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燒的港灣》中的日本軍人群像還讓我想起一個偉大而偏執的奧地利心理學家賴希。他1933年就在德國出版過一本重要著作《法西斯群眾心理學》,他書中的一個較次要的論點非常精闢。我非常贊同和佩服他的觀點：「法西斯主義是……被壓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態度，甚至每一個人在性格上都具有法西斯主義的情感和思想因素。」我覺得人性中的這一陰暗面和他們的心理氣質、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結合產生了更為堅固的信心和戰鬥士氣。戰後，日本民族作為整體從未出現過像德國人民那樣的懺悔和反思，倒是經常以教科書和為軍國主義招魂的電影引起世界的注意。佐藤和美子是兩個描寫得很好的普通的法西斯。
很多觀眾看完《燃燒的港灣》議論說：「這片子很好看，好像不是主旋律電影。」我也覺得本片不大「主旋律」。如果把這也算主旋律，這主旋律電影就是非常「廣闊道路」了。同時，我又聽到有許多觀眾和專業人士的議論：「這片子包裝不錯。」這話我聽了有想法。我覺得這種很時髦的說法很不準確。我覺得這是一種把藝術品分裂的美學。作為本質性特徵，藝術只有一個特性，就是藝術性，其他所有元素都統一在藝術的表現之中。在藝術品中，政治也是藝術，商業考慮也是藝術，人性認識也是藝術，歷史反思也是藝術，正確的思想也是藝術。這些都只是藝術創作的元素之一，藝術創造絕不是把一些好東西放在地上，用比較好的藝術技巧當一塊包袱皮「包裝」起來好讓人看着漂亮、拿着方便、心裏想買走。
這部影片的複雜和深厚之處，哪裡是包裝能解決得了的。這部影片有幕前幕後的編劇、導演、演員，論思想他們不如薩特和賴希深刻，論人物分析還不一定比我能講，可他們對思想有理解力，最重要的是他們有藝術功力能把這些豐富的內涵表現在一個藝術品里讓我們看得起勁。
就本片而言，它的人物都站在自己的性格和地位上說話(梅森等人原先就認為冒險太大而拒絕參加逃亡計劃),較為立體的人物構成了激烈的衝突，這些衝突有外部動作的可觀性，也有內部的深度讓人思考。如果不是對我上面分析的種種境遇和人物心理有較深刻的認識和藝術的構建能力，光靠畫面漂亮、節奏快這類包裝技巧能讓我們坐住？還有的人說我們的影片到國際上沒拿到獎也是包裝不夠。好像我們與優秀作品的差距和不同是在包裝上。這可是開的道道地地的國際玩笑，《辛德勒的名單》是包裝得好？
有一件奇怪的事，幾乎所有「二戰」時的政治人物、軍事將領、特務頭子的傳記在書市都能買到，就是沒有戈培爾的。如果現在沒有陳伯達和姚文元的傳記會多奇怪。《燃燒的港灣》中的佐藤的最高學位與戈培爾一樣—一博士。不過佐藤只是東京大學的工程博士，而戈培爾讀過八個大學，拿過至少兩個博士學位。佐藤是本片中寫得最好、演得最好的角色。他氣質儒雅，頭腦冷靜，精明幹練。他至少會兩門外語，閑暇時不光會斗木劍，還能揮毫弄書法。在山洞面臨塌方時，他為了趕工時逼着勞工們在裏面工作。為了讓工人們和在場的工程師相信不會塌方，他自己也守候在洞里。這時，我們真不知道他是作為戰爭機器上的一顆閃閃發光的螺絲釘而甘願與勞工一起冒險，還是作為一個工程師而經過計算或憑經驗斷定山洞裏不會塌方。
這樣一個人，要寫到他後來拿起機關槍對準洪達等人掃射，對編劇是要點功力的。這一過程中，我覺得他與未婚妻相遇的一場戲設計得很好。美子蓋在頭上的那塊手帕營造了非常戲劇化的情景，同時又很具備象徵意味。在送走了當慰安婦的未婚妻之後，佐藤還在盡心盡責地為天皇服務。更絕的筆觸在於他後面的殘暴內心的爆發。從這種爆發我看出，當個體的壓抑要尋求突破口時，他的潛意識會讓它去找到意識形態和現實的國家機器所許可的弱者以供他義正詞嚴、義無反顧的去迫害。我在紅衛兵身上也看到同一種心理機制的完美演出。從佐藤和美子這一對「日本鬼子」身上，我看到了個體綁在國家的戰車上會馳往何處。在戰爭機器中，普通人只想做一個技術官僚也是不能逃脫責任的。個人能夠潔身自好嗎？
當個人對國家不負責任或聽任國家作出錯誤選擇時，懲罰只能落在具體的個人身上。這懲罰可能是子彈，也可能是原子彈，也可能是本片中落到美子身上的毒氣彈。美子蓋在自己臉上的那一方白手帕絕對擋不住軍國主義對個人的污染，這是對精神和肉體雙重的、實實在在的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