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電影七十年: 《五朵金花》從光影舞蹈, 到舞台上的電影

電影《五朵金花》與原生態歌舞集《雲南映象》,已經成為雲南民族文化的一個符號。前者在上世紀50年代末大躍進時代塑造了一個唯美的少數民族民間新故事,後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將民族文化遺產搬到了大眾消費的廣場。對於少數民族文化元素不同形式的利用與發揚,折射了其命運與中國時代轉型糾葛纏繞的深刻印記。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10周年,作為國家體制的喉舌,從年初開始各個電影廠就開始攝製獻禮片。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十分注重這些為國慶趕出來的作品,當他看了《鋼鐵世家》《萬紫千紅總是春》等影片後,對其中存在的口號先行、機械僵硬、缺少輕鬆愉快的狀況頗為不滿。

他提議拍一部反映雲南大理少數民族生活的喜劇片,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推薦了趙繼康、王公浦夫婦來編劇本。因為這兩位劇作家曾經去過大理,當時人也正在雲南。

1959年4月,兩位劇作家接受了任務,只用了一周時間就編出了故事大綱。據說他們最初設計了12個女主角,片名叫「十二朵金花」,後來改成「七朵金花」,最後又改成「五朵金花」。金花是大理白族女性常用的名字,五朵金花就是五位白族姑娘。

這部名叫《五朵金花》電影出品後,轟動一時,曾在46個國家上映,創下當時中國電影在國外發行的紀錄。

1960年,在埃及開羅舉行的第二屆亞非電影節上,《五朵金花》一舉奪得最佳導演銀鷹獎,最佳女主角銀鷹獎,直到2000年的全國「百年最佳影片」評選活動中,它還被評為10大影片之冠。《五朵金花》的故事幾乎已經家喻戶曉。

《五朵金花》是部輕鬆詼諧、淳真質樸的輕喜劇,自始至終都洋溢着一種健康昂揚的情緒,展現了那個時代的民眾精神風貌,那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社會主義新人的情緒。

此前不久的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1958年鋼的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並決定在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開始。《五朵金花》的拍攝正處在全國「大躍進」的高潮之時。

影片上映後,立即在觀眾中引起強烈的反響,並由此掀起一股學金花熱。金花一下子成為模範的代名詞和榮譽的象徵,雲南大理也藉此開展了「千朵金花、」「萬朵金花」的生產競賽活動。

大躍進很快就被證明是個政策失誤,不過《五朵金花》卻流傳了下來,這不能不說是藝術本身的生命力。

它吸納了少數民族的民間藝術形式,並將之改造為具有新革命主義和新浪漫主義色彩的新少數民族愛情故事。隔了半個世紀多的光陰,回頭再看《五朵金花》,它的時代背景已經淡出,留下的更多是藝術探索上的啟示。

如果說《五朵金花》打造了象徵性的文化符號,意在展示「超英趕美」時代欣欣向榮的民族風貌;同樣徵用了雲南各民族文化符號的《雲南映象》,則直接成就了一個在消費時代的文化產業模式。

2002年春天,憑藉《孔雀公主》《雀之靈》《兩棵樹》等作品,已經功成名就、被稱為「舞王」的楊麗萍面臨著人生的一個轉折。這個時候,她已經44歲,準備退出舞台了。如果真的如此,那她不過是個著名的天才舞者,而雲南將少了一個傳播本土民族文化的優秀推手。

楊麗萍同《雲南映象》可以說是相互成就,她讓那些散落于山寨田頭的原生歌舞重獲生命,而後者則使她的事業再一次風生水起。

此後的《藏謎》《雲南的響聲》已經足以使這個從小並沒有受過正規舞蹈訓練、13歲就進歌舞團的白族女子,不僅載入中國藝術史當中,而且成為探索少數民族民間文化當代傳承新思路的引領者之一。

在開始新的嘗試時,遭遇了一些坎坷。楊麗萍當時為籌措資金,在最初合作者撤資的情況下,賣掉了雲南大理的房子,還拍了一條電器的廣告。除了原先的積累,她多次深入雲南各民族地區,對民間歌舞進行搜捜集整理。

據說在參加上海的彙報演出時,連路費都是借來的,好在最終《雲南映象》取得了轟動性的成功。

「原生態」顯然是《雲南映象》的賣點。所有服裝是民間的現實原型,62面鼓、120個面具、牛頭、瑪尼石、轉經筒等全是真的,70%的演員都是雲南的少數民族。

不過,如果它要真的能夠在市場中存活,這些顯然還不夠:它不僅要具有傳統之美,更要將現代之力融入。正是這樣,將一個另類而新穎、傳統又現代的雲南民族風情浮現在觀者眼前。

《雲南映象》攝取了盡量多的民族民間文化元素,並將其熔鑄於一爐。所有這些民間藝術在一起構成了一個「百衲衣」,《雲南映象》是所有的雲南少數民族文化,但是又不是其中任何一個,所有的碎片結合在一起形成的是寫意化的「映象」。

一直以來,對於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都存在許多爭議。如今我們已然明了,任何「原生態」、「本真性」的少數民族文化其實都是本質主義思維下一廂情願的幻想。

傳統從來都是在現實中流動不已、變幻不定的,每一代人對於傳統的改造、重構、刷新構成了傳統巨大而頑強的生命力。在「家園」一場中,成雙成對的男女,模仿鴿子啄食、蝦螞扭腰、蜻蜓點水、鷺鷥追魚…。

姑娘喊:「爬山」,小伙應「過河」;再喊「種地」,再應「收子割」。姑娘喊「結婚」,小伙應「生娃娃」!他們一面呼喊應答,一面奔向對方。

這不僅是歌舞表演,也是對民族文化的宣傳。任何信息的傳播過程民都會羼雜噪音,這是傳播的代價。所以,《雲南映象》無愧於我們時代少數民族了文化的一次孔雀開屏。

從根本而言,《五朵金花》和《雲南映象》都對少數民族文化進行了符號化,兩者一為光影中的舞蹈,一為舞台上的電影。

所不同的是,《五朵金花》的觀眾如同電影中的兩個外來者一樣,遊離在他鄉異俗之外,帶着新鮮獵奇的眼光;《雲南映象》的觀眾卻是在封閉空間中的參與者,他們加入到對於民族文化的體驗之中,挑動身心的感受。

前者如同一面流光溢彩的鏡子,折射出平滑靚麗的光影;後者如同一盞熠熠生輝的燈火,發射着動人心魂的熱量。一個是風格美學,一個是身體宣言。兩者的播遷,恰恰是少數民族文化由被動的反映到主動的呈現的歷程。(文,劉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