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燁重返話劇舞台,中文版《悲慘世界》將全國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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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闊的排練廳,中間擺了一張鋼絲床。劉燁就在這張床旁邊,時而吶吶低語,時而在局促的床邊狂躁奔跑。他飾演的苦役犯冉·阿讓,僅僅因為偷了一塊麵包,在監獄裏待了19年。

「冉·阿讓大步走進櫃檯,他拉開柜子打開抽屜,看到裏面的銀器和盤子。他把那些東西裝到背包裡邊,他不管發出什麼聲音了,他大踏步地走過餐廳。」劉燁用極快的語速講述冉·阿讓的故事,有時他是冉·阿讓本人,有時則是一個旁觀敘述者。多達八頁的台詞,密集、連貫、毫無停頓,是話劇《悲慘世界》開場就呈現出的戲劇張力,也是對演員的極致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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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至28日,中文版話劇《悲慘世界》將在北京保利劇院正式開啟首演,之後將拉開全國巡演序幕。

劉燁在該劇兼任主演和監製,法國太太安娜則擔任製作人。受安娜之邀,法國國立人民劇院院長、著名戲劇導演讓·貝洛里尼擔任導演,也讓這部話劇備受期待。讓·貝洛里尼既是歌劇和戲劇導演,也是一位作曲家,曾將多部難以改編的大部頭巨作搬上舞台,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到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賦予經典諸多現代寓意。

話劇《悲慘世界》北京站去年7月一開票,三場全部宣告售罄。

大時代下的個人心靈史詩

《悲慘世界》是雨果構思40年、完成於晚年的百萬字巨著,被作家自稱為「一部宗教作品」。

讓·貝洛里尼說,他早在童年時代就讀了《悲慘世界》,那也是他接觸的第一部浩繁跌宕的長篇小說。

「《悲慘世界》出版後,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就開始誕生各種版本的舞台劇。」讓·貝洛里尼說,在小說出版的第二年,也就是1863年,雨果的兒子夏爾·雨果就將小說改編成兩幕劇,在布魯塞爾首演,之後在波爾多、巴黎等地陸續演出。

1899年,《悲慘世界》復排版在巴黎首演,保羅-莫里斯修改全劇本,也因此被列為共同作者。此次央華戲劇製作的中文版《悲慘世界》劇本,正是根據巴黎復排版為基礎進行翻譯的。

《悲慘世界》被譽為「人類苦難的百科全書,人性向善的精神史詩」,小說原著迄今被譯成17種語言,翻拍的電影與舞台劇版本不計其數。1980年開始上演的音樂劇《悲慘世界》更是風靡全球,曾被翻譯為22種語言在世界各地演出。

「《悲慘世界》是無國界的,也是超越時代的。它既有文學作品的語言之美,也有思想內核所展現的人性真與善之美。」導演坦言,他並沒有重新構建人物對話,而是將原著中不同的片段進行拼接,因此,話劇中所有的台詞都來自雨果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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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在《悲慘世界》里描寫偏僻小城與濱海新興工業城鎮,並且事無巨細地以記者般的視角描寫巴黎的全貌,從監獄、貧民窟、街道到看不見的地下世界,從粗魯善良的流浪兒、惡劣的犯罪團伙,寫到卑微勞作的苦役犯,又從1793年大革命高潮寫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義,組成一幅滄桑的19世紀巴黎浮世繪。

因為作曲家的身份,讓·貝洛里尼的戲劇特徵常常與音樂密不可分。在甄選演員時,他也從不同藝術行業挑選,既有話劇演員,也有崑曲、相聲、蘇州評彈等不同門類的演員。

他執導時很少說戲,而是坐在鋼琴前即興演奏,將演員帶入某種情景,找到內心的節奏和情緒。排戲過程中,他一邊創作一邊排練,很多曲目就此誕生。他想像着,劇中每一個角色都該有屬於自己的曲子,觀眾走齣劇場,腦海里依然會帶着劇中人的音樂。

在中國演員身上,讓·貝洛里尼每天都獲取着能量,對他來說,表演不是在「演」,而是「追求演員本人和角色的融合。當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是演員,什麼時候是人物,這就是我們所尋找的最完美的時刻。」

他希望演員能創造出與角色之間的融合感,而這一點,在劉燁身上呈現出讓他感動的諸多瞬間,「當演員把自己的生活經歷融入角色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種深切的感動。」劉燁則認為,導演賦予話劇一種很強的法國戲劇風格。

塑造中國觀眾接受的冉·阿讓

「《悲慘世界》的主角當然是冉·阿讓,我們需要劉燁來塑造冉·阿讓,通過這個角色,一個人的心靈才能忠實地傳遞給大家。」讓·貝洛里尼坦言,《悲慘世界》所描寫的是法國艱難的時代史詩,同時也是冉·阿讓個人的心靈史詩。

「40歲之後我一直想干一個特別的事,這些年我一直在從事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事情,當我聽說央華要排演《悲慘世界》,立刻覺得這是我要做的。」劉燁說,他八九歲時就看過《悲慘世界》連環畫,大學時期,他也曾夢想過飾演冉·阿讓這個角色,沒想到,在40歲之後,在久違13年的話劇舞台上實現心愿。

「能塑造冉·阿讓這樣一個角色,對任何一個演員而言,都是職業生涯的驕傲。」劉燁說,接下這部話劇之後,他推掉近半年的工作邀約,2024年全國巡演的節奏,意味着他即將用一年的時間專註話劇舞台。最難的是,這個角色的戲份很重,台詞量巨大。僅開篇,劉燁就需要背下足足八頁對白。劉燁笑稱,他做演員最大的天賦,就是背台詞很快。但安娜透露,劉燁每天早上5點就起來背詞,夫妻倆在排練場一起工作、討論角色,被劉燁視為「又一次蜜月期」。

背下台詞還是最基礎的要求,如何在舞台上將這些對白敘述出節奏,表演出一種鬆弛可信的狀態,才是劉燁要做的表演功課。「最大的問題是,你要在八頁紙里表演出魅力,不然觀眾不想看你,怎麼辦?你要讓觀眾一直看着你。」

過去,劉燁學的都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在舞台上要求釋放天性,展示自我,不是在表演,而是生活在舞台上。但這一次,導演讓·貝洛里尼的導演風格是布萊希特體系,要求用「陌生化效果」和「間離方法」,面對觀眾,演員時而融於角色,時而高於角色,時而駕馭角色。這種若即若離、跳進跳出的戲劇表演,讓劉燁可以遊刃有餘地在舞台上馳騁。

《悲慘世界》中有很多人物的內心獨白,冉·阿讓受卞福汝主教感動而由惡變善,沙威放走冉·阿讓之後在塞納河邊沉思自省,都是能觸動人心的場景。

為了讓演員呈現出最好的表演狀態,導演用了很多不一樣的方法。他會讓劉燁表演出一陣風拂面的狀態,也會把音樂推到最大聲,要求演員用最大的聲音最飽滿的情緒蓋過音樂,達到戲劇的效果。

劉燁說,《悲慘世界》是一部始於苦難,終於救贖的作品,想傳達的東西其實很溫暖,「對於冉·阿讓來說,這是一個關於自我救贖、關於原諒、關於愛的故事。它教導人向善,反反覆復講的都是愛。」

「我是一個話劇演員,戲劇對我而言有着非凡意義。」劉燁說,去年7月,他正式進組,開始第一階段排練,瞬間找回20多年前在學校演話劇的激情,他希望,能跨越過諸多《悲慘世界》的經典版本,「塑造出一個讓中國觀眾接受的冉·阿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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