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考爾的職業十分特殊，他是一個竊聽者。 運用一整套現代化設備，他可以竊錄下人們的私下談話。 眼下，他正受一家大公司總經理的委託，竊聽年輕的女子安和她的情人馬克的談話。儘管談話是在吵鬧的公園裡進行，但哈里憑他高超的技術，還是獲得了一份相當令人滿意的錄音帶。 哈里雖是一個孤獨、 冷漠的人，但聽了這次帶回來的錄音帶後，他開始感到一些不安，因為錄音帶中的內容似乎表明這對青年男女正在面臨某種威脅。
心事重重的哈里·考爾去參加一個竊聽設備展銷會。 在這個展銷會上，考爾結識了一個漂亮女人，並把她帶到庫房過夜。一覺醒來，考爾發現他錄下的青年男女的談話被留宿的女人偷走了。
考爾按照青年男女談話中提到的日子，來到他們談到的一個旅館的773號房間的隔壁。 在這兒，他目睹了總經理被殺。 考爾終於明白了錄音帶的真正含義。
《對話》是一部不太好懂的影片。它有着與安東尼奧尼的《放大》類似的主題。 但《放大 》最使人感到難懂的是結尾的哲學喻示，而《對話》 卻讓我們迷失在一大堆元器件——現代竊聽技術的迷宮中。 隨着故事情節的發展，我們對一盤錄音帶的內容不斷產生新的認識，並在最後才了解其真正的內容。
這部影片首先觸及的是關於個人隱私的問題。 不論是從宗教道德觀還是從一般法律學角度上來說，非法侵入別人的隱私領域，都是一種不道德和非法的事情。 但是，現代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個人隱私正遭受到來自權力機構和某些利益集團的不斷侵入。有需要，就有新的行業應運而生。哈里 ·考爾只不過是眾多的竊聽者中的一員。哈里·考爾在影片一開始時， 彷彿並不關心竊聽的內容，只關心質量是否清晰、 豐滿。 這種無動於衷的商業原則只不過是竊聽這一缺德行業的脆弱的借口。 考爾的職業使他意識到在當代社會中，保住個人隱私是如何困難。 因此，他獨往獨來，不與任何人打交道，不與任何人交朋友。 他不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告訴別人，甚至他的情人。 他對別人知道了他的生日而感到惱火，他不願意別人進入他的房間。
這種職業形成的偏執心理，使考爾越來越遠離正常的社會生活。但考爾的這種軟弱的職業道德觀（竊錄但不介入）很快就崩潰了。在錄下了那對青年男女的談話之後，他開始越來越介入到別人的隱私之中去了。 他與被竊聽的年輕女子安之間，建立起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感情聯繫。這種感情聯繫使他自己感到不安，因為這是違背他的職業信條的。 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和作為一名竊聽者之間的矛盾的平衡，是由他那種不介入態度來維持的。 而一旦介入竊聽內容，這種微妙的平衡便立刻失去了。
有一場夢境的戲，表現考爾向安傾吐衷腸， 介紹自己：「我叫哈里·考爾。 你能聽見我說話嗎？別害怕。」哈里·考爾把與安的對話放在夢中，足見他對自己與被竊聽者之間的聯繫有一種犯罪感。
他需要在夢中完成並消滅想和安建立更深的感情關係的下意識渴求。 哈里·考爾深陷於這種職業的矛盾中，而這一點，正是他與其他那些被純粹的商業目的所俘虜的同行所不同之處。 他的這些同行「休息時的腐化墮落，要比大量的公開詐騙更富於暴露性，使人聯想到他們之所以獲得成功，正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傷害誰和傷害的程度。『專業化』的法典提供了表面的道德觀念，為任何行為進行使人眼花繚亂的辯護，他們根本想像不到，甚至毫不懷疑他們自己便是壞人」。
在影片中，最富於諷刺意義和荒誕色彩的，就是竊聽專家的設備展銷會。 這些從事竊聽的人居然聚在一起，互相炫耀、大肆賣弄他們在竊取別人隱私上的成功，「我們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因此，我們也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哈里·考爾之所以不斷地感到困擾，尋求孤獨， 正是因為他不能無視商業目的與道德立場之間的矛盾。 科波拉有意識地突出了這一矛盾，以突出表現一個緊張的情節背後的文化意義。 但實際上，哈里·考爾這一天主教徒的贖罪觀及偏執的宗教心理在當代是缺乏廣泛的社會存在的。 這就是說，哈里·考爾如同他那奇特的道德觀一樣，是缺乏社會學意義上的存在根據的。 因此，科波拉對塑造這一人物極感吃力，「我感到很不痛快的是， 我對要寫的人物性格一無所知······所以我就想方設法給他添枝加葉。」這樣，就造成了考爾這個人物性格的矛盾之處，而這些矛盾，並不是人物自身固有的，而是由於科波拉在塑造人物時，態度的游移和材料的缺乏造成的。
《對話》從形態上來講是很奇特的。 在這部影片的結構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科波拉的猶豫和缺乏深思熟慮。《對話》試圖做的，是將希區柯克式的結構嚴謹的敘事手法與安東尼奧尼的哲學命題，不露痕迹地融合在一起。「我不認為人們會去看一部只限於從電話線路上竊取情報的人的平庸故事。 我早就覺得這部影片應當是一部恐怖片一希區柯克式的恐怖片， 力求弄清楚這些影片為什麼拍得這樣好。」這就造成了影片中許多讓人費解之處。 如梅萊迪絲這個女人。 考爾不讓他的情人知道他的電話號碼，他的職業，而對梅萊迪絲這樣一個十分可疑的主動接近他的女人卻缺乏防備，以至被她偷走了錄音帶。 總經理的神秘死亡，與幾乎不可能的移屍滅跡，造成行動成功的失真，這些都是這種向希區柯克式電影努力的舉動所付出的代價。 也許這個代價過於沉重，以至於觀眾會不自覺地把注意力從竊聽者考爾的故事上移開，轉移到一次意料不到的謀殺案上。 科波拉為希區柯克式的效果付出的另一個代價是，觀眾根本不可能在幾次錄音中分辨出很大的不同來。
如同哈里·考爾一樣，觀眾直到最後才明白，被謀殺的不是那對青年男女，而是那位神秘的總經理。 從這裡，我們看不到希區柯克式的懸念的動人力量，卻只能產生一種不解和受人嘲弄的感覺。
科波拉並不諱言他的這部影片與 《放大》的聯繫。毫無疑問，在塑造謎一般的氣氛這方面，科波拉足與安東尼奧尼比肩。 但對這謎的解決， 卻使科波拉在安東尼奧尼面前顯得幼稚、簡單。 在《對話》中，「謎」原來不過只是一個錯誤，是竊聽者哈里·考爾的錯誤理解和科波拉有意編排而成的。 換句話說，這個簡單得讓人吃驚的謎底， 與它那龐大的、經過誇張的渲染的謎面極不相稱。 所以，一經揭穿， 謎底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使我們感受到的卻是編導如何欺騙了我們的理解力。
無論如何，科波拉在這部影片中使用的技術手段是十分出色的。 在影片開頭的公園一場戲裏，出色的長焦鏡頭準確地體現了監視者的視角，其中的空間關係，交待得清晰、利落。最後一場戲一一考爾作為最傑出的竊聽專家遭受別人竊聽而毫無辦法， 科波拉處理得極為出色。 考爾幾乎搗毀了他整個的家，卻仍然找不到竊聽器，只好一個人孤零零地坐下吹起他的薩克斯管。《對話》榮獲1979年法國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