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過去了,《審判》真的比《公民凱恩》更好

電影快訊 1166℃

作者:Huw Wheldon

譯者:覃天

校對:易二三

來源:www.wellesnet.com(1962年)


譯者按:


卡夫卡在1925年出版的小說《審判》中描摹了一個異化的世界。在讀者的眼中,故事不僅營造了個人面對官僚體系時的絕望感,又像是對20世紀納粹暴行的一種預判。導演奧遜·威爾斯在1962年根據小說拍攝了電影《審判》。彼時好萊塢製片廠制度正在逐步瓦解,中產階級觀眾的口味已悄然改變,美國電影分級制度即將替代《海斯法典》,戰後的歐洲電影也已經形成一股美學風潮,奧遜·威爾斯在完成了《歷劫佳人》(1958)後,終於得以再次執導影片。對於導演首作即轟動好萊塢,深諳好萊塢對導演控制之道,遭遇好萊塢「紅色風暴」,流亡歐洲,僅被《電影手冊》派影評人讚譽的奧遜·威爾斯來說,執導《審判》是一次無比珍貴的機會。


今年恰逢《審判》上映60周年,在半個多世紀前,當時BBC的高管休·韋爾頓在這部影片即將上映時採訪了奧遜·威爾斯。


問:你的最新電影《審判》是一部按照卡夫卡的小說改編的作品嗎?


奧遜·威爾斯:是的,我想你可以這麼說,雖然並不完全是這樣。總的來說,我試圖讓這部作品忠實於卡夫卡的小說,但在我的電影中,對小說中的幾個要點做了改編。首先,電影中的約瑟夫·K的性格並沒有真正惡化,當然也沒有在結尾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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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


問:在原小說中,K被秘密處死了。


奧遜·威爾斯:是的,他在最後被謀殺了——電影中也是如此,但因為我擔心K可能被觀眾認為是一個不值一提的普通人,所以我大膽地改變了結局,使他沒有向一切投降。他被謀殺了,看上去和其他人被處決時的情景並無二致,但在小說里,人們說死去的K「像一條狗似的!」在我的改編中,K嘲笑着他們的臉,因為他們無法殺死他。


問:這是一個很大的改動。


奧遜·威爾斯:也沒有那麼大,因為事實上在卡夫卡的敘述中,他們也無法殺死K。在結尾,最後那兩個人被派到野外去謀殺K時,他們無法下手,不斷地把刀子遞來遞去。小說里的K最後是想求生的,但他就這樣死了,而且是在嗚咽聲中死去。現在在電影中,我只是用 「砰」的一聲取代了那聲嗚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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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有沒有想過以兩個劊子手用刀刺向K的方式結束影片?


奧遜·威爾斯:不,對我來說,刺向K的結局有點兒像一個猶太知識分子在希特拉出現之前寫的芭蕾舞劇。要是卡夫卡活到納粹這個年代,我肯定他不會在經歷了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的慘劇後,還忍心寫這樣的一個結尾。卡夫卡在《審判》中展現了對納粹暴行的預判。我並不是說我的結局特別好,但這是我想到的唯一結束影片的辦法。我必須加快K的死亡。


問:對改編這樣一部公認的傑作,你有沒有什麼擔心?


奧遜·威爾斯:我沒什麼心理包袱,因為電影是一種如此不同的媒介。電影不是小說的插圖,它的作用不是簡單地把文字變成對白而已,而是用獨特的方式呈現原著的思想內涵,電影就是電影,不可替代。電影導演處理小說的方式和劇作家改編小說的方式相同——原素材只是一個跳板,導演會創造出新的作品。所以說我對改編卡夫卡的小說沒有什麼顧慮。如果你將電影視為一門嚴肅的藝術,你就會認識到電影改編不是對原作的說明,而是和小說具有一樣的價值。


問:所以在你看來,這不是一部「改編自卡夫卡小說的影片」,而是一部以《審判》作為基礎的新作品?


奧遜·威爾斯:甚至不是「基於」,這是一部靈感來自小說的電影,卡夫卡是我的合作者,是我的夥伴。這聽起來可能有點浮誇,但它的確是一部奧遜·威爾斯的電影,雖然我試圖忠於卡夫卡的精神。小說寫於20世紀20年代初,但我們在1962年拍了這部電影。不過現在它的確成為了我的作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想讓它具有更多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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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多年來,人們對《審判》有許多不同的解讀。許多人說這是一則個人對抗權威的寓言故事,還有人說它象徵著人類與不可戰勝的邪惡的對抗......你覺得你是否在影片中呈現了這樣的含義?


奧遜·威爾斯:我認為一部電影,或者說一部好的電影應該像一本好書一樣引起人們的多種解讀。具有創造性的藝術家應該避免分析自己的作品,所以請你原諒我不太想回答這個問題。我推薦你去看看這部電影,它有自己獨到的闡釋,我希望你能對它有自己的理解。


問:當我聽說你在拍攝《審判》時,我並不感到驚訝,因為我覺得你很擅長呈現普通故事背後的深意。這次你和「夥伴」卡夫卡合作的還順利嗎?


奧遜·威爾斯:你這麼說很有意思,因為當我意識到自己正在拍這部作品的時候,我也很驚訝。更讓我意外的是,我把它完成了。這是一部非常昂貴的電影,一部大製作。可能在五年前,沒有哪家發行商或者哪位製片人願意來投這樣一部影片,但最近全球的電影業已經開始發生變化,電影人迎來了新的時刻,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是更好的電影人,而是說舊的發行系統已經開始奔潰,觀眾更開放了,更願意接受一些比以往難懂的電影。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審判》是一部民主化的作品,這是一部前衛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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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今,像《審判》這樣的電影擁有了更多的預算,可以和商業院線的觀眾見面,你覺得這有意義嗎?


奧遜·威爾斯:這當然有意義,是一件很好的事。我的意思,現在很多看似艱深的題材都被拍成了主流電影,既質量高,又受觀眾歡迎,比如《廣島之戀》和《去年在馬里昂巴德》。我不太喜歡這兩部電影,但我很高興它們能和觀眾見面。我覺得阿倫·雷乃可能會痛恨《審判》!但更重要的是,這樣一部看似是實驗片的作品能夠進入到主流觀眾的視野,和那些商業片一起競爭。換句話說,傳統的商業電影正在消亡,我覺得這給新的電影帶來了轉機和希望。


問:如果《審判》拍攝於五年前,您覺得它會是什麼樣子?


奧遜·威爾斯:我不認為它會在五年前被製作出來,但如果它被拍出來,它只會在藝術影院放映,而且會被製作成一部冗長、晦澀、實驗性的電影——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安東尼·博金斯、讓娜·莫羅、羅密·施耐德,如此多明星聯袂出演的電影!你可以想像一下拍這部作品對我來說意味着什麼,這是我四年來得到的第一份導演工作!


問:所以你一直都很愛電影,對嗎?


奧遜·威爾斯:是的!我已經陷進去了。如果我只是在劇院里工作,我想我可能會一直排戲。但在接觸了電影,拍了電影之後,我覺得它是我見過的最棒、最美好的藝術形式,也是我想繼續嘗試的形式。正如你所說,我愛上了電影,真的非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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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聽說電影里原來有一個場景:卡汀娜·帕辛歐扮演的計算機科學家對K說,他最終的命運可能是自殺。但是現在的版本里我們已經看不到這個場景了。


奧遜·威爾斯:是的,那是一個很長的場景,大概有10分鐘,我在巴黎首映的前一天剪掉了它。這場戲的內容就是約瑟夫·K讓電腦給他算命,這是我的創意。那會兒我們還在做混音,距離首映式也很近了,而我只看過一次全片,在最後一刻,我決定刪去這個場景。這應該是全片中最好的一場戲,但很顯然它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很顯然哪兒出了問題,我搞不清楚。這場戲的主題是「自由意志」,且帶有黑色幽默的色彩;這也是我一直想討論的話題。我和K都反對系統和機器對人的壓抑,嚮往自由。


問:你為什麼選擇在南斯拉夫拍攝了影片的大部分場景?


奧遜·威爾斯:在我看來,我們所處理的故事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地方」,但當然這個地方是不存在的。當人們談到這個故事的普世性時,你必須意識到它開始於哪一塊地域。卡夫卡出生於布拉格,所以為了尋找和奧匈帝國相近的場景,我去了南斯拉夫西北部的薩格勒布。我沒有去捷克斯洛伐克,因為那裡還沒有出版卡夫卡的書籍,他的作品在那裡依然被「流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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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果有的選,你會去捷克斯洛伐克嗎?


奧遜·威爾斯:是的,我一直在想,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拍《審判》會是什麼樣,似乎就應該是捷克斯洛伐克,因為卡夫卡正是在這兒寫出了他大部分的作品。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是在薩格勒布拍的,那裡的老街看起來很像布拉格。尋找帶有奧匈帝國氣質的歐洲現代城市,這並不是我們在南斯拉夫拍攝的唯一原因,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要拍一個大型的工業博覽會的場景,需要拍巨大的建築,比電影製片廠大得多。影片中有一個場景,我們需要在一個建築空間內放上1500張桌子,但是在法國和英國沒有任何一個製片廠能放得下。我們在薩格勒布找到了一家大型工廠。因此,拍攝地帶來了一種骯髒的現代感,彷彿潛入了19世紀的黑暗中心,並成為了影片風格的一部分。


問:你在巴黎一個廢棄的火車站——奧賽火車站拍了不少素材。


奧遜·威爾斯:是的,關於這點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故事。我們在巴黎拍攝了兩個星期,然後計劃馬上動身去南斯拉夫,在那裡布景。星期六晚上6點傳來消息:布景不僅沒有準備好,而且甚至還沒有開始建造。

那時在巴黎也沒有任何片場可以用來布景。那天是星期六,我們原本星期一就要在薩格勒布拍了!我們不得不取消一切,暫停拍攝。我當時在酒店的房間里來回踱步。我看着窗外偌大的月亮,那是一輪皎潔的滿月。我的眼前奇蹟般地出現了兩個月亮,它們像是來自天堂的徵兆。每個月亮上都有數字,我這才意識到它們是奧賽火車站的時鐘。凌晨5點,我走出房間,走進了空空蕩蕩的火車站,在那裡我看到了卡夫卡筆下的世界——律師的辦公室,法院的辦公室,寂靜的走廊,一切都帶有一種儒勒·凡爾納式的現代感,我覺着這很符合卡夫卡小說中的氣質。到早上8點,我就決定接下來七個星期都在這裡拍攝。

如果你看過影片,你會發現不少場景都是在這個火車站拍的,這裡不僅是一個美麗的地方,而且還充滿了悲傷——那種人群在站台等待帶來的悲傷。我知道這聽起來有些神秘,但實際上火車站是一個被鬼魂環繞的地方。《審判》的故事和等待的人們有關,他們等待着自己的文件被簽好。整部影片充滿了和官僚主義作鬥爭的無望感。等待文件被簽署的過程就像等待火車,奧賽火車站裡有很多難民,他們在這裡被送往集中營,阿爾及利亞人聚集在此,所以這裡是一個充滿悲傷的地方。當然,我的電影的底色也是悲涼的,所以簡而言之,火車站給電影注入了現實主義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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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奧賽火車站的運用是否改變了你對影片的設想?


奧遜·威爾斯:是的,我還曾打算把《審判》拍成一部完全不同的沒有布景的電影。正如我所做的那樣,這部作品由逐漸消失的布景組成。現實感的元素將變得越來越少,觀眾會意識到這一點,以至於布景將被減少到只剩開放空間,彷彿一切都已溶解。這個巨大的廢棄火車站給電影帶來了荒涼感和虛無感。那真是一個巨大的布景。


問:你自己對《審判》有什麼感受嗎?你覺得這部作品已經完成了嗎?


奧遜·威爾斯:今天早上,我在火車上碰到了彼得·烏斯蒂諾夫,他的新電影《戰海風雲》剛剛開拍。我對他說,「你對你的電影感覺如何,你喜歡它嗎?」他回道:「我不是『喜歡它』,而是為它驕傲!」 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樣自信。我對有機會拍《審判》心懷感激。我很享受拍攝的過程,但不包括剪輯的部分。不管怎麼說,我覺得《審判》是我拍過的最好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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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對觀眾的評價有什麼反應?


奧遜·威爾斯:我覺得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我覺得電影這門偉大的藝術形式沒有逼迫導演去考慮觀眾的問題。事實上,我覺得考慮觀眾是不可能的。要是寫戲劇劇本,可能我會想到百老匯和西區的觀眾愛看什麼,考慮到他們的社會地位,考慮到他們的品味。但對於電影,我從來就沒想過觀眾怎麼想。我只是想作家寫作一樣去拍了一部電影,並希望觀眾可以接受。我不知道公眾對《審判》會做出怎樣的評價。自由地在作品中表達,《審判》不為某一類人拍的,而是為所有人拍的一部電影。它不僅是拍給現在的觀眾看的,只要電影這門藝術還存在,我想它會被更多的觀眾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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