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Tech星球 李曉蕾 楊景詒 張雅婷
文人標籤難拆，商人標籤難立。
屢次被傳離職的高曉松，再一次作出了澄清，「我在阿里待得好好的」。
上一次澄清還是2月28日，工商信息顯示高曉松卸任阿里音樂法人代表，外界將其解讀為高曉松離開阿里的信號。
「我沒有離開阿里，未來也不會離開」，當天結束阿里巴巴組織年會的高曉松，在微博上表示，自己在2016年就已卸任阿里音樂董事長，專任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負責阿里大文娛國際化。
毫無疑問，「阿里」已經成為現階段，高曉松最引以為傲的職業標籤。在阿里的商業帝國之中，高曉松承擔著引入娛樂資源及制定戰略的重任。甚至有傳言稱，阿里為他開出了600萬的年薪。
今年50歲的音樂人高曉松，新添了大廠戰略委員會主席的Title，無疑是音樂圈，乃至娛樂圈中，率先轉型並持續跨界的典型代表。
回首當年，24歲的他，寫出了《同桌的你》，以校園民謠音樂人的身份出道，並被外界熟知。
這26年中，高曉松是校園民謠的先驅代表，轉型開過音樂公司，貼上了導演、編劇、脫口秀主持人、製作人等職業標籤，也曾到包括新浪、阿里這樣的互聯網大廠就職。
向來以「知識分子」自稱的高曉松，探索出了不同的內容變現之路，在追求「詩與遠方「的同時，也在商業江湖中屢屢伸出觸角。
「非典型商業人物」高曉松
高曉松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商人。更多時候，高曉松都在利用個人影響力、商業價值進行內容變現。
回過頭看，高曉松的前兩次「投資」就押注在了音樂上。1995年，聽到滿意的歌曲小樣，高曉松半夜敲開了豐盛中學音樂老師柯肇雷（小柯原名）的家門，稱要為對方出唱片。
1996年，惜才的高曉松碰到了朴樹，才真正開始了商業探索，做起了唱片公司。
高曉松曾在微博回憶說，「20年前你（朴樹）來找我賣歌，我說你唱這麼好何不我們投資給你出唱片？你說你要賣歌攢錢自己做。後來我們為你成立麥田音樂，帶你來這個喜憂參半的圈子。」
高曉松帶許多人進入了這個「喜憂參半」的音樂圈，老狼也算是其中之一。
高曉松曾在節目中說過，當年火爆街頭的《同桌的你》演唱者老狼掙了800萬，作為詞曲作者的他，卻只掙了800塊。
音樂作品的爆火，不僅為高曉松積累了個人影響力，也讓高曉松成為了一個音樂大IP。擔任音樂類選秀節目評委，就成了高曉松掙錢的關鍵渠道之一。
2009年到2012年，5年間，高曉松曾先後擔任10個綜藝節目評委。2012年，重慶晨報曾報道，從《中國達人秀》到《聲動亞洲》，再到《天籟之聲》、《清唱團》和《向上吧！少年》，幾乎所有的音樂選秀類電視節目，都能看到高曉松微胖的身形和「窩瓜」般的臉龐。
高曉松坦然承認，作評委主要就是掙錢。當時的音樂產業尚處於混沌中，「現在寫一首歌曲能賣5000元，一年頂多就賣4首。可是做評委的收入，肯定不止這些。」
當時盛傳，另一款音樂選秀類節目《中國好聲音》出場費高達2000萬。即便高曉松予以否認，稱沒有這麼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五款綜藝評委為他帶來了數千萬的收入。
事情也並不盡如人意，2011年，高曉松陷入酒駕旋渦，被判入獄半年。再回歸的高曉鬆開始嘗試網絡脫口秀《曉說》，關注度不減反增。但復出之路並不順暢，2012年，高曉松擔任《中國達人秀》評委，首期播出後，高曉松被要求撤換。
2012年後，高曉松幾乎很少在音樂類綜藝中露面。網絡脫口秀上作創新嘗試成功後，高曉松逐漸成為平台們想歸入囊中的大IP。先是在優酷做了《曉說》，又到愛奇藝做了《曉松奇談》，後又再度回歸優酷，續做《曉說》，連續8年始終在堅持做文化類脫口秀。
這也成了高曉松重鑄影響力的關鍵出口。在娛樂產業中，越發佔據關鍵位置的綜藝類節目中，高曉松也接下了諸如《奇葩說》、《樂隊的夏天》、《最強大腦》等熱門節目，擔任嘉賓或導師。
逐漸破圈後，憑藉有料、有趣的學識，「矮大緊」的風趣，高曉松獲得了來自更多不同年齡階段用戶的了解和喜愛，這些都從側面突顯了高曉松的商業價值。這也是現在智聯招聘、《三國遊戲》等企業，找到高曉松擔任代言人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阿里也並非高曉松首次任職的企業。在進入阿里之前，2001年，高曉松也曾加入過新浪，擔任新浪網文化事業戰略顧問。2012年，高曉松還曾加入了恆大音樂公司，出任董事長音樂總監。
商業難容「詩與遠方」？
不同於其他的商人，高曉松出生於書香門第，是實打實的大院子弟，想做嚴肅知識分子的他，註定會在商業探索中有更多的捨棄。
高曉松自大學起，就對電影表現出強烈的興趣，1991年，大三的高曉松發現自己不適合當科學家，因此決定從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退學，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學習電影。
高曉松確實當了導演，且執導的電影多是文藝片，定位小眾，甚至連票房都難以查詢。他在早期自述中說，不讓製作方虧錢是底線；但後期卻還是會以「電影不是導演的生意」為虧損後的擋箭牌。
譬如，2002年5月，高曉松在南戴河拍的電影《那時花開》，匯聚了現在看來絕對是頂級大腕的明星：周迅、夏雨、朴樹。朴樹演唱的主題曲《那些花兒》更是成為一代經典。
雖因審核原因，電影被雪藏3年後才得以上映，但該片的VCD幾個月時間內賣出了30多萬張，發行收入超出影片的拍攝成本。據北方網當時報道，高曉松的《那時花開》大賣特賣堪稱奇蹟，第一部電影就賺錢的導演在圈裡少之又少。
在宣傳《那時花開》接受採訪時，他也曾談到過文藝和金錢的衝突：「我到文藝圈裡很多年了，還沒有給別人賠過錢呢，我不希望自己給別人賠錢。但想方設法賺錢並不表明自己向市場妥協，市場沒法則，妥協也沒有用。」
但是這樣的好運氣沒有持續多久，2003年高曉松執導了第二部電影《我心飛翔》。電影剛拍完的時候，高曉松信心十足地接受採訪說：「我認為只有臭的藝術片的票房才會差，好的藝術片就會好賣。」
等《我心飛翔》冰封三年，獲准公映時，高曉松的態度似乎發生了一些變化：「我的音樂和電影都是小眾風格，不可能大賣，但希望影片不會讓關注我的小眾失望。」
真正的電影票房危機出現在《大武生》，製作人安德魯·摩根公開表示，《大武生》是他第一部投資虧本的電影，並直言高曉松經驗不足，是影片票房慘敗的原因。
高曉松卻不以為然，說他以前的電影是完全沒有票房的，這次有7000多萬元挺不錯。「電影不是導演的生意，電影是其他人的生意，電影是導演的作品。」
「文人」高曉松自然也出過書，2000年，高曉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寫在牆上的臉》，繼音樂人和導演之後，作家也成為高曉松的第三個標籤。
《寫在牆上的臉》出版時，高曉松剛從幕後走到台前不久。那時候的他還不像現在這樣，發張自拍都能上熱搜，寫出的作品也沒什麼聲量。
起色發生在後來，依靠脫口秀文化節目，高曉松以東方衛視節目《曉松說——歷史上的今天》的未刪減版為賣點，先後出版了6冊《魚羊野史》；依靠節目《曉松奇談》脫口秀內容，又出版了4冊同名圖書。今年，也將音頻《矮大緊指北》作為IP出版3冊同名書籍。
從多個網購平台上看，這些書銷量都還算可觀。豆瓣上，對這些書的評分也基本處於7分以上。
無論是轉型做導演、還是拓展《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鋪的兄弟》這些IP做電影製片，甚至到後期決定沉澱，停拍網絡脫口秀，只留下音頻節目，高曉松搭建的內容產業版圖中，完成某些命題與內容，追逐「詩與遠方」的意義，勢必遠大於將錢賺到口袋裡。
高曉松的「賠錢生意」
跨界達人高曉松曾直言，「跨界歸跨界，但是音樂是立身之本。」2015年，從電視綜藝退出後的高曉松，開始就將工作中心轉移到了音樂與公益事業上。
當年11月，高曉松在北京城郊的一個創意產業基地，建起了一座民間私立公益圖書館「雜書館」，高曉松擔任館長，並宣布免費向公眾開放。
兩年後，高曉松又在杭州開設新的公益圖書館「曉書館」，落成於建築大師安藤忠雄設計的良渚文化藝術中心內，同樣免費向公眾開放。
今年，高曉松又在北京大悅城築起了一個「武裝到牙齒的文藝青年陣地」，在350平的閱讀空間「曉島」內，放置了14000本他親自挑選的書籍，100多張從美國人肉帶回來的經典黑膠唱片，以及對他影響最深的20部電影海報。
高曉松骨子裡的知識分子氣息，或許註定他很難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但在利用知識變現上，他的探索先於和優於許多知識分子或內容創作者。
根據此前數據，到2018年，6季《曉說》總播放量突破15億。2016年底，《曉松奇談》三年的播放量則破了億。
Tech星球統計數據則顯示，在蜻蜓FM上，付費音頻《曉年鑒》播放量為5150.9萬、《矮大緊指北》達到1.8億。免費音頻《曉說2017》及《曉說2018》播放量總計超46億。
在耳朵經濟上，高曉松交出了一份優秀的成績單。根據刺蝟公社此前的報道，蜻蜓FM每年要向高曉松支付數千萬元購買內容。《矮大緊指北》開播一個月後，其官微就宣布，付費用戶超過了10萬人，按購買價格200元計算，當時的音頻收入就達到了2000萬元。
今年，高曉松終止了《曉說》的更新錄製，僅留下音頻節目《曉年鑒》，講述他自1969出生至2019年間，每年最具代表性的事。這也是現階段，高曉松僅剩的內容輸出類節目。
高曉松的微博認證早早地改成了：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雜書館館長。
「這兩件事你要持續投入你的時間、精力、熱情，當成職業去做。一件是掙錢的事，一件是花錢的事。總得有進有出」，在接受《時尚先生》採訪時，高曉松說。
高曉松曾形容阿里是一個巨型的商業帝國，巨型的組織。在今年的阿里組織年會上，數百人在談論的和交流的不是生意、數字，都在談理想。
這是受過理想主義教育的高曉松，最為欣喜和樂於接受的商業形態。「每一代知識分子都覺得自己生活在最差的時代。加入這個組織以後，有一種全新的感受，大時代不是你等來的，是你創造來的。」
高曉松也曾試圖為阿里、為音樂行業創造一條覆蓋明星大咖，從線上到線下粉絲交流、音樂交易等的完整音樂生態鏈。
但這個名為「阿里星球」的項目，很快就以失敗告終。後來卸任阿里音樂CEO的高曉松，就轉任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做阿里大文娛國際化的抓手。
今年的雙十一，高曉松就為天貓雙十一晚會請來了知名歌手Taylor Swift；此前，阿里影業參與投資並聯合出品的《綠皮書》也摘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高曉松還曾透露在代表阿里文娛在好萊塢推動把三體拍成大劇，這些都與高曉松在娛樂產業中的資源與知名度不無關係。
翻看近一年，高曉松的微博中，被反覆提及最多的關鍵詞，就是阿里、音樂和公益。這是人到50歲的他，在做人生減法時，留下的為數不多的未來事業。
現在的《曉年鑒》年輪就剛好轉到了2016年，在高曉松的人生中，這一年的關鍵事件是，他重回洛杉磯開啟新征程，出任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發行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很快，這檔音頻節目就將來到2019年，播至尾聲。不知道，高曉松會如何提起2016年到2019年，在商業帝國阿里巴巴中的這三年。
但回過頭看，高曉松的所有商業嘗試，文人標籤難拆，商人標籤難立。
或許像他說的，「你拿詩和遠方和苟且斗，你永遠斗不贏的。因為苟且有一萬種需求，一萬種痛苦，而詩和遠方只有一種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