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中華文史論叢》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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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豐
江蘇常熟人。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化科技協同創新研發中心副研究員。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南宋邊防格局的形成與演變研究」。
提要：蜀口大將吳璘病逝是南宋孝宗朝前期的重大政治事件。本文考察高孝之際朝廷與治蜀代理人圍繞吳璘病篤的反應及由此引發的蜀口謀帥事宜。在興帥繼任者問題上，朝廷希望摒棄吳氏子弟，而王之望、汪應辰、虞允文等治蜀代理人則屬意於吳璘之侄吳拱。吳璘病逝前後，蜀口軍政格局短暫經歷了由吳挺、王權、任天錫到任天錫、吳勝、吳挺再到員琦、吳拱、王興祖分掌三大都統司的劇變。謀帥過程之所以略顯曲折，其癥結既不在於吳氏武將勢力的強硬抵制，也非朝廷與治蜀代理人間存在的分歧，而是由於在處理該問題時，朝廷始終搖擺於「抑制吳氏世將」與「保固四川」兩種背道而馳的思路。
關鍵字：南宋高孝之際 四川 治蜀代理人 興州都統制 吳璘 吳拱
南宋因偏安南中國半壁江山的立國格局，四川地區的邊防戰略地位十分突出，時人因有「無蜀是無東南」之語。然而，由於四川與東南核心區的空間距離過於遙遠，致使朝廷對該地區的管控存在不小的困難。[1]對此，宋廷不得不調整統治策略，一方面適度容忍四川地方勢力——特別是地方武將勢力的存在；另一方面則派遣以文臣爲主體的宣撫使、制置使、宣諭使及總領財賦等任職蜀地，賦予其一定的便宜權，使之充當朝廷治理四川、協調中央與地方勢力間關係的代理人。[2]由此，不同時期內，圍繞央地、攻守、和戰、文武、軍民等多組矛盾，南宋四川軍政運行呈現出朝廷、治蜀代理人及地方武將勢力間極爲複雜的關係。
對於南宋四川軍政的探討，尤以吳氏將門這一議題最具牽動力，長期吸引着中外學者不斷探索。陳家秀、伊原弘、王智勇、楊倩描、何玉紅等都曾對此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3]最近，王化雨撰文梳理吳挺事蹟，彌補了學界對吳氏第二代掌門人研究略顯單薄的缺陷。[4]本文擬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聚焦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至乾道五年（1169）相對較短的一個時段，重點考察以往研究較爲忽視的高孝之際朝廷與治蜀代理人圍繞蜀口大將吳璘病篤的反應與措置及由此引發的蜀口謀帥事等相關問題。
之所以能集中梳理這段史事，主要有賴於史料呈現的多維性。處理南宋四川軍政運行問題，需充分照應朝廷、治蜀代理人及武將勢力三方的聲音。《宋會要輯稿》《宋史·本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等基本史籍更多體現的是朝廷一方的措置，由《漢濱集》《文定集》《歷代名臣奏議》所存王之望、汪應辰、虞允文的書奏材料則可部分窺知這一時期治蜀代理人的意見。通常而言，武將在歷史進程中屬於相對「失語」的群體，但《吳璘神道碑》《吳挺神道碑》《楊從儀墓誌銘》《任天錫墓碑》等墓誌碑刻材料的存世或出土卻爲我們追索高孝之際四川武將的行跡提供了可能。筆者相信，基於官方史籍文獻、書奏與碑刻資料所呈現出的史事面貌或將成爲我們觀察南宋朝廷與四川間政治博弈、權力運作、信息溝通等問題的絕佳案例。
一、吳拱與姚仲：王之望的憂慮
紹興和議簽訂後，宋金之間維持了二十年的和平局面。至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五月，金主完顏亮遣使求宋「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5]，將南下意圖公之於世。宋方隨即針對江淮、京湖、四川三大戰區作出一連串部署。四川方面，任命宿將、判興州、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吳璘爲四川宣撫使，負責統合蜀口三大都統司（興州、興元、金州）戰力，主持前綫軍務，保固川蜀。
需要略作交代的是，紹興十一年以後，南宋政府逐次收取淮東、淮西、京湖、四川四大宣撫司兵權，將各戰區主力正規軍分隸於鎮江、建康、池州、鄂州、金州、興元、興州七大都統司，由御前諸軍都統制（簡稱都統制，又稱戎帥）掌領。位於四川戰區的三大都統司，以興州居首。這不僅與吳玠守蜀以來所形成的軍事傳統有關，也是出於戰區邊防的現實考慮：興州控扼陳倉、祁山兩條最主要的北軍入蜀通道，防守壓力極爲吃重。據乾道三年所立蜀口屯駐大軍軍額數，興州都統司六萬，興元一萬七千，金州一萬一千。[6]興州都統制所統兵力是興元、金州二司總和的兩倍，其在四川戰區舉足輕重的地位可見一斑。時人因有「四川大軍，獨武興爲多」[7]的論斷。紹興和議以後，興州都統司長期由吳璘掌管。在他治下，「西路（按即興州）兵爲天下最」[8]。
事實上，以紹興九年（1139）吳玠病逝爲契機，宋廷在四川地區已率先完成「以文制武」。吳璘雖以右護軍都統制繼兄掌兵，但須服從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鄭剛中節制；他本人也與蜀口另兩員大將楊政、郭浩比肩而立，在地位上並無軒輊。此次金宋戰火重燃，宋廷並未委用制置使王剛中，而是以吳璘出任四川宣撫使，令其全權指揮蜀口大軍。這一舉措固然是對吳璘軍事統御能力的肯定及興帥地位的承認，同時也是中央爲抵禦強敵、保固四川不得已對「以文制武」方針所作的調整。
不過，此時的吳璘已六十高齡，且身染沉痾。據時任四川總領王之望觀察，璘「平時多病」，且嗜服丹藥，「日餌丹砂數十百粒」，「時復發作」。[9]羸弱的身體狀況勢必會影響吳璘對前綫戰局的掌控，爲戰區最高軍事指揮系統的癱瘓埋下隱患；但就中央與地方武將勢力關係而言，吳璘的病情又爲朝廷打破吳氏對蜀口軍政的主宰提供了機遇。故此，圍繞吳璘病篤及其繼任者暨興州都統制的選用問題成爲此後數年間牽動南宋朝野目光的一大焦點。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初，金軍襲取大散關，拉開了「辛巳之役」的帷幕。吳璘聞訊，亟從駐地興州北上，坐鎮殺金坪指揮禦敵。不過，重病中的他甚至已無法騎行，只能「肩輿」上壘。[10]在摸清金方僅是牽制性進攻後，吳璘隨即遣兵馳出祁山道奇襲隴右，同時整軍由陳倉道正面進攻大散關與和尚原要塞。起初，吳璘尚打算親率大軍扣關，無奈苦於臟腑之疾，「臟腑稍安，又苦腎腸之疾」，「每疾劇時，亦頗危殆」，最終只得命興元都統制姚仲代其統軍，「彈壓兵馬」，自己則於十一月初回興州大營養病。[11]
興州都統司奇襲隴右的軍事行動頗爲順利，連克秦、隴、洮、蘭諸州；蜀口右翼的金州屯駐大軍也在統制官任天錫的率領下收復了商、虢、華、陝，關中大震。[12]與江淮戰場的節節敗退相反，宋軍在川陝戰場捷報頻傳。
然而，當年十一月，四川總領王之望卻爲這一大好局勢潑出一盆冷水。他指出川陝戰場存在兩大隱患：其一是主攻大散關、和尚原一綫的興元都統制姚仲遲遲無法打開局面，致使宋軍始終不能對金方關中腹地構成直接威脅；其二則是戰區統帥吳璘的身體狀況，「勢頗危殆，人心憂惶」。[13]爲此，王之望多次向朝廷傳報吳璘病情，並建議將其侄吳拱調回四川。[14]在其中一份奏劄中，王氏說：
蜀人前此恃以爲安者，以其姪吳拱在此，緩急有賴。吳拱移襄陽，渠每以失助爲憂。今疾如此，豈可不預爲之所？……目今蜀中形勢，不若亟令吳拱復還。使吳璘一向安健而得吳拱之助，則軍聲愈振，可速成大功。假使疾勢增損不常，則此一軍亦無他慮。吳璘既爲宣撫，而尚領都統職事，若除吳拱爲都統，而吳璘以宣撫使判興州，於體尤順。……人命不可知，一方安危，所繫至急，望朝廷權事輕重，速賜處置施行。[15]
紹興中後期，吳拱歷任興州都統司後部統制、中軍都統制、階成西和鳳州都鈐轄，長期主持關外四州防務，是吳璘捍禦蜀口的重要助手。據說吳璘對他十分倚重，「出則使之統率，居則贊其謀議」[16]。「辛巳之役」前夕，作爲戰區間協調的一部分，吳拱受命移鎮襄陽，取代田師中出掌鄂州都統司。十月下旬，由於江淮戰事吃緊，原京湖制置使、馬帥成閔回援東南，吳拱遂以鄂帥接任京湖制置使之職，成爲中部戰場總指揮。
吳璘當時是以判興州、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的身份兼任四川宣撫使。在王之望的構想中，朝廷可除授吳拱興州都統制，使其回歸蜀口，分擔吳璘的部分職任，充當其臂膀。這樣，不僅吳璘可適當分散壓力，使四川「軍聲愈振」；更重要的是，「疾勢增損不常」，「人命不可知」，一旦吳璘喪失指揮能力甚或溘然去世，吳拱作爲「儲帥」便可就地接掌戰區統帥之職，「緩急有賴」，使蜀口高層軍事指揮權得以平穩交接。
從《漢濱集》、《要録》所存王之望書奏來看，他之所以如此急迫想要調回吳拱，很大程度上是擔心戰區指揮權會落入興元都統制姚仲手中。南宋初年，吳玠保固蜀口，除得吳璘協助外，另有楊政、田晟、姚仲、王彥、王俊、王喜、李師顏、楊從儀等八位較爲倚重的統兵將領。[17]「辛巳之役」爆發時，姚仲、王彥、李師顏、楊從儀四人尚在四川軍前。其中，姚仲以保寧軍節度使任興元都統制，王彥以保寧軍承宣使任金州都統制，二人與興州吳璘構成新的蜀口三大將格局；楊從儀、李師顏則分任興州都統司左部與右部統制。[18]
以此時四川戰區諸將序位而言，一旦吳璘謝世，職銜最高、掌兵最多的便是姚仲。由於道路遙遠，又值戰時狀態，未作人事部署的宋廷極有可能依據「名位高卑、軍旅寡衆次授兵柄」的原則，就地起用姚仲接替吳璘掌軍。此種局面是王之望斷然不願見到的。自紹興二十五年（1155）擔任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在四川供職已歷六載，深諳蜀事。[19]據他觀察，姚仲不僅「全無謀略」，「非大將之才」，且治軍無狀，在任興元帥期間，「所至掊克」，侵用「贍軍、常平窠名」，「多佔官軍義士以充其役，民不聊生」，興元一府，軍政敗壞至極。他甚至預言「若此人得志，必爲川蜀大患」。[20]
王之望關於將吳拱調回蜀口的建請無疑是站在戰區立場提出的。多年供職蜀地的經歷使他對姚、吳二將的情況瞭若指掌。在他看來，姚仲徒有虛名，絕不可倚重，唯有以吳拱繼掌兵權方能延續川陝戰場良好的進攻態勢。在隨後的戰事進程中，姚仲先是久攻鞏州、德順二城不下，復又慘敗於原州城外的災難性表現，完全印證了王氏對其軍事才能的判斷。
然而，最高決策層的考慮卻與身處地方的王之望迥然不同。吳氏將門世掌蜀口兵柄的局面絕非朝廷所樂見。姚仲再不濟，終不失沙場宿將。若於此時將吳拱調回，待其在川陝戰場建立功業、進一步積攢人望，則其繼掌興州大軍將勢成必然。針對王之望所奏，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即指出「吳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毋使尾大不掉」[21]，可謂直露朝廷「防弊」的心聲。再者，就隨後金州都統制王彥不遵吳璘將令的事實來看，[22]吳拱作爲後進，能否有效統御姚仲、王彥等元老宿將，也存在較強的不確定性。因此，對於王之望的建請，朝廷遲遲不予回應。我們在史籍中也未見宋廷針對吳璘病篤預作人事上的安排，或許以姚仲接掌興州都統司恰是朝廷所希望的。
隨着戰事的不斷推進，進入紹興三十二年後，以德順軍爲核心的隴右地區逐漸成爲左右川陝戰場乃至整個宋金戰局的焦點。然而，臨安城卻盛行起吳璘「心疾」病危的傳言，以致朝野人心惶惶。[23]吳璘康健與否，不僅於川陝戰局關係甚深，對宋方下一步和戰方略的實施亦具牽動作用。二月一日，剛剛立下採石卻敵之功的虞允文受任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趕赴蜀口。除負責「措置招軍買馬」 [24]外，實地考察吳璘病情是其此行的重要任務。到達蜀口後，針對戰區人事格局，虞允文曾有過一道奏劄：
臣竊見吳璘軍前除李師顏外，委無曉練軍政、可以倚仗之人。而師顏年已七十有三，至今亦未肯領利州東路職事。……若如後所料而璘果病，如王彥在商州，相去既遠，李師顏年已衰暮，姚仲、傅忠信皆非璘比，不足任大事。臣先日乞歸班面奏事，正謂蜀去朝廷遠，有此等事不一，利害至重，緩急無以支梧，委非餘路之比。……慾望陛下速與大臣共議，早賜處分。[25]
在奏劄中，允文向朝廷陳述了李師顏老病、吳璘身邊別無「曉練軍政、可以倚仗之人」的蹙迫形勢，同時斷言興元都統制姚仲「不足任大事」，所見與王之望先前的奏陳別無二致。只不過，不同於王氏力主調回吳拱，虞允文並未給出直接的人選建議。
作爲新近派往蜀地的代理人，虞允文的上奏使朝廷不得不考慮將吳拱調回四川，隨後發生的原州兵敗事件則讓以姚仲接掌興州都統司的設想徹底擱淺。時值西綫戰場膠着期，宋金雙方都在隴右投入重兵。一旦主帥吳璘病逝，若繼任者不得其人，不僅新收復的隴右地區將瞬間易手，蜀口保守亦成問題。與川陝形勢的迫在眉睫相比，吳氏世將的尾大畢竟只是一種「隱憂」。對此，朝廷完全可以耐心等待時機，從長計議。於是當年下半年，已升任主管侍衞步軍司公事的吳拱被新皇孝宗放回川陝戰場。[26]不過，吳拱歸蜀後擔任的並非王之望所期待的興州都統制，而是階文龍州經略使、兼知階州一職。在「抑制吳氏世將」與「保固四川」兩種取向間，朝廷雖然再度選擇了後者，但對吳拱的任用還是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二、地方與中央：謀帥的分歧
乾道元年（1165）初，吳璘（時任四川宣撫使、判興州、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不顧孱弱的身體，「抗章請朝」[27]。當時，隆興和議剛剛達成，邊境形勢尚不完全明朗，遭遇德順退師重創的蜀口屯駐大軍也亟需撫定軍心。六十四歲高齡的吳璘選擇於此時遠赴臨安覲見，目的有二：其一，旨在以實際行動回應兵部侍郎胡銓等人對其跋扈難制的指控。隆興二年（1164）八月，胡銓在《應詔言事奏》中指責吳璘「靳辱」四川制置使沈介，將「川蜀之慮」與「醜虜之患」並列爲「當今急務」，建議朝廷遣派重臣彈壓。[28]更有臣僚直言吳璘「執權專，處心忌」，「握兵蜀口，必貽後患」。[29]東行途中，吳璘先是上疏懇求辭去四川宣撫使之職，隨即又表請致仕，實際都是示朝廷以恭順姿態。[30]其二，是在興州都統制繼任者問題上爲愛子吳挺爭取朝廷的支持，使新皇孝宗能接受吳氏將門繼續掌領興州大軍的局面。臨行前，吳璘特意以便宜權留吳挺（時任興州都統司中軍統制）權知興州，主持蜀口防務。[31]
四月底，吳璘一行抵達臨安。這是繼紹興十二年後吳璘生平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造朝。朝廷給予其許立家廟、進封郡王、皇子入謁等一系列至高禮遇與恩數。[32]入朝期間，孝宗果然就興帥人選一事詢問其意見。吳璘則直言不諱，以「臣第五子挺忠智可任」爲對，力薦吳挺接掌興州都統司。[33]實際上，與吳挺過於年輕（時年二十九歲）且缺乏獨當一面的經歷不同，時任階文龍州經略使、兼知階州、權知成州吳拱本應是興帥最合適的人選。然而，由於稍早前吳璘、吳拱叔侄失和，致使吳璘在繼任者問題上更屬意吳挺。[34]
考慮到興元都統制、知府李師顏已於隆興二年末病逝，五月二十三日，朝命以吳璘移判興元，仍領四川宣撫使。[35]這一人事變動值得注意。由於吳璘出川前已奏任吳挺權知興州，代掌軍務，宋廷於此時命吳璘改判興元，實際是對吳挺主政興州的變相承認。果不其然，當年年底，吳挺晉升「本軍都統制」[36]，超越吳拱成爲四川戰區僅次於吳璘的二號人物。
於是我們看到，吳璘造朝最終形成的局面是由他本人主政興元、愛子吳挺掌領興州、其侄吳拱節制關外四州軍馬。吳氏將門對於蜀口軍政的掌控非但未因和議的達成、朝臣的非議而終結或削弱，反而愈顯強勢。
從表面上看，孝宗對吳璘恩遇無二，又對其子吳挺繼掌興州大軍的局面予以承認。吳璘入朝的兩大目標可謂圓滿達成。但這一美好圖卷下，實則暗潮湧動。長久以來，吳氏對蜀口兵柄的把持一直被宋廷視爲隱患。「辛巳之役」爆發前，高宗雖迫於戰爭形勢任命吳璘爲四川宣撫使，但在隨後的戰事進行過程中，朝廷遲遲未肯應允王之望將吳拱調回蜀口的建請，就是不希望看到吳氏過於尾大不掉。而今吳璘老病、宋金戰火重熄，正是朝廷打破吳氏將門對蜀口軍政主宰的絕佳時機。只不過礙於吳氏保守陝蜀三十餘年，根基牢固，吳璘本人又無過分跋扈之舉，廢棄功臣宿將也與孝宗所塑造的「恢復」氣質不符，故而一時隱忍未發。朝廷所等待的，只是吳璘壽終正寢的一刻。
吳璘離朝後，宋廷便開始運用多種渠道物色興帥人選。乾道二年（1166），通過參知政事魏杞的諮目，孝宗向時任四川制置使汪應辰諮詢蜀中諸將之能否，要求他在蜀口大軍中舉薦「材略威望、衆所推服」統兵官，並特別指出所薦之人「不必材堪宣撫」，「但得可總興州大軍」。汪應辰得旨後，具奏薦舉了如下三個人選：
臣伏見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知階州吳拱，持身謹廉，御衆嚴整，家世忠義，常以捐軀徇國爲志，而詳審沉靜，事不輕發，出入揚歷，名跡益著。其父吳玠，效死百戰，以保全蜀，蜀人懷其恩德，所在廟祀。而拱又能如此，非獨士卒樂爲用，百姓亦喜之。如隆興二年，金人大入，諸將皆出，獨拱祁山一戰之捷，人賴以安。而或者指爲怯懦（選）〔避？〕事，亦可見其不然矣。又伏見果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鈐轄、御前後軍統制、節制利州屯駐軍馬吳勝，驍勇忠樸，處事平允，曉練軍政，善拊士卒，比之吳拱，可以爲次。又伏見降授郢州防禦使、充荊湖北路馬步軍總管姚仲，世爲將家，關輔之人，素所信服。仲前後立功，多在川陝。紹興三十一年，原州之戰，蓋恃勇輕敵，以致失利，然士卒初無間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閑廢，常有感慨發憤、刷恥自效之志。既而沈介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辟仲隨行，亦以緩急可使。[37]
汪應辰所薦三將，明顯存在主次先後順序，首薦吳拱，次薦吳勝，末薦姚仲。就其對三將的文字敘述來看，用於吳拱的篇幅遠多於吳勝與姚仲，反映出在興帥人選上汪氏對吳拱較強的傾向性。值得注意的是，除強調吳拱具備「御衆嚴整、詳審沉靜」的統帥素質外，汪應辰還特別提及蜀人懷吳玠恩德，而拱承其父風，「士卒樂爲用，百姓亦喜之」，必能安定戰後四川軍民之心。「吳氏世將」這一朝廷最爲忌諱的因素，卻被制置使汪應辰視作重要加分項，再次顯現出在蜀口謀帥問題上宋廷與其代理人之間存在的立場差異。
南宋時期，四川制置使多由文臣擔任，主要負責協調四川地方勢力（突出表現爲地方武將）與朝廷的關係，充當朝廷在四川地區代理人的角色。原則上說，制置使等治蜀代理人須遵循、秉持中央意志，一切以朝廷利益爲出發點；然而，由於對戰場局勢、地方實情有着更爲貼近、深刻的認識，使得他們又未必事事都與朝廷方針保持一致。在蜀口謀帥問題上，汪應辰自然洞悉此時朝廷擇帥的基本考慮以及吳氏與朝廷間微妙的關係，但他依然直陳吳氏將門在四川根深蒂固，未可驟然摒棄，任用吳拱，有利於凝聚、穩定四川軍民之心的意見。不難想見，汪應辰這通奏劄上達天聽後，孝宗定然不會滿意。
四年前曾任川陝宣諭使的虞允文，也因熟知西邊軍情而被御筆詢以「蜀口謀帥事」。不過，奉祠閒廢的虞允文或許是出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考慮，並未提供吳璘繼任者的確切人選，只是將興元都統制王權一棒打倒，強調此人「貪而狡，他日必誤事」。此外，虞允文還建議孝宗轉換思路，嘗試從「官職未貴極中拔而用之」，這樣受任者「必能深自勉勵」，朝廷也更容易駕馭。[38]
除徵詢現任與前任治蜀代理人意見外，將被薦或備選武將召赴行在予以當面考察也是南宋君主物色、選拔各戰區高級統兵官的重要途徑。高宗時代即已形成輪流宣召上游統兵官入朝面見的傳統。[39]據《宋會要》記載，乾道二、三年間，王貴、張平、姚志、吳勝等多位蜀口中高層將領都曾奉詔赴闕。[40]虞允文也在章奏中談到孝宗先後「兩降指揮」，召張平等五人「異時賜對，或有可以備選擇」的事實。[41]
與四川宣撫使吳璘屬意吳挺、制置使汪應辰舉薦吳拱不同，宋廷顯然更希望能繞過吳氏兄弟、在蜀口諸將中另覓興帥人選。然而，考察面試的結果令孝宗倍感失望，哀歎被召將領「一無可使」[42]。事實上，就當時情勢而言，要想在軍隊人事層面強行打破吳氏將門對蜀口兵柄的掌控，確非易事。這要從「辛巳之役」後吳氏兄弟與蜀口屯駐大軍中其他統兵將領的整體狀況談起。
前已述及，「辛巳之役」中，吳拱已擔任鄂州都統制、京湖制置使等要職，成爲與宿將吳璘、劉錡並列的大戰區統帥。在乾道二年八月宋廷所立「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格目」中，吳拱所統轄的京湖戰場竟有三處戰功（茨湖、確山、蔡州）入選。[43]雖然戰功名録的選取標準存在一定爭議，但仍難掩其統御卻敵之功。隆興二年末，回歸蜀口的吳拱（時任階文龍州經略使、兼知階州、權知成州）又取得了祁山堡之戰的勝利。[44]
「辛巳之役」期間，吳挺的表現同樣搶眼。他先是率軍攻克堅城治平寨與鞏州，既而連敗金軍於德順軍、瓦亭寨；姚仲兵敗原州後，吳挺受命暫節制興元都統司軍馬，成功穩住了頹勢。[45]可以說，當時年僅二十四歲的吳挺雖未能在「辛巳之役」中擔任方面統帥，但卻是高孝之際四川戰區乃至整個南宋軍界湧現出的爲數不多的「將星」。
與「二吳」高光表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孝宗初年，四川戰區統兵官隊伍出現了嚴重的「斷檔」危機。首先是吳玠時代遺留下的幾位元老宿將紛紛在戰後退出歷史舞臺。興元都統制姚仲因原州兵敗被責，自此退出一綫統兵將領行列；[46]金州都統制王彥則因與吳璘的矛盾移調兩淮戰場，擔任建康都統制，後因昭關之敗，也被棄用；[47]繼姚仲出任興元都統制的老將李師顏病逝於隆興二年末；[48]乾道二年九月，原興州都統司左部統制、老將楊從儀奉祠；[49]同年，「辛巳之役」中表現突出的興州都統司統制官、老將向起謝世。[50]
中層統兵官隊伍的損耗同樣嚴重。這主要導源於原州、德順兩次重大戰事失利。紹興三十二年五月，姚仲率大軍救援原州，兵敗於城外北嶺。此戰失利，致使興元都統司精銳部隊消亡殆盡，統兵官隊伍遭遇毀滅性打擊，興州前軍同統制鄭師廉以下「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並死於陣」[51]。數月後的德順退師之敗，更是四川戰區自富平之敗後最大的浩劫，西兵精銳——興州都統司「正軍三萬餘人」，最後「實收到人未及七千」，「統制、將佐所存無幾」。[52]
總之，一方面，吳氏兄弟在「辛巳之役」中的表現具有足夠說服力；另一方面，由於正常的代際更替、戰事失利等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孝宗初期，曾經猛將如雲的蜀口大軍人才凋敝，很大程度上已陷入無將可用的尷尬境地。朝廷想要摒棄吳氏兄弟、在四川戰區另覓良將，實屬不易。
三、從任天錫、吳勝到員琦、吳拱：戎帥的更替
正當宋廷多方探求蜀口統兵官優劣堪任之際，制置使汪應辰則坐鎮成都，密切關注着蜀口動向，並即時向朝廷傳遞有關吳璘病情發展的訊息。乾道三年三月，在與同知樞密院事陳俊卿的一通書劄末，汪應辰談及吳璘近況，稱二月二十一日吳氏曾一度病篤，「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稍後又傳出病情趨於緩和的消息，只是二子「尚未回任」。[53]四月上旬，汪應辰向朝廷發出奏報，稱吳璘再度病危，已召其長子、知利州吳援馳赴興州。五月六日，宰執蔣芾、虞允文等進呈此奏，御前會議就興帥人選問題展開討論。對此，《宋會要輯稿》職官門有如下記述：
上曰：「萬一吳璘不起，誰可以代之?」又謂虞允文曰：「卿（言前）〔前言〕任天錫可代吳璘，亦是。」允文奏曰：「不（職）〔識〕任天錫。頃在山前，聞諸將士多服之。」臣芾奏曰：「聞其人已老，亦是宿將。」上曰：「可召赴行在，試觀其人。」[54]
顯然，在此之前，知樞密院事虞允文曾向孝宗舉薦過金州都統制任天錫可接任興帥一職。[55]較之不能體察聖心的四川制置使汪應辰，虞允文似乎更能把握孝宗棄用吳氏兄弟的心意。不過，當孝宗提及此事後，允文謹慎表示自己並未接觸過任天錫，他的信息來源只是任氏在蜀口將士中的口碑。再者，正如參知政事蔣芾所言，任氏固然算是宿將，且在「辛巳之役」中有着不錯的表現，但畢竟「其人已老」——時年六十七歲[56]，能否擔負起統帥興州大軍的重任，孝宗尚舉棋不定，於是決定仍用宣召赴闕的老辦法，親自予以考核。
五月十七日，一代名將吳璘病逝於興元，享年六十六歲。[57]然而，此時的宋廷仍未選定興帥人選。稍早前，汪應辰已上達了吳璘病亟的信息。對此，六月四日的御前會議再次商討繼任者問題。據《宋會要輯稿》職官門記載：
（乾道三年）六月四日，上宣諭宰臣曰：「吳璘病亟，諸將未有可代之者。昨召任天錫，外聞其人已老，萬一不堪，何人可用？且令汪應辰移制置於利州，時暫節制諸軍馬，朝廷卻徐擇其人。」陳俊卿奏曰：「諸將極難得人。且如知洋州、都統制王權，亦未甚愜衆論。」上曰：「朕亦知之。但無其人，當時且令往，朕朝夕亦不放心。」虞允文奏曰：「此人淮西兩敗事，如何可用?」「誠是誠是。」於是有旨，以吳勝爲利州東路都統制，王權召赴行在。[58]
這段文字蘊含的信息量頗大。其一，依照計畫，當時朝廷已宣召金州都統制任天錫入朝。就「外聞其人已老，萬一不堪」的表述來看，孝宗對任天錫接掌興州大軍似乎並無太大信心。其二，由於興帥繼任者遲遲未能選定，朝廷只得令成都方面的四川制置使汪應辰北上利州，暫時掌控局面；其三，孝宗「諸將未有可代之者」、陳俊卿「諸將極難得人」的感慨，透露出決策層試圖擱置二吳、在蜀口另覓良將的艱難；其四，虞允文再次揭出興元都統制王權淮西兵敗的舊傷疤，王權不但無緣更進一步，反而連興元帥的位置都不保；其五，此前汪應辰所薦、曾入朝面聖過的興州都統司後軍統制吳勝被提拔爲興元都統制。這場旨在商討興帥人選的御前會議，最終是以興元帥的人事更替收場。
至於興帥一職的歸屬，傳世文獻未予正面記述，現代學者也鮮有人論及此事。所幸上世紀八十年代出土的《任天錫墓碑》爲我們提供了關鍵信息：
乾道三年，召還。會西帥吳信王璘薨，乃改除公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落階官，任和州防禦使。[59]
被召赴闕的任天錫最終通過孝宗的面試，榮任興帥之職。「辛巳之役」後短短數年間，這位老將受惠於蜀口特殊的軍政格局，竟完成了由金州屯駐大軍統制官到金州都統制再到興州都統制的「三級跳」。
在此期間，吳璘愛子吳挺的動向同樣值得關注。在吳璘生命的最後兩年間，吳挺一直是興州大軍的實際主持者。據《吳挺墓碑》記載，乾道三年四、五月間，自知時日無多的吳璘曾遣派吳挺入朝奏事，試圖通過面談的方式使之博得孝宗的好感，進而獲取朝廷對其繼任興帥的認可。面對來朝的吳挺，孝宗擺出一副欣然接受的姿態，不僅與之懇談「至漏下十餘刻」，還任命其爲「侍衞親軍都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60]可以說，距離興州都統制一職，吳挺僅剩名分上的差別。然而，當他滿心歡喜回到蜀口後，得到的卻是任天錫掌領興州大軍、自己轉任金州都統制的詔命。[61]最終，失去父親庇護的吳挺也只得接受朝廷的安排，前往金州赴任。
總之，吳璘去世後，蜀口暫時形成了原金州都統制任天錫移任興州都統制、原興州都統司後軍統制吳勝升任興元都統制的局面。吳璘選定的接班人、此前實際主持興州軍務的吳挺僅僅被安排在實力最弱的金州都統司，而另一位吳氏翹楚吳拱甚至連戎帥的行列都未能躋身。吳玠、吳璘兄弟對興州大軍長達三十餘年的把持就這樣輕而易舉被孝宗打破。
不過，透過《宋會要輯稿》所載御前會議上孝宗君臣的選帥過程來看，起用任天錫、吳勝掌領興州、興元二司，與其說出自朝廷的精挑細選，毋寧說是一種近乎無奈的權宜之舉。「吳璘病亟，諸將未有可代之者」才是孝宗眼中蜀口軍政的實況。果然，不久之後，孝宗便自我否定，稱任天錫「營私」、吳勝「愚暗」，「又皆常材」，根本無法擔當重任；[62]加之強行阻截吳挺掌領興帥可能造成的動蕩，而暫代宣撫使職務的汪應辰又從未涉及軍事，恐難掌控局面。於是，六月八日，素以知兵事著稱的虞允文受命以資政殿大學士出任四川宣撫使，趕赴蜀口。[63]據周必大《泛舟遊山録》的記載，虞允文於六月二十日便匆匆啟程。[64]閏七月二十九日，他已抵達蜀口東端的金州地界，行程僅兩個月。[65]回顧隆興二年汪應辰上任四川制置使，僅從江西饒州舟行至夔州路的萬州便花了整整四個月。[66]兩相比照，朝廷對於彼時蜀口局勢的焦慮心態可見一斑。
到達四川後，虞允文隨即着手察訪任天錫、吳勝二將事蹟。很快他便發現任天錫「天姿暗懦，治軍無律」「貪而多欲」，吳勝「蠢愚無識」「不嚴軍律，多徇人情」，於是密奏「二人委非大將之才，無以服衆，緩急之際，必誤國事」。[67]這一指控與孝宗先前的判斷可謂同符合契。
基於「去一大將必先得一將材」的原則，朝廷並未立即罷廢任、吳二將，而是令虞允文加緊物色新的戎帥人選。此後一年間，選帥成爲虞允文在蜀工作的重點與難點。據他觀察：「蜀之宿將，或更練邊事，或勇於戰鬥，或有一長爲人所稱者，如吉方、孫政、劉興、趙豐、盧暉，老且憊矣；如梅彥、張延、惠逢、李諒、劉海、姚志，病且廢矣。其次雖有十數人，而未爲人所服。」[68]原州兵敗、德順師潰對於四川戰區的消極影響深刻且久遠。曾經雄視天下的蜀口大軍，竟至無將可用的境地，實在是莫大的諷刺。爲此，虞允文數度上奏，直言「今之蜀將誠未有當選者」[69]、「西邊將材絕無卓然者，可以副陛下大用」[70]，試圖改變孝宗「只欲就蜀軍選擇」統帥的固有思路。在此期間，孝宗還曾付下御筆，有意起用姚仲爲東路兵帥，重掌興元都統司，但遭到虞允文抵制。[71]
針對「蜀將誠未有當選」的局面，虞允文提出選帥的兩套方案。一是優先考慮從東部或中部戰場調遣暫無軍職的統兵將領入川。他的具體建議是：
若見今主兵將帥官不可輟遣，臣詢之輿言，求之廢放中，而舊嘗爲陛下之所大用者，如李顯忠、邵宏淵二人，或可用於西路，員琦、劉源二人，或可用於東路及金州。[72]
李顯忠、邵宏淵皆係江淮戰區宿將，「隆興北伐」期間被張浚用作統兵大將，後因符離之敗獲罪廢罷。員琦原爲劉錡部將，「辛巳之役」皂角林一戰成名，乾道三年接替王宣出掌荊南都統司，鎮守襄陽。[73]劉源，乾道初年任建康都統制，三年八月罷軍職，移任荊湖南路馬步軍總管，駐守於潭州。[74]四將中，李顯忠官資、聲望最高，邵宏淵次之，員琦、劉源又次之。
從《歷代名臣奏議》所存乾道三、四年間虞允文奏疏來看，他最屬意的興帥人選當是李顯忠。這應與二人曾有過短暫共事的經歷有關。紹興三十一年末，虞允文（時任督視府參謀軍事）與李顯忠（時任建康都統制）共同負責建康至鎮江一帶江防。在此之後，不論出任京湖制置使還是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都不遺餘力地舉薦李顯忠，希望引爲臂膀。[75]不過，對於這員宿將，志在有所作爲的孝宗顯然另留重用。[76]
二是從蜀口現有統兵官中勉強擇取。對此，虞允文同樣上呈了一份推薦名單：
吳拱以紀律嚴靜，軍士畏愛，可以委任。其次如李獲之剛勇，王承祖之沈鶩，梁炳之明練，皆有軍中之譽，或可仰備采擇。[77]
與汪應辰一樣，吳拱是這份名單中的首選，李獲、王承祖、梁炳等人次之。
乾道四年末，任天錫、吳勝二將雙雙被罷。同時，荊南都統員琦由京湖戰場奉調入蜀，接掌興州都統司，吳拱則被任命爲興元都統制，王承祖出任金帥，組成新的蜀口三大將格局。[78]該人事格局的關鍵在於吳拱掌領興元都統司，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朝廷對於吳氏世將的妥協。從此前御前會議上孝宗君臣擇帥的過程來看，吳拱、吳挺兄弟並未出現在朝廷考慮範圍內，汪應辰、虞允文等治蜀代理人先後力薦吳拱，不得不使孝宗有所折衷。於是，將吳拱安排到戎帥行列，但又不使其掌領興州重地成爲孝宗最終的安排。
以員琦、吳拱分掌興州、興元二司的人事佈置，在楊萬里所作《忠肅虞公神道碑》中被當作虞允文治蜀功績的重要一環加以稱頌。碑文曰：
公開幕府於利州，……首薦員琦爲西帥，吳（珙）〔拱〕爲東帥，……大將得人，後進獲伸，諸軍驩呼，四蜀交賀。[79]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任用員、吳爲帥後四川兵士的反應。作爲「空降統帥」，員琦出掌興州都統司顯然不足以引發蜀口諸軍的熱烈反響，能造成「諸軍歡呼」效應的只可能是吳拱出任興元都統制這一任命。「諸軍歡呼，四蜀交賀」八個字反映出吳氏家族在四川戰區無可比擬的聲望，更折射出南宋朝廷及其代理人在抑制吳氏世將與治理蜀地過程中的糾葛。
此後數年間，員琦、吳拱、王興祖分掌蜀口三都統司的格局較爲穩固。四川軍政格局將在淳熙元年（1174）虞允文去世、吳挺回歸蜀口後發生新的變動。
結 語
南宋時期，四川戰區的吳氏武將勢力既是國家抗擊北方民族政權、保守川蜀的中堅力量，又是地方割據、國家分裂的潛在威脅因素。因此，不論在制度設計層面，還是人事更替過程中，對於吳氏，宋廷始終存在兩種同行相悖的思路：一方面，出於一貫的「防弊」原則，朝廷需要儘量抑制吳氏特別是吳氏世將的坐大，以消解地方割據的可能性；但同時，朝廷又不得不倚仗吳氏穩固國防、加強邊備，保證蜀口戰力。
吳璘病逝是孝宗朝前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興帥繼任者問題上，朝廷希望摒棄吳氏子弟另謀良將，而王之望、汪應辰、虞允文等治蜀代理人則屬意於吳璘之侄吳拱。吳璘病逝前後，蜀口軍政格局在人事上短暫經歷了從吳挺、王權、任天錫到任天錫、吳勝、吳挺再到員琦、吳拱、王興祖分掌三大都統司的劇變。謀帥過程之所以略顯曲折，其癥結既不在於吳氏武將勢力的強硬抵制，也非朝廷與治蜀代理人間存在的分歧，而是由於在處理該問題時，朝廷始終搖擺於「抑制吳氏世將」與「保固四川」兩種背道而馳的思路。
當金方將南下意圖公之於世後，高宗第一時間採納參知政事楊椿的建議，調整「以文制武」方針，將四川兵權全數交予吳璘，令其抵禦強敵、保固蜀口。[80]然而，戰事進行期間，對於四川總領王之望將吳拱調回蜀口、出掌興州都統司的建請，朝廷卻因深恐吳氏世將坐大，遲遲不肯應允。隨着宋金西綫戰事進入白熱化階段，爲保固四川，吳拱最終被孝宗放歸蜀口。
乾道初年，孝宗一方面對來朝的吳璘恩遇無二，並承認其子吳挺繼掌興州大軍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又頻頻徵求前任或現任治蜀代理人意見、宣召蜀口統兵將領入朝，試圖繞過吳氏子弟另覓興帥繼任者。吳璘去世後，朝廷本已選定任天錫、吳勝分掌興州、興元二司，就此終結了吳氏將門對蜀口兵柄的主宰。但任、吳二將的素質並不令人滿意，無法擔負保固四川的重任。最終，在蜀口無將可用的窘境下，治蜀代理人虞允文與孝宗達成一致，由朝廷主動作出政策調整：從京湖戰場調員琦出任興州都統制，並起用吳拱接掌蜀口三司中實力相對居中的興元都統司。對於旨在革除吳氏世將之弊的宋廷來說，吳拱就任興元帥可謂一種「有限度的使用」，同時也是「抑制吳氏世將」與「保固蜀口」兩種思路由糾葛趨於折衷的反映。
附記：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科研基地項目「7—16世紀的信息溝通與國家秩序」（17JJD770001）、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南宋邊防格局的形成與演變研究」（19XZS007）階段性成果。文稿曾提交「菊生學術論壇第八期：7—16世紀信息溝通與國家秩序工作坊」（2017年11月，北京）討論，得到黃寬重、飯山知保、王化雨等師長的批評指正，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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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南宋朝廷與四川間道路里程、信息溝通的討論，參曹家齊《南宋朝廷與四川地區的文書傳遞》，《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陳希豐《南宋朝廷與地方間文書傳遞的速度——以四川地區為中心》，《國學研究》第四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即刊。
[2] 有關南宋前期治蜀代理人的研究，參何玉紅《「便宜行事」與中央集權：以南宋川陝宣撫處置司的運行爲中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何玉紅《地方權威與中央控制：論鄭剛中之死》，《社會科學戰綫》2010年第3期；王化雨《南宋紹興前期的中央遣蜀帥臣》，《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3] 參陳家秀《吳氏武將勢力的成長與發展》，《臺北師專學報》第11期，1984年；陳家秀《吳氏武將對四川之統治及南宋的對策》，《臺北師專學報》第12期，1985年；伊原弘《南宋四川におけゐ吳氏の勢力——吳曦の亂前史》，收入東洋文庫宋代史研究室編《青山定雄博士古稀紀念：宋代史論叢》，東京，省心書房，1974年，頁1—33；王智勇《南宋吳氏家族的興亡》，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楊倩描《吳家將：吳玠吳璘吳挺吳曦合傳》，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何玉紅《南宋川陝邊防行政運行體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 王化雨《南宋中期朝廷對四川的經營：以吳挺事蹟爲例》，《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5] 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