和「最好的城市小說之一」，一舉拿下當年國內多個文學獎項，於2015年斬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過去10年間，小說《繁花》是海派文學最鮮明的標識之一，成為人們理解和挖掘上海城市文化的「一眼水井」。上海的風韻在金宇澄的筆下漾開，這座城市裡林林總總的味道和聲響，曾在少年金宇澄的腦子裡，沉澱發酵，最後變成了小說，最終又藉由文字和影像，參與到無數讀者對上海韻味的重構中去。
劇版《繁花》，是文學和影視的水乳交融之作，如果說文學的留白可以交給影像來演繹，那麼王家衛故鄉記憶的空白，則好似註定只能交給《繁花》來補白——當年文學作品《繁花》一經問世，王家衛便對書中的上海一見如故。
王家衛出生在上海，1963年離開上海來到香港。王家衛說：「對我來說這一段時間是空白的，而這部小說給我補白了那個時期我們上海家族發生的事，我在上海的表哥、姐姐們都可以在書中看到一些線索。」
王家衛在小說真正大火之前就買下了改編版權，而在《繁花》版權的競逐中，王家衛方面並不是出價最高的，但金宇澄仍然將小說的改編權交給了他。他們關於上海的審美和理解都是相通的，金宇澄在小說開篇便點到了王家衛《阿飛正傳》的結尾場景，《繁花》一書，金宇澄曾考慮用《上海阿寶》作為書名，這也是來自王家衛的電影《阿飛正傳》。
小說中刻畫出了生活的荒誕和不可預測性，其中各色人物的生存境遇是荒涼、失落和無常的，而這也正是上世紀90年代上海的縮影，聲色犬馬，人間煙火，時空交替......
種種意象，和王家衛的藝術風格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這其實也正是王家衛導演一直都在追逐、都在描述的「感覺」。這來自家鄉根繫上海的「東毒」，只有《繁花》方可化解。金宇澄說：「只有他能拍好《繁花》。」
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文藝評論（暨南大學）基地副主任鄭煥釗表示，王家衛是一個極具個人風格的導演，創作了《花樣年華》《重慶森林》《2046》等知名度極高的極具標識性的城市電影，以迷離、破碎的影像，獨特的懷舊時間感，來表達城市空間的虛無和孤獨。在大眾的眼中，王家衛的電影更成為文藝電影和小資電影的代言。
「而《繁花》，一部以上海記憶為中心的電影，因為上海作為中國都市現代性的典型代表所具有的現代氣息、方言與記憶所營造的獨特的審美空間，及其古典通俗文學的筆致韻味，在大眾的想像中，都與王家衛的電影風格具有某種美學的關聯性。」鄭煥釗說，上海的都市審美懷舊氣息可以說成為王家衛電影風格與《繁花》之間的美學關聯，這一點成為人們對王家衛鏡頭中的《繁花》的期待。
同時他也強調，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影視作品的繁榮，一定是建立在豐富的優質文學作品資源的基礎之上。但優質的文學作品的供給，並不必然產生優秀的導演。
「因為好的故事只是創作的起點，導演對鏡頭的運用、場面的調度和剪輯的操控，是產生好的影視作品的關鍵。世界電影史上，像王家衛這樣的作者風格明顯的導演，對文學作品的運用恰恰是最自由的，他們更強調自身的藝術直覺。」
用方言保留原著本身的語言魅力
小說《繁花》中的方言，原本是不少讀者進入文本的障礙，卻成了吸引王家衛的關鍵。
《繁花》的影視劇改編計劃剛剛啟動時，王家衛就明確表示：「語言對這本書來說是一個文本和表達方法，這本書的台詞如果都變成普通話，就好像老舍《茶館》的京白變成普通話，所以我會盡量保存原著本身的語言魅力。」
在後續演員選角和表演語言上都體現了這點。劇版《繁花》的演員班子幾乎都是會上海方言的演員，男主角胡歌便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馬伊琍、唐嫣、辛芷蕾、游本昌等演員都在預告片中展現出了地道的上海方言。
《繁花》第一遍拍攝，演員也基本都是用滬語表演。有豆瓣影評表示：「拍上海風貌當然少不了吳儂軟語，那些腔調、字義里自帶濃厚的地域特色，也沉澱了不少老上海的歷史和文化。滬語版《繁花》一方面有種古典感，賦予劇中上海濃厚的地域氛圍，另一方面也多了份真實感。按唐嫣的話來說就是這次『不像在演戲』，言外之意——倒像是在展現真實的生活狀態。《繁花》中方言的作用，亦如此。」
在鄭煥釗看來，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具體表現，是塑造地域風情與人物性格的重要藝術手段，是藝術地方感的最直接感受方式。
「文學作品通過文字細節的打磨和刻畫，以及文字本身的抽象，更容易喚起某種文化異質性的聯想，但也因為文字的抽象而帶來閱讀的障礙。《繁花》儘管已獲得茅盾文學獎，但不少專業文學評論家都因為其方言書寫及其較為碎片的風格而沒有閱讀完，更別提普通讀者。」
此次劇版《繁花》也特意發佈了普通話和上海話兩個版本，滬語版將文字所不能言盡的那種上海風韻生動形象地演繹出來。
近年來，很多作家在寫作時刻意保留方言，在粵語地區尤為明顯，包括林白的《北流》、林棹的《潮汐圖》等，以《繁花》為代表的影視改編或將有利於更好地影響方言創作的趨向。
是「新生」而非「復刻」
文學和影視劇，兩種截然不同的敘述方式，當靜態的文字被轉換成動態的視聽影像的時候，在鏡頭下文學作品便完成了新生。好的文字能刻畫人，而好的電影則能將人鮮活地呈現出來。
不少原著書迷執着於劇版《繁花》情節和原著情節的重合度，然而實際上忠於價值建構比忠於故事情節更重要。情節是核心內容敘述傳達的載體，而在文字和影像的切換之間必然存在着適應性的改編和呈現側重點上的差異。
金宇澄也曾表示：「看電影，也就是全面脫離書本的一種體驗，文字的作用和聲光電的效果，從來就那麼不一樣，因此以小說來判斷電影，或以電影來定位小說，是過於簡單的方法吧。」
有影迷還在爭論劇版《繁花》是王家衛的《繁花》，還是金宇澄的《繁花》，從對核心價值的呈現和傳達方面來講，劇版《繁花》不是兩位的《繁花》，而是所有共享90年代老上海記憶的那一代人的《繁花》。
即使王家衛的劇版《繁花》與小說《繁花》漸行漸遠，也不一定見得是壞事。或許，《繁花》會在王家衛鏡頭下實現「新生」，而非「復刻」，這或許也是金宇澄選擇將改編權交給王家衛時所最希望看到的。
文學與影視劇不僅相互成就、相得益彰，而且能夠形成互相補充的水乳交融的關係，加深文學與戲劇影視之間的紐帶聯繫。推動更多如《繁花》這般雙向奔赴、雙向賦能的純文學創作影視劇改編，不僅是當下興起的熱潮，也是當下重要的文化實踐課題。
作家馮驥才在最近的採訪中也提到，影視劇本身就是一個通俗大眾的文藝形式，如果影視劇能多從純文學進行改編，對於純文學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資源。純文學畢竟深刻，通過影視劇幫助大眾了解，也可以讓大眾向純文學靠近。
在鄭煥釗看來，與通俗文學在敘事上的通俗故事講法和世情題材的吸引力不同，純文學在藝術上的某種超越性或批判性的追求，使其故事講述上更偏於晦澀和文字的打磨，更注重情感性和思想性的傳遞，這在一定程度上給影視改編帶來了難度，但也為影視化提供更為廣闊的創作空間。
對於近年來的純文學影視改編熱潮，鄭煥釗表示，純文學的影視改編，向來是影視改編的主要類型。「只不過近年來，由於以粉絲經濟為基礎的網絡文學的影響的逐漸擴大，網絡文學ip在影視改編中佔據較大的比例。隨着網絡文學ip的失靈，純文學改編重歸常態。」
在當下的中國影視產業中，由於原創編劇環節的結構性薄弱，導致中國影視產業對文學的依賴性更加突出。在當下大眾閱讀網文趣味化的趨勢下，影視製作機構更需要發掘更多純文學領域的新作品，使文學與影視以更加多元而豐富的方式產生互動。
因此面對純文學影視劇改編的熱潮，最大的願景或許是希望能夠從作家和導演的雙向奔赴、文學和影視的雙向奔赴，推動到大眾和文學之間的雙向奔赴，文學作品最終還是要回歸文學本身。
文學的留白交給影像，王家衛的留白交給《繁花》。
文｜記者 孫磊 實習生 何文濤
圖｜《繁花》官方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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