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6日刊 | 總第3787期
「在角色面前，我的臉沒有那麼重要。」
這是女演員陶昕然，在自己的個人抖音賬戶上留下的一句話。
11月8日，由陶昕然擔任出品人、總製片人、監製並領銜主演的懸疑犯罪片《夾縫之間》全國上映。昔日受盡命運擺布的「安陵容」，一下華麗地轉身為掌控電影命運的製片人。
不過，經過與陶昕然的面對面交流，《影視獨舌》發現，這並不是一個爽文故事。
在她眼裡，這是一種「孤注一擲」的行為，只因她有一個「不吐不快」的故事。
以下為陶昕然的講述。
2014年，在和母親一次很平常的噓寒問暖的電話中，媽媽問我：「你好嗎？」
我說：「挺好的，你還好嗎？」
媽媽說：「我今天不太好。」
然後她就告訴我，今天她供職的學校里發生了一起留守兒童被性侵的案件。因為當時電話那頭她停頓了，所以我能感受到她的情緒。
那時我才剛拍戲沒幾年，沒有想着要去做製片人，要去找項目、找素材什麼的，只是單純地被這件事觸動了。
後來去到雲南的彝良、四川的涼山，我發現這樣的案件並不是孤案，而是挺多的。
這才開始思考，以我的從業領域，我能做點什麼？
這顆種子在2019年夏天發芽，從ppt開始，到200字大綱、2000字大綱、5000字大綱、1萬字大綱，逐漸成長為現在大家在影院里看到的《夾縫之間》。
雖然這部電影的靈感來源於我母親就職學校里發生的真實案件，但我們並沒有去強調「真人真事改編」，因為在創作中，導演、編劇郭大路老師又融入了很多其它的類似案件。我所飾演的李青草，是編寫出的一個集合體。她並不是現實中存在的人，名字也是我取的。
《夾縫之間》更類似於《孤注一擲》和《我經過風暴》，是我們參考大量同類型案件後進行的現實主義創作。它雖然不是對某個真實案件的還原，但具備100%的現實底色。
以往的留守兒童題材影視作品，大都直接把鏡頭對準兒童角色。經過大量的採風和調研後，我們找到了一個新的切入口——留守兒童成年後的人生。留守兒童所經歷的童年傷痛，對他/她成年後的性格、事業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發現，很多當年因父母隨着改革開放浪潮出去闖蕩而留守老家的孩子，長大後也會選擇外出打拚，從而導致他們的下一代不可避免地又陷入了同樣的留守命運。
因此，《夾縫之間》講了一個「因為他/她小時候曾經被留守，所以他/她『長歪了』的故事」。這就多了一層自我救贖的主題，他/她需要與自己和解、與社會和解、與過去和解。
講具體發生一件什麼事並不是一部電影的重點。藉助這件事觀眾能感受到一些什麼東西，才是我們最為看重的。我不是為了做製片人而做製片人，是因為想講這樣一個故事而成為了製片人。
因為我一直想在家鄉湖南安化拍《夾縫之間》嘛，就沒能察覺到某位投資人希望改到他的家鄉重慶去拍攝的暗示，導致我們失去了那筆投資。他當時的表達比較含蓄，我也沒有經驗，就沒能聽明白。
我以前是一個沒那麼喜歡溝通的人，覺得不管什麼東西心裏有就可以了，但製片人是需要做大量溝通工作的，而且是必須帶着良好、穩定的情緒去深度溝通。
在創作和拍攝上，我是會放權給各位主創的。我要的是講述這樣一個故事，至於怎樣去構建它，用什麼樣的敘事風格、什麼樣的拍攝手法、什麼樣的視覺元素我都不管。
這部戲我比較多給出意見和建議的，是美術和造型這兩個板塊。我出生在湖南安化，知道我們這一代人小的時候穿什麼樣的衣服、背什麼樣的書包，當年的學校、操場是個什麼質地等等。用真實的記憶去還原美術和造型細節，也是希望電影能呈現更真實的質感。
一個有代表性的，是我向劇組推薦了一個景，就是片中那條隧道。這部戲大都是外聯製片帶着導演、美術、攝影、燈光去看景。我並沒有全程參與。但是那條隧道，是我自己走過的。
我父母退休後搬到鄉下去養老。那條隧道便是從城裡到鄉下的必經之路。它非常特別，洞穴壁上是凹凸不平的石頭。雖然也能通行機動車，但其高度和寬度又比常規隧道小很多。這帶來了視覺上的壓抑感。導演和攝影果然很好地利用了它的特質，賦予了它很多隱喻。
放手一些事後，我會更專註地把李青草這個角色演好。李青草便是留守兒童長大後的樣子。她身上有歲月的刻痕，有生活的磨礪。我需要讓觀眾一眼就能相信她。為此，我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去準備，學習打麻將、做米粉等。
在深圳拍攝《女士的法則》時，我有時間了就會去布吉街道，去那裡的城中村，看人來人往，看他們怎麼生活，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我注意到他們因為常穿夾腳拖鞋和無袖衫，會造成皮膚有鮮明的黑白分界。於是我也常常穿着夾腳拖鞋和無袖衫去曬，曬出自然的黑白分界，以及臉上的一些斑。
我們的攝影指導是許之駿老師（代表作《醉·生夢死》），曾提名過金馬獎最佳攝影。他使用了大量的肩扛和手持。這種搖晃非常靠近人物內心的失重感。片中李青草知曉了自己被騙走5萬元的那場戲，郭導和他給我設計了一個比較長的近景反應鏡頭。
那個鏡頭全程拍我的臉，對面的教育局主任一直在畫外念台詞。我要連貫地演出李青草腦袋發懵的全過程。那5萬塊錢既是她的全部家底，也是她女兒能夠在城市裡上學的最後希望。得知被騙的一刻，她一定是哭不出來的，而是定在那裡、懵在那裡，腦袋裡嗡嗡的。
我不喜歡好多戲都用哭去表達，因為哭太簡單了，對於一個職業演員，那是基本功。戲劇表演有時要把重場戲當過場戲演，過場戲當重場戲演。如果重場戲當重場戲演，很容易用力過猛。
做過製片人後，我看劇本和片場的視角會有所變化。以前只停留在演員視角，現在的我會更廣角一些，看的東西更全。我知道了演員所扮演的除了戲裏的角色，還有在整個片子當中是個什麼角色。
《夾縫之間》路演的過程中，有很多觀眾在映後一邊分享觀影感受，一邊講述自己的真實經歷。每次聽到她們泣不成聲地講述，我也會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流淚。我覺得，這是因為她們與影片共情，我與她們再共情。這是一種真摯換真心的結果。
相較於男性製片人，我作為女性肯定本能上便會更關注女性。至於能不能為女性去發聲，能發聲到多大音量，還取決於我的能量有多少。至少，我特別渴望去為所有的女性發聲。女性非常可愛、偉大，需要被關注、讚美、關懷、理解、包容。
當能量不夠的時候，我能做的也僅僅是我能做的，起碼我能做到不視而不見，不袖手旁觀。至於作品能輻射多少，能抵達多少，則是我們跟觀眾的緣分。
路演時有觀眾出於尊重叫我「陶昕然老師」，我覺得挺慚愧的。我其實也沒有為她們做什麼。我做得太少了。
以前不太玩社交軟件，最近宣傳電影才會關注多一些。我呼籲大家走進影院看《夾縫之間》，是堅信觀看過這部電影的人，內心一定會留下一定的痕迹。
至於說我打破自己的事業舒適圈，從演員變成製片人的經歷能夠給人們，尤其是女性同胞，一些積極力量的話，我會覺得非常開心。我覺得，讓對你有所期待的人滿足或滿意，還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不是一個一拍腦門說干就乾的人，我不會讓人生失控。繼續做製片人的契機，一定是有特別想要講的故事。這個故事出來以後真的能給觀眾留下點什麼。我不會為了權力、為了控制、為了虛榮心去做製片人。
孤注一擲地要把《夾縫之間》帶到觀眾面前，只因為我渴望能夠抵達到人們的內心深處。希望它能夠成為溝通你我世界的載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