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經典
從《人生》開始，中國的「西部電影」有其特定的影像所指—黃土高坡上的民族。在此之前，這片厚重的土地已存在多時，甚至擁有久於民族的歷史，卻一直被銀幕所遺忘或者說遮蔽，擁有太過豐富內涵的「黃土地」註定不能永遠沉默下去，當它所生養的孩子們滿身傷痕、滿心憂傷的時候，對它的觸摸成為最有效的治療方式。
吳天明說：「《人生》像一個滿身黃土的鄉下漢子，風塵僕僕地走進了藝術殿堂。」這土氣的「滿身黃土」是西部電影最基本的外形特徵。西北廣袤的黃土高原和浩浩蕩蕩穿行而過的黃河神秘地成為歷史上種種的發樣地至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也被牽引至此而燎原。所以，當這些獨特的地域風貌長時間地凝滯在銀幕上時，創作者和觀眾的思緒絕不僅僅是欣賞和讚歎。
如果說在《人生》中導演更多的用一雙外來者的目光關注這片土地上的種種神奇的話，自《黃土地》始，走出風景的「黃土地」直接走進故事和觀眾對話。這樣的存在，不再是靜止的客觀對象和參照，而涌動着思想和性情；不僅僅是創作者審視、剖析的客體以接受者而言，除了震驚之外，還能從靈動的「黃土地」上讀出歷史、文化的哲理。這也是「第四代」和「第五代」的不同。「第四代」通過默默注視黃土地上的人生而獲得表達，「第五代」則直接從「黃土地」的影像上挖掘意義。所以「西部電影」中的土地是有着生動靈魂的大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紅高粱》未必算得上真正的「西部電影」。片中的漫漫黃沙又退回到北京的位置，整個故事中極度張揚的生命和慾望與這柔性的土地無關，而更多的源於對太陽的崇拜。
在《人生》中，處於新舊交替時代的高加林顯示出「黃土地」上的青年農民對土地觀念的大幅度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複雜心態。影片結尾，高加林回村的堅實背影並未給出明晰的意義指向，流露出導演在現代文明和傳統文明之間的搖擺，當然不難發現影片敘事的重心還是在對傳統文明既批判又眷戀的矛盾情愫。
台前幕後
這部電影是根據著名作家路遙的同名小說《人生》改編的。路遙大學畢業到西安工作後，事務繁忙，回家的次數並不多，回陝北深入生活，抽身回家看看，也是來去匆匆路遙在家呆的時間最長一次，就是和吳天明一塊在延川拍電影《人生》的時候。那次他在家住了20多天。那20多天是路遙父母老兩口心裏最快活、生活最幸福的時候。路遙生前最後一次回家，是在他去世半年前，母親沒有從他身上看出任何毛病，他在家裡吃了很多媽媽做的飯菜。興奮的母親不知道這是她與兒子的訣別。
在將這部小說改編成劇本的時候，路遙談到，他儘可能地把小說中最主要的東西表現出來。他通過高加林等人悲劇性的命運，促使觀眾對社會及人生作出多方面的深刻審視；他希望人們能夠通過這個故事來認識生活中存在的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力圖將小說涉及到的生活通過視覺也能使人感到真實可信。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反映了生活的真實；而真實是一切藝術的基礎。《人生》所表現的是一群普通人的命運，他們的遭遇，不完全是他們自己所能決定的。高加林也不是想走一個大圈子最後再夾個行李卷又回到出發點的，他無法突破各種社會矛盾對個人的制約。
路遙對這部片子不僅僅停留在對風土人情的表現上。他通過這部片子要表現的不僅是陝北的人情、民俗和大自然的風貌還揭示出蘊蓄於其間的社會的歷史的、審美的甚至哲學的內涵。這是更深一步的東西，有了這些，不僅不識字的人看得懂或受到感染，文化程度較高的人也能由此展開更深層次的思索。這就要在銀幕後面留出更大的空間；不僅完成一個故事、完成特定情景中的情節，還要在情節與情節、場景與場景、人物與人物、對話與對話以及畫面與畫面之間留下「空白」,讓觀眾想像、補充和思考。
電影力求通過銀幕搞出一種氣勢，在用攝影機的角度描寫生活描寫大自然的時候，努力追求一種雄渾、博大和深沉的風格。不孤立地表現生活表層的民情風俗以及和主題無關的民情風俗，這不是藝術所追求的，也不是藝術。所以，電影《人生》不僅要有「土味」,也要有「洋味」,使「外族」人也能毫無障礙地接受和投入。無論怎樣，只有把自己熟悉的本民族的東西真實地、藝術地、豐富多彩地表現出來，作品所流露的一切才可能使世界上更多的人理解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