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國》票房破17億, 他絕對是最大的功臣

VOL.44

黃建新

電影產業要穩定,

還是要講究工業化「

採訪前,黃建新看到我們帶過去的《黑炮事件》藍光碟時,突然來了興緻。

「他們好像給我快遞了一份,我都還沒時間去看,近期真的太忙了」,他翻看着藍光套裝,聊着背後的小故事,「他們竟然還把電影完整的台本印了出來。你們快看,

以前電影的片尾字幕就那麼短,不像現在有那麼長。

像郭帆他們《流浪地球》劇組上千號人,最後光字幕,就得滾7、8分鐘。

雖然黃導調侃着如今電影片尾越來越長的字幕,但事實上,在他看來,這就是電影工業化的一種象徵。而

追求電影工業化,正是他當下最痴迷的一件事。

在中國電影工業慢慢邁向「製片人中心制」的這幾年,黃建新真的非常忙。

我們總是能在不同電影的海報上,看到他的名字。但在大多時間裏,他的名字前更多是掛着「監製」的頭銜。就這個身份而言,他絕對是中國影壇最成功且最忙碌的監製。但似乎大家已經都快忘記他曾是一名導演,甚至是第五代導演里的佼佼者。

短短九月,他就帶來了兩部的電影作品——擔任監製的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以及監製並導演的《決勝時刻》。

對話伊始,我們用「終於」兩字來強調了他這次擔任導演一職的難得。他自己也愣了愣,望向鏡頭外的工作人員,問到「有好久嗎?」,隨後又自答「上次好像是2011年的《建黨偉業》吧!8年了。」

《建黨偉業》拍攝現場

8年,對於電影創作者而言,算是一個漫長的時間。尤其比起其他第五代導演,他確實並不算是頻頻發力的導演。

對於黃建新,不少觀眾都和我們有一樣疑問,為什麼這位曾經拍出過《黑炮事件》《錯位》這類先鋒作品的導演,卻突然在最好的時候,停下了創作的步伐呢?

當然,我們並沒有從一開始就把問題拋給他,反而順着採訪前的閑聊,將話題繼續下去,企圖能從中找到答案。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中,管虎執導的《前夜》篇於2019年3月24日開機,黃建新作為電影的總製片人,抽空參加了開機儀式;隔天,他和寧海強聯合導演的《決勝時刻》正式開機。

黃建新今年更忙、更累,這是他需要同時處理兩部這種重量級的電影。

值得慶幸,《我的我的祖國》從一開始就商定由七位導演們自己組織團隊,從而確保作品創作的獨立性。他只需在宏觀的角度上,做出一定把控,這樣就把更多的時間留給了《決勝時刻》。最後,他更是花時間從俄羅斯找來了珍貴的素材,並修復了開國大典的彩色畫面,放進電影中。

總之,他為了兩部電影都能有更好的品質,依舊頻繁地奔波於兩個劇組,忙的時候甚至連着幾日,每天只能睡兩個小時。「今天在弄《決勝時刻》的首映,但其實我昨晚還在剪輯房弄《我和我的祖國》的後期。」

慶幸的是,如今兩部電影都順利上映,《我和我的祖國》在豆瓣上,開分更是拿下了8.2分的佳績——原以為他稍微可以休息一陣子了,但他卻告訴我們,後面的項目早就已經在等着了。

事實上,這次擔任《決勝時刻》的導演就是一場意外,「這個項目時間太短了,完全來不及拍。所以要集大家的力一起來,否則不一定拍完。」不止如此,其實對於很多電影項目而言,黃建新就如同定海神針一般。

因為電影《十月圍城》,他和導演陳可辛結緣。當時還連同於冬一起建立了「人人電影」,但是《十月圍城》之後,彼此因為理念不同,「人人電影」就沒有再運營下去。

即便如此,陳可辛依舊非常「依賴」黃建新,兩人以「我們製作」的名義,製作了《武俠》和《親愛的》。時至今日,兩人還是會找時間坐下來,聊一聊後續的各種電影項目。

事實上,在成立「人人電影」初期,黃建新就希望未來能在現有制度和人才的基礎上把電影拍好,形成一個穩定的回報系統。雖然這次短暫的經歷並不成功,但他當時已經逐漸探索出了一條產業合作之路。

如果要追溯他的監製歷程,最早便是1994年。當時他還在西安電影製片廠工作,中國台灣電影《飛天》的劇組找他擔任監製,最後拍着拍着,劇組就沒錢了,他把自己的錢借給了劇組,連借條都沒打。

1998年,黃建新從西影調到了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當藝術總監。一年後,合拍公司將製片部門與中影集團合併成立了第四製片公司,他擔任管理者參與了《和你在一起》《大腕》等項目。「那時候監製還是掛名的成分大,主要是做一些前期策劃,討論電影結構,不是海外那種影片CEO的性質。」

真正讓黃建新開始理解監製的功能則是電影《殺死比爾2》。

「當時劇組是衝著上影廠去的,但最後是我們把他拉到了北京。我作為中方的監製來協助拍攝中國的戲份,那部戲有一個監製叫貝內特·沃爾士,我沒事老向他請教,他就給我講了一些經驗和方法。那時我才知道,監製在美國的製片制度中,和中國完全不同,體系會更加複雜。」

《殺死比爾2》

在這一系列的經歷中,讓他在融資管理、商務管理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同時,讓他也明白作為監製應該從劇本開始就參與進去,「所以後來我做監製,幾乎都待在片場。」

黃建新和我們強調,如今通過《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悟空傳》等影片的拍攝實踐,是希望更多中國電影人能一起努力推進建立中國電影的工業體系,只有這樣中國電影才能夠穩定發展。在他看來,「

爆款是需要研究的,但是爆款絕不能支撐整個電影工業,它們都只能算作例外。

如果沒有了龐大的電影工業支撐,實際很多影片很難去完成,「《我和我的祖國》裏面就涉及了各行各業的資料索取。文牧野執導的《護航》,如果沒有空軍支持、沒有電影工業的必備條件,也很難拍出女飛行員駕駛戰鬥機帶領後續飛行梯隊接受檢閱的畫面。」

今年是黃建新入行40年整,剛畢業那會兒,中文系的他因為喜歡電影,被老師推薦進了西安電影製片廠。一開始,他的工作就是在文學室看劇本。有一天,一位導演看見他,覺得他這麼年輕為什麼要坐在這裡,便拉着他去做場記了。

後來,他發現在劇組最有決定權的人是導演,便立下了當導演的志向。中途他還被西影廠送到北京電影學院83級導演進修班學習了一年半。

進修回來之後,他遇上了西影廠的「最好的時光」。當時擺在他面前有兩個選擇,一是跟人聯合導演一部商業電影,另一個則是改編作家張賢亮的小說。黃建新着迷於張賢亮的新小說《浪漫的黑炮》,他便給作者寫信,傳達了自己對小說內容的痴迷,以及詢問了對方能都讓他隨意改編小說。

在獲得作者的許可之後,他便拿着劇本去找廠長吳天明。沒想到,吳導二話不說,就讓他自己去弄,甚至直接讓他獨立執導。早知道,以前電影廠都有個老規矩,就是新導演的前三部作品都是要聯合執導的。最後,《黑炮事件》誕生了。

後來,他緊接又拍出了《錯位》《輪迴》在內的「先鋒三部曲」。與此同時,同為西影廠的張藝謀、陳凱歌等人的作品在國內外引發了轟動的效應。這時,黃建新並沒有繼續推出作品,而是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跑去了海外。

兩年後,等他回國發現,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電影市場也加速發展。但這個時候面臨了一個矛盾的處境,海外市場更希望看到《紅高粱》這類影片,而觀眾則更期待娛樂性較強的作品,這對於第五代導演們是一種衝擊。

在這種背景下,誕生了黃建新的都市三部曲:《站直啰,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和《紅燈停,綠燈行》。

上世紀90年代可以說是他創作的高峰期,幾乎保持了一年一部的產出量。這種創作衝勁一直延續到了世紀之交的「心理三部曲」:《說出你的秘密》、《誰說我不在乎》和《求求你,表揚我》。

但是從此之後,他的創作欲就停止了。直到2008年,黃建新受時任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邀請,聯合執導表現新中國成立過程的電影《建國大業》,此後便開啟了他的「紅色三部曲」——《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和《建軍大業》。這三部作品均是以商業電影思維拍的主流電影,為後續同類型的電影樹立的標杆。

其實對於黃建新而言,所謂的創作欲正是來自他自己的好奇心。

採訪臨近結束的時候,他半開玩笑地和我們說,「我是雙子座,好奇心比較強,對任何事物的興趣都沒有那麼長久,一會兒就轉移了。現在也沒有表達慾望了,我以前想表達的時候,2年里能創作3部電影,但是沒有的時候,我可以連監製都不做。」話是那麼說,但他反覆強調的,電影對他來說只是一種職業,是創作的一部分,「我只能做這個,其它的事情我也做不了。」

可能當下,我們都還是不知道如何去找到刺激黃建新表達欲,或許這個答案還是要從未來那些印有他名字的電影里尋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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