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作為中國禪宗創始人,其身世由來至今仍不清晰。本文依據六祖《壇經》的自述,輔以《南史》《陳書》記載,初步認定六祖慧能為蕭梁時期新州刺史盧安興的後代。六祖「不識文字」,是其先世謀反遭到鎮壓所致。為逃避追捕,六祖先世曾以船為家,變身「疍家人」。從六祖身世出發,可以認為疍家人沒有統一的「族源」,水上人家的人口來源是動態多元的,他們由不同世代「逃避追捕」的人群組成。
廣州光孝寺六祖像
慧能(638-713)出生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後起的慧能傳記及突然出現其父盧行瑫於唐武德三年(620年)流放嶺南的記載,純屬畫蛇添足。武德三年唐朝尚未平定嶺南,何能將流人安置新州?證之以敦煌博物館《壇經》抄本,六祖身世敘事越到後來越加豐富生動,正如顧頡剛所說,是「層累地造成的歷史」。
《壇經》中的自述
最早版本的《壇經》中,六祖名「惠能」,後來普遍寫作「慧能」。在存世最早的《壇經》敦煌博物館抄本中,慧能如此自述身世:
惠能慈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嶺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少,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
比敦博本稍晚的是保存在日本的惠昕本《壇經》,這段話基本相同:
某甲嚴父,本貫范陽,左降嶺南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少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
《壇經》主要版本都來源於慧能弟子法海的記錄。法海根據慧能口說筆錄,「本官范陽」應是記錄時聽錯,惠昕本更正為「本貫范陽」。慧能在信眾面前,稱其父曾在范陽做官不合乎情理,作「本貫范陽」則是自述家世應有之語。後來,眾多版本《壇經》及各種慧能傳,增加了「俗姓盧」的敘述,或者是慧能私下道及。范陽盧氏為中原望族,與清河崔氏、京兆韋氏並稱。
以筆者有限的閱讀經驗,舊時「入粵」第二代,多喜歡自稱原籍,往往要從第三代起,才自稱嶺南人、粵人、廣東人。彼時,來自「中原」才顯得榮耀,嶺南人是受歧視的,稱為「獦獠」。慧能在湖北黃梅初見五祖宏忍時,自我介紹「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由此才引起「獦獠」是否也有佛性的辯解。慧能大方承認自己是「嶺南人」,可判斷不是第一、二代移民,當是數代之後。
慧能父親去世時,孤兒寡母,(《曹溪大師傳》稱「三歲而孤」)窮困至極,要從新州(今新興縣)夏盧村到達南海(廣州),交通很成問題。這是既往學界未曾重視的疑點。今日看來,兩地直線距離只有一百公里,似乎很方便,但考慮到唐代的陸路交通狀況,步行十分艱難。若引入新視角,他們一家原本生活在船上,這個難題就迎刃而解。水上人家無論男女都善於駕船,從西江水繫到達廣州,只要帶夠糧食、清水,不存在太大困難。直到民國時期,廣州市區居民柴火主要靠疍民供應。一千多年裡,賣柴是「水上人家」謀生渠道之一。賣柴不需要多少本錢,卻能維持基本溫飽,這是非常合理的選擇。
《(崇禎)肇慶府志》中提到新興盧溪水因六祖慧能得名:「盧溪水,發源於李崛嶺,經盧村,過龍山,繞縣城東門北流,合錦山水。六祖禪師所生之地。祖姓,因名。」按後世的航道推測,六祖之母駕船沿盧溪水北行,在高要南岸鎮進入西江水道,順流而下直達廣州。
王維《六祖能禪師碑名》稱:「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按王維原本的意思,「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認為慧能出身於嶺南土著家庭,與中原士族毫無關係。王維之所以這麼說,跟他是個道行高深的「居士」有關,在他看來,高僧的俗家姓名、籍貫,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法無中邊」,無論是出身中原士族還是生於「蠻貊之鄉」,一樣都能成佛。王維超脫,但俗世中人不作此想。因此,後代的著作要不斷為慧能「補充」家系資料。
後起的《六祖大師緣起外紀》突然出現慧能之父「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的文字,這是《壇經》原本所無的內容,目的在於給曖昧不明的慧能身世提供確定性的信息,沒想到用力過猛,反而暴露自身的不可靠。《外紀》託名法海所撰,後世經常作為《壇經》附錄刊行,「流毒」甚廣。
「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
慧能俗姓盧,又自稱「本貫范陽」,被懷疑為盧循叛軍後代是避免不了的。魯迅校勘唐劉恂《嶺表錄異》稱:「盧亭者,盧循背據廣州,既敗,餘黨奔入海島野居,惟食牡蠣,壘殼為牆壁。」宋僧贊寧在其著作《筍譜》中稱劉恂在唐昭宗時出為廣州司馬,「官滿,上京擾攘,遂居南海,作《嶺表錄》。」贊寧可能讀過《嶺表錄》全帙,而不是後世所見的片斷,可能對嶺南「盧亭」有深入了解。贊寧作《宋高僧傳》,其中的慧能傳第一段文字為:
釋惠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居范陽。厥考諱行瑫,武德中流於新州百姓,終於貶所。略述家系,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
盧循(?-411),字於先,小名元龍,范陽人。東漢以至隋唐,范陽盧氏是與清河崔氏、滎陽鄭氏、趙郡李氏並稱的北方望族。中郎將盧植,曹操譽之為「明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而國之楨榦也」。盧植是盧氏一族興起的關鍵人物,到了西晉盧諶則以詩著稱,《昭明文選》選錄了盧諶5首詩。盧諶正是盧循的曾祖父,他被胡人殺害,其後人被迫南渡。盧氏過江較遲,在東晉朝廷中缺乏地位,乃利用天師道信仰,屢次圖謀顛覆東晉政權。在盧循之前,盧悚、盧晨等「妖賊」曾發動宮廷政變失敗。「妖賊」指利用天師道謀反的人物。
幾十年前,盧循起事被稱為「盧循起義」,史學界把這一事件納入「農民起義」的範疇。是時,農民起義史為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收錄未免過濫。盧循起事,並不反映農民階級的訴求,不過是流落南朝的盧氏不甘失勢、爭奪權力的舉動。盧循利用東晉末年烽煙四起的形勢,自任廣州刺史,割據嶺南,後率兵進攻建康。東晉大將劉裕派孫季高、沈田子抄其後路,從海道突襲廣州,端了盧循的老巢,盧循本人在交州中箭落水而死。
盧循叛軍人數眾多,他本人兵敗身死,餘黨都哪裡去了?《太平寰宇記》在敘述福建泉州時說:「泉郎,即州之夷戶,亦日遊艇,即盧循之餘。晉末,盧循寇暴,為劉裕所滅,遺種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種類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義童遣使招撫,得其首領周造、麥細陵等,並授騎都尉,令相統攝,不為寇盜。貞觀十年,始輸半課。其居止常在船上,結兼廬海畔,隨時移徙,不常厥所。」盧循失敗後,餘黨「散居山海」,其中相當部分,變身為「浮家泛宅」的疍家人。
廣州河南(海珠區)一直傳說有「盧循故城」遺址。盧循軍隊在珠江南岸紮營,留下斷牆殘垣、磚頭瓦礫,到清代仍有遺存。故城究竟在何處,說法不一,有人說在劉王殿崗,即今廣州美術學院所在。乾隆朝進士潘有為,出身十三行潘氏巨商之家,其家族自乾隆年間於廣州河南營建園林,平日多居於此。潘有為《河南雜詠》竹枝詞有兩首詠盧循及「盧餘」:「慚負騷人之子孫,廣州南面枉稱尊。沈郎一戰全師潰,空有橫江壁壘屯。」「不比桃源可避秦,觸舟叢葦且藏身。水村畫本工椎結,認是盧家有後人。志載:類於漁而異於蛋,曰盧餘。」
《晉書孫恩盧循傳箋注》封面
人們懷疑慧能為「盧餘」,是很有道理的,第一個特徵是出身范陽盧氏,第二個特徵是曾經居住在船上。贊寧及後世傳記作者,必須給他們家族安排「流放」的歷史,否則很難洗刷「盧餘」的嫌疑,故而補充慧能之父盧行瑫「武德中流於新州百姓」,後人再具體化為「武德三年」。「武德」為唐高祖年號,「武德三年」(620年)嶺南仍在蕭銑割據勢力統治之下,「流於新州百姓」一語十分可疑,把罪人「流放」到朝廷尚未控制的地區,應屬無稽之談。《舊唐書·地理志四》稱「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新州……索盧,武德四年,析新興縣置」。六祖慧能出生時,出生地夏盧村還屬於新州索盧縣,後索盧縣又併入新興縣。舊版《新興縣誌》記載唐代有兩個盧氏名人流放新州:詩人盧藏用因依附太平公主,被武則天流放新州,時在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宰相盧杞於建中四年(783年)貶為新州司馬。這兩人貶流新州,都在慧能出生之後多年。從歷史記錄看,沒有武德年間(618-626)流放犯官到新州的記載。
盧子略圍廣州
贊寧澄清,慧能不是盧循叛軍後代。筆者認為,慧能是盧安興後代。據韓濤碩士論文《中古世家大族范陽盧氏研究》,盧安興祖籍范陽,蕭梁時期曾任新州刺史、南江督護。為隨時鎮壓粵西少數民族叛亂,蕭梁設置西江督護、南江督護職位,陳霸先即曾任西江督護。所謂「南江」,指的是今鬱南、羅定一段江面。為防內外勾結,督護由來自嶺北的官員擔任,蕭梁朝廷不會任命嶺南土著擔任此職。
盧子雄是盧安興之子,任新州刺史。大同七年,武林侯蕭咨刻暴,交趾豪右李賁反,朝廷命令多個將領征討,都勞而無功。大同十年(544年),李賁稱帝,朝廷檄高州刺史孫炯、新州刺史盧子雄率兵征討,抵達合浦時將士染疫者六七成,被迫回師,被認為抗命,在廣州賜死。部將杜僧明等擁戴盧子雄之弟盧子略、盧子烈起兵叛梁,圍攻廣州,被陳霸先擊敗。據《陳書·杜僧明傳》記載,盧子略、盧子烈「家屬在南江」,可能是指今鬱南縣南江口鎮。筆者推測,戰敗之後,盧氏家屬從南江逃脫了官軍追捕,到新州定居繁衍後代。盧興安、盧子雄兩代任新興刺史,其家屬對此地應十分熟悉。人類學家黃新美認為:「這場戰亂,盧子略等人一些殘兵敗將逃命時,以及當地因避戰亂而逃命的人,不可能沒有一些人流散入江海之間,散入疍家群體里。」(黃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第119頁)陳霸先於557年廢梁自立,至589年陳朝滅亡,盧家在梁、陳兩朝隱姓埋名數十年,至隋朝建立,盧家不再是「叛逆」,但已習慣了船居生活。
《南史》有「廣州人盧子略反」的記載,後世遂誤以為盧安興、盧子雄、盧子略父子為廣州土著,其實這個家族仍是范陽盧氏後代。
廣州光孝寺六祖碑
餘論
閩、粵疍人長期在船上生活,不識文字,對於自身「歷史」談不上文字記載。學界曾討論過疍人的來源,沒有簡單的結論。從本文揭示的慧能家世來看,疍人應該是歷朝歷代反抗朝廷、官府的人們,為逃避追捕而散入江海,不斷有新的血脈注入,沒有統一的族群來源,「血統」當然是混合的。
對於「水上人」,可作人類學、社會學研究,但只有他們當中個別人物「上岸」以後留下文字,才有可能做歷史學的研究。在中國這個「身份」社會,歷史上「水上人家」一直飽受歧視,即使是1950-1960年代開始「陸居」的人,也往往避談過去,這就使得水上人家的歷史學研究近乎不可能。據筆者的研究,近代嶺南名人有相當大數量出身疍家,但主動承認的,只有冼星海、霍英東等寥寥數人,原因很簡單,疍家人被歧視了一千多年,他們的後代好不容易登岸後洗脫了這個標籤,要把這個充滿屈辱的標籤貼回去,實在難以接受。
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認為,東南亞高地「贊米亞」的人們,採取各種策略逃避河谷政權的統治。閩、粵疍家人族群,是不同世代「逃避追捕」「逃避迫害」的人們陸續加入的結果。在航海技術提升後,有些閩、粵先民逃到東南亞,成為最早的華僑。資料記載,潮汕人大批下南洋,與潮州總兵方耀的「清鄉」有密切關係。方耀「清鄉」時,可以不經正式審判,指人為「匪」並就地正法。這些人逃避的是迫害,用「逃避統治」來形容還不確切,畢竟他們移居的國家,仍有統治者存在,只是「我之蜜糖彼之砒霜」,他們被中原朝廷認定為「罪人」,在他國卻是有用的勞動者或商人,對促進經濟繁榮有好處。
六祖慧能「不識文字」,不受「文字障」的妨害,才使他有足夠的想像空間創立禪宗。造成他「不識文字」的原因,是這個家庭曾經多年生活在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