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 龔金平
是枝裕和的影片大都關注家庭。而且，這些「家庭」非常有意思，如果是正常血緣關係的家庭，家人之間常常存在難以言說的裂痕、疏離，甚至是背叛與傷害，如《海街日記》《比海更深》《無人知曉》；如果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庭，彼此反而有着感人的深情和長久的羈絆，如《小偷家族》《如父如子》。可能，正因為正常家庭早已千瘡百孔，至親至疏，人物才會在漂泊的狀態中，異常珍惜與陌生人之間那些愛的碎片。或者，是枝裕和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親近，契合與共鳴，絕非親情、血緣可以維繫或催化，倒是陌生人之間的相處，會因少了外在的倫理要求，而完成更為直白率真的情感交流。
電影《掮客》海報
是枝裕和顯然是一個敏感犀利，但又溫柔細膩的人。他洞穿了家庭關係中那些嫌隙和隔膜，尤其看到了無數中年人的人生困頓與內心頹喪，甚至感受到無數中年人因生存壓力和內心無處排遣的精神負累，而疲於奔命，進而慢慢遠離正常的家庭模式和生活狀態，成為人生的「失軌者」。這時，中年人要麼絕望地逃避，要麼平和地面對。只是，這種森嚴又壓抑的社會氛圍、人物克己內斂的行為方式，深深地鑲嵌在日本社會的土壤之中，貿然換一個時空，同一個情節還會發生嗎？或者說會以日本人的方式發生嗎？是枝裕和對此恐怕考慮得並不周全。
除了開頭那幾個場景在氛圍營造、懸念設置方面的用心能引人入勝，《掮客》大部分時間過於平淡和蒼白，處處透着是枝裕和的慣常心機和熟悉套路。在主要人物出場之後，觀眾基本上能猜到隨後的情節走向和人物命運。雖然，我們承認每一位導演都有自己的穩定風格和恆定母題，但這並不意味着重複，或者從以前的作品中各抽一段做一個簡單拼湊就可以自我致敬。
當然，《掮客》是有創新的。這種創新從表面來看，是將故事發生的地點放在韓國，啟用的也是韓國演員。我們本來有理由期待，一個日本導演會和韓國的社會氣候、文化特徵，韓國演員的表演方式，產生有趣的化學反應或激烈的衝撞。可惜，我們沒有看到一個新的「是枝裕和」，影片不過將導演早已駕輕就熟的創作公式搬到了另一個舞台而已。
影片的主要場景都放在那輛麵包車以及旅館裏，這相當於將人物的生存空間與韓國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有意無意的隔絕。這樣，影片不用費力去捕捉或透視韓國的社會風情、倫理環境、文化心理和生存百態。人物只需處理內心的猶豫、起伏與陣痛，幾乎無需操心社會關係和倫理壓力。這種人物形象的空洞與蒼白是可以預見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影片只是勉強飄浮於韓國，卻沒有與韓國的生活體驗、文化經驗產生任何互動和勾連。
《掮客》用一個嬰兒，串起了「掮客」相鉉、東秀，以及育幼院的男孩海進，還有嬰兒羽星的母親文素英。五人同乘一輛車，組成了一個臨時家庭。這個「家庭」的主心骨是中年失意男人相鉉，他經濟困窘，事業舉步維艱，與妻子離婚後女兒也對他不冷不熱，他只能寄希望於賣掉羽星，以獲得人生的轉機。但是，相鉉和東秀、文素英在為羽星找買家的過程中，異常糾結。正是基於這種糾結，影片提供了一個觀照人心和人性的機會。相鉉和東秀無法拒絕金錢的誘惑，但又希望將自己的行為包裝成一種善舉，以減輕道德負罪感。至於文素英，一方面想擺脫牽掛，同時為孩子抹去不名譽的母親的痕迹，但面對自然涌動的母愛，終又心存不舍。
在現實的考量與情感的非理性衝動中，燭照人物的倫理煎熬，透視人心深處的微弱光芒，這是是枝裕和影片的常規操作。畢竟，是枝裕和的影片大都屬於家庭倫理片，並沒有強烈的戲劇衝突，只能轉向開掘人物內心，以便在具體的倫理情境中，超越法律、現實秩序等方面的剛性衡量，與人類共通性的情感價值產生共振，這無疑是一種極為高明的創作策略。只是，《掮客》對於人物內心的那些猶豫、矛盾，終究表現得有些單薄和牽強，未能設置有力的刺激事件和兩難處境，只是在日常化的場景中，在演員克制的表演中，渲染着人物缺少層次感的情緒波動。
為了體現突破性，影片在五人的旅途中，加入了偵破的類型元素，即文素英殺害了羽星的生父，正被通緝。同時，還有兩位女警一路跟蹤相鉉一行，初衷只是為了抓獲販賣嬰兒的團伙。影片有意將情節複雜化，為的是提升觀影體驗。但是，這兩條副線（刑警通緝文素英，女警抓捕販嬰團伙）本該充滿張力甚至有精彩的動作場面，但實際展開得孱弱而無力。此外，影片還加入了另一條線，即羽星生父的妻子，也想買下羽星。這種多線交織的方式，超出了是枝裕和熟悉的創作區間，使得每條線都潦草地結束了，反而令觀眾連幾位主要人物的情感嬗變和內心轉折都不甚了了。
影片希望在一種日常性的氛圍中，揭示表面平靜中的暗流涌動。為了不打破這種對日常生活粗礪質感的呈現，影片有意選擇一種疏遠的視角，冷冷地觀察和注視，甚少干預和參與人物的生活。這種藝術處理營造了一種疏離又冷峻的氣場，但其風險在於觀眾對人物過於陌生。正常情況下，觀眾需要在情節推進過程中，慢慢了解人物的前史和深層性格，但影片在這方面處理得比較敷衍，最終導致大部分人物都像是功能性的符號，沒有體現其應有的情感或人性意義。尤其是兩位女警，雖對情節走向有一定推進，卻對主題的表達幾無建樹。中年女警秀珍明顯有精神創傷，想通過解救羽星、抓獲販嬰團伙的正義之舉，完成內心的某種救贖。但觀眾對於秀珍知之甚少，難以窺見她的內心起伏，因而對於她的許多行為不明所以，或者無動於衷。
當然，《掮客》肯定有其動人之處，但在筆者看來並不是宋康昊的表演。刻畫普通人的憨厚與狡黠，表現平靜中的麻木與洶湧，似乎已經成了宋康昊的一種本能，並不需要太過用力，對此，觀眾已習以為常。倒是影片有幾處場景，將人物那些微妙處的心動，不經意間的感動，傳遞得纖毫畢現，卻又不動聲色，令人心有戚戚。五人分成兩個「家庭」在遊樂場坐摩天輪時，天然營造了兩個寧靜而獨立的空間，為各自的情感滋長提供了絕佳的契機，人物也因這個時刻變得更為溫柔多情。還有東秀與文素英在火車上聊天時，影片通過火車在山洞間穿行的特點，在他們臉上製造了光線的明滅變化，反射出人物心情的起伏不定。但是，影片中這樣的詩意時刻和抒情段落畢竟太少，大部分時候都因情節的攤子鋪得太大，而無暇顧及這些溫暖動人的情境。
是枝裕和在《掮客》中，想為觀眾講述一個有情感力量，能帶來心靈觸動的故事，希望在一場「販嬰」之途中，通過彼此的相處及外界的刺激，一點點盪起人物的心靈漣漪，同時也激發觀眾的內心波瀾，從而在一種柔軟又雋永的狀態中，靜靜地訴說著人世間那些不變的情愫和哲思。遺憾的是，因《掮客》在情節設置和人物刻畫方面的諸多缺陷，導致它誠意雖濃，但藝術感染力平平。（龔金平）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