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終極意義上來說，攀登者所要抵達的不是對一座山峰的馴服，而是對內心的一次自我呼召與救贖。
俄羅斯最偉大的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在《自由與矛盾》一書中寫道：「人的精神解救即是在人的自身之中實現個體人格。這是整體性的實現，同時也是不倦地掙扎。」當不少電影評論者認為《攀登者》里章子怡與吳京的珠峰絕戀有違歷史的真實，並消解了主人公對國家主義敘事的表現強度，從而導致市場的不盡如人意。可我恰恰認為章吳之戀的妙處正在於細微處見精神，實現了個體人格在群體情懷之中的完整性，這一點在國產主旋律電影中顯得特別難能可貴。
主旋律電影並非當代紅色中國所獨有，任何國家和地區的電影工業都決不僅僅是為了娛樂而娛樂，都有着自己明確而清晰的價值訴求與取向，尤其是以好萊塢與寶萊塢為代表的電影工業重鎮，幾乎所有的類型電影最後的敘述結局，都鮮明地抵達普世價值的核心，如國人所熟知的《拯救大兵瑞恩》《血戰鋼鋸嶺》《辛德勒名單》《至暗時刻》《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等等，既是標準的類型電影，又毫無疑問是典型的主旋律電影，夢想照進了現實，正義戰勝了邪惡，公平得到了彰顯。
過往中國觀眾總是對國產主旋律電影的人性化表現不足頗多微詞，即使故事和人物原型是真實的，但拍出來之後都感覺像假的，而好萊塢的眾多貌似虛構的故事卻以其無比真實的情感打動了世界各地的電影消費者。究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國產電影的主人公全是以宏大的國家主義和理想主義做為自己行為的前提，忽略了內心最真實的人性動機，導致觀眾的情緒疏離和藝術信任的匱乏。而彼地的那些以類型片的方式拍攝出來的主旋律電影中的主人公，不僅僅是表象上的個人英雄主義，更重要的是那些極其人性化的個人動機讓觀眾對主人公的崇高精神產生了共鳴與信任的情感鏈接，從而贏得了觀眾的認可。
不管是１５年前的登山隊向珠峰首次成功衝刺，還是１５ 年後，吳京所飾演的方五洲等在章子怡飾演的氣象學家徐纓幫助下，帶領年輕隊員再次挑戰世界之巔，都讓人想起馬丁路德金代表他所屬的族群表達的那句名言：「我有一個夢想……」，首先是從「我」出發，再最終匯入「我們」的共同夢想。電影中的吳京和章子怡，包括張譯、井柏然、胡歌、陳龍、曲尼次仁等所有的攀登者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不管是最終失敗還是成功，都是從「我」開始登起，最後抵達自我完成的時刻。他們在海拔８８００多米的高峰，所挑戰的決不僅僅是人類的生理極限，更是對自我的最高期許，以及對自己所愛之人的最終極信念與擁抱。
當他們在北面相當於死亡攀爬的岩石坡度從７０度到９０度延伸時，惡劣的高山反應和腦水腫簡直如地獄一般殘酷，攀登者們表現因為有了情感的支撐而變得真實細膩、堅強有力，避免了膚淺的口號式愛國套路和浮誇的表演程式，顯得真實可信，讓人為之動容，在一種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地狀態下，進入了觀看者的心靈。
影片描繪了雪山的寬廣和人類的渺小，不禁讓人產生自我追問：人類何曾真正地征服過世界？所有的征服其實都是人類的虛妄，只有被愛的光芒所照耀下的人性的美麗，才是絕境中最可寶貴的生命財富，彰顯人之所以為人的無畏和堅強，並在此種自我救贖中不僅認識了真理，更獲得了的真正的心靈的自由。
所以，我認為《攀登者》除了眾所以為的國家主義的主題之外，也呈現了唯自我救贖與愛的結合，才能實現自由的創造的個體人格的終極價值。世界變得如此衰敗與沉淪，我們更需要被這種強大的、超越物質的珠峰般高遠的愛戀所喚醒，去攀登每一刻屬於自己的生命顛峰。（江小魚：脫口秀節目主持人電影導演、影評人、樂評人、編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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