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要立法禁止AV？
6月，這個以訛傳訛的消息在部分國內社區激起了一定討論，其出處是日本立憲民主黨議員堤要在某次會議上的提案：“電影電視上有殺人的鏡頭，但拍攝時絕不會真的殺人。但性行為有時卻會在攝影現場實拍，這勢必會帶來懷孕、性病、抑鬱和PTSD等各種危險，並不尊重演員的人權。”
圖源：@新浪財經
不過，所謂的“禁止AV提案”其實只是圍繞另一個議題的補充討論，並未得到通過並施行。目前真正成為既定事實的，是6月15日日本參議院頒布的《AV出演被害防止及救濟法》。
該法案指出，“AV受害”是指在違背本人意願的情況下被錄製、販賣性行為全過程，且受害者會持續承受相關影像被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的痛苦。因而，該法案在多個層面引入了保護受害者的機制。
比如合同簽訂階段，製片方要詳細說明合同義務，且在提供合同一個月後才能進行拍攝，以前AV女優則經常提前一天收到劇本，還不知道會被要求和誰做什麼；在拍攝階段，當天也可以拒絕發生性行為；傳播階段，需留出4個月時間給演員確認影像內容再正式發售；尤其引人關注的是，法案規定演職人員可以在售出和播出後的一年內無條件解除合同，要求停止影片的銷售，不用支付違約金。
此前AV界關於“停止傳播”的規定，只有“五年條款”，即五年無新作可要求下架過往作品，已結婚生子的蒼井空便在2020年動用過該條款保障自身權益。但“五年條款”在性質上只是由第三方機構發起的行業規範，並不具備法律效力。
毫無疑問，“AV救濟法”在AV女優的人權保護方面具有諸多開創性意義，和很多觀眾固有印象有所出入的是，“出演AV”並不都是基於自願、瘋狂撈金的，行業亂象由來已久。
曾經的日本AV產業，年銷售額峰值能達到5000億日元，占整個國民GDP1％，這一“盛況”本身，也在隨網絡視頻普及和內容主體變化的衝擊下逐漸走向衰落。
“AV救濟”始末
《AV出演被害防止及救濟法》其實也是另一項新法規的“補丁”。
4月1日，日本《民法》修正案正式生效，新《民法》中有一條是將成人年齡從20歲下調到國際通行的18歲。日本的“20歲成人”傳統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至今已經延存了146年，和其他現代國家相比的確顯得不合時宜。
日本對“未成年人”一向有嚴格的保護措施，專門出台過《兒童賣春色情禁止法》，刑法則規定所有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都會判處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便如此，涉及未成年人的情色交易在日本社會不算罕見。
2017年BBC就拍攝過一部名為《日本未成年色情交易》的紀錄片，展現那些“援交少女”的經歷，片中稱日本“援交”市場高達千億日元級別，高二女生參與援交比例達32.2％，高三達44.7％。紀錄片採訪的一位女孩每周與15-18位中年男子相會，每周能賺60多萬日元。
正因有龐大市場需求，“女高中生”在AV中同樣是熱門題材，當然由於法律限制，出演的都是成年AV女優，製片方通常還會專門標註演員“已滿20歲”。
新《民法》下調了成人年齡，則給18-20歲的女學生帶來了一系列新權利，比如可以結婚、可以申請長期護照，也能獨立簽訂以前需監護人同意才能簽的合同協議——其中就包括AV演出合同。這意味着在日本特殊的社會環境下，有可能會出現“女高中生合法出演AV”這一讓人啼笑皆非的局面，議員鹽村文夏乾脆表示：“4月1日就會開始有受害者，女高中生AV將會成為流行現象，不能容忍日本發生這麼丟人的事。”
日本各界的擔心，源於簽AV合同本身處在灰色地帶。被“星探”街頭搭訕，以“模特”等職業的名義“誘拐”入行，拍完AV後還因違約金無法抽身的情況，過去時有發生。人們擔心涉世未深的“新成年人”會成為無良片商的狩獵對象。
前AV女優胡桃香氣一直是反對“誘騙拍攝”的積極發聲者，《民法》漏洞在日本引發討論後，她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表達了自己的質疑：“社會期待未成年人能對自己拍色情片的決定負責，但未成年人能在什麼程度上達到這種期待？”
胡桃香氣大學時曾被“星探”搭訕，對方詢問她是否對“魅力模特”感興趣，“他有一張體面的名片，說話非常恭敬，感覺可以信任。”她將其視作自己成為明星的機會，隨後參加了一場“節目面試”，到場後才知道需要裸體出鏡。包括自己經紀人、製作公司總裁在內的十幾位比她更年長的男性將她圍住，不停勸說她接受拍攝合同，“我覺得有很大壓力要答應，所以我答應了。”
後來的幾個月里，製片商以演藝合約作為要挾，多次要求她拍攝AV，胡桃香氣因此從大學輟學，等到脫身時已經很難再從事別的行業。另一位AV女優香西咲的經歷與之相似，她24歲時完成簽約，第一天上班才知道自己簽的不是模特公司，“我無法脫掉我的衣服。我只能哭。”可她最後也只能選擇屈服。
不過日本民間和政界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既然成人年齡下調，18-20歲女性自願涉足風俗業，就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雙方博弈的結果就是“AV救濟法”。法案在拍攝的每個環節都有保護性規定，防止再有年輕女性於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迫拍攝，同時也能保障現役AV女優的人權。
然而該法案又引發了新一輪不滿，日本一些女性團體認為，法案將AV、AV演員明確定義為“性行為影像製品”和“實施性行為的人”本身就違法。日本從1957年執行至今的《賣春防止法》禁止任何形式的性交易，而明面上，AV只不過是“表演”。“無碼片”在日本流通則屬於“出口轉內銷”，東京熱、Maki Horikita、SKYANGEL等公司都是在美國註冊，所以片頭才會出現“FBI”的版權聲明。
為“表演”性質的AV專門出台一部“救濟法案”，相當於去掉了AV的馬賽克，承認AV演員在進行真實的性行為。於是有人提出全面禁拍AV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傷害”，這才有了議會上的“禁AV提案”。
對此，有現役AV女優在推特上譏諷道：“禁止AV的話，只能開始相親了。我就回鄉下種菜養狗了。”還有AV女優抗議稱：“比起操心AV，你們還是先操心性犯罪重罪化吧。”牽頭訂立“AV救濟法”的鹽村議員也認為全面禁止不現實，在推特上喊話“不要將兩件事混為一談”。
國際人權NGO組織“Human Rights Now”的秘書長伊藤和子則在“AV救濟法”通過後的倡議中寫道：“未能就這部分內容達成一致，因此沒有被納入本次法案。這些課題仍需反覆討論，以期在兩年內再進行修訂。”
圍繞“AV女優人權”的博弈
AV女優的人權問題，不是第一次受到廣泛關注。
2004年，日本AV界發生過引發巨大社會反響的“芭奇事件”。片商“芭奇視覺企劃”在拍攝時讓女優服用迷幻藥物，然後強施凌虐行為，異物插入導致演員的內臟破裂，四個月後該女優才康復，並對片方提起了“強制猥褻罪”訴訟。
由於女優記憶模糊，參與拍攝的人員最初因罪證不足釋放。但在警方勸說下，該片廠簽約的女優們接連說出內情，案件最後以片方代表被判18年告終。
“芭奇視覺企劃”是家專門製作“獵奇”、“凌辱”系列的片商，據其工作人員井川楊枝後來在《塵封的成人影片》中的描述，芭奇不會提前告知女優出演形式，而是直接將她們叫來現場真刀真槍地拍攝，演員全是本能反應，給觀眾的視覺衝擊巨大，公司便靠此類反人性、反社會的內容牟利。儘管此事是日本AV界發生過最嚴重的刑事案件，但後續影響主要發生在拍攝內容上，日本AV的產量、演員數量並未因此縮減。
不透明的“入行”機制，是更觸及問題根本的爭議重災區。2011年日本發生“311大地震”後，雜誌《周刊實話》稱有一批“星探”深入災區，看準災民急需用錢的弱點，用高額酬勞誘騙年輕貌美的少女拍攝AV，在利益面前罔顧道德。
2016年3月，日本的首個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Now”發布了一份關於“日本強制拍攝成人電影（AV）”的報告書，讓強制拍攝問題成為了日本乃至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該報告統計顯示受害女性向“色情迫害及性暴力協會”諮詢的案例3年內有72例，“以當模特為名被引誘”的案例有21件，“想停止繼續販賣拍攝的AV”有20件，“被強制拍攝AV”有13件。
報告還刊載了10位女優的具體經歷，其中一位20歲的少女哭訴自己與平面模特事務所簽約，臨場才知道是AV，迫於“能在東京郊區買一幢一戶建房子”的高額違約金，在無避孕措施的情況下與多人發生性關係，還不得不喝完12升以上的水。
亦有受害女性表示，對被說服拍攝AV懊悔不已，心裡想停止但還是拍了多部，因忍受不了AV四處傳播而自殺未遂。
這份報告發布後，也有業內人士提出質疑。引退後轉型小說家的前AV女優川奈真理子主張人權組織的目的是“擊潰日本AV產業”，案例只發生在3個公司（SOD、CA和MOODYZ）之間，數量相對它們3年間發布的1.8萬部作品不值一提，“雖說是想維護女性人權，不如說是想剝奪AV女優的權利。”她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依據，認為AV女優不是什麼見不得光的職業，報告實則在“助長職業歧視”。
一些當時仍在從業的AV女優同樣持批評態度，水菜麗稱“讀了但完全不知道什麼意思”，初美沙希反駁道：“現在的日本AV產業界‘非常乾淨’，我是憑着自己的意志拍攝的，還認識了很多朋友。”河西亞美甚至表示“從來沒見過被迫拍攝AV的人”。
但AV界的亂象被披露後，日本內閣府在2016年年底首次以年輕女性為對象進行了一次性侵害情況調查。該調查以線上問卷形式進行，共涉及2萬名15-29歲女性，有5200多名受訪者表示曾被“星探”接觸或主動尋求類似“模特”的工作機會，有不到200名受訪者承認簽署了相關合同，其中有27％的女性簽完後發現“上當”。
隨後在2017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的菅義偉宣布將對AV界加強監管，旨在杜絕街頭搭訕路人、逼迫拍攝A片的情況。兩個月後即2017年4月，“日本製片協會”、“AV女優聯盟表現者網絡”、“知識財產振興協會”三家組織共同成立了“AV業界改革推進專家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就是現在的“AV人權倫理機構”，負責各項女優人權保障工作。比如AV女優引退後可能會在學業、婚姻、就業等諸多方面遭受社會歧視，該機構便在2018年2月開設了專項申請窗口，接受AV女優要求停止銷售出演作品的申請，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五年條款”。兩年時間裡，動用該條款的下架作品達到1600多部。
在政府、製片方、行業機構、演員的漫長博弈中，AV女優的人權正在逐漸受到更多保障，這一進程顯然還沒到終點。
傳統AV，夕陽產業
知名紀實作家中村淳彥在2017年出版的《AV女優的消失》中寫過一個案例，中澤美由紀（化名）雖然是業界排名前15％的佼佼者，卻只能住月租4萬日元（約人民幣2000多元）、沒有浴室的老舊木製公寓，最窘迫的時候會斷水斷電，連電話費都交不起。
“我小學的時候就有D罩杯，從小一直夢想當偶像，大概中學時改變志向想成為AV女優。不管多窮，絕不做向男人拿錢的事。”曾這麼想的中澤美由紀入行後卻發現“原來AV女優的生活會如此貧困”，以她為代表的非頂尖日本女優平均月收入只有15萬到20萬日元，在日本和兼職護工差不多，屬於低收入人群。
而根據《女性風俗業從業者的時薪排行榜（2006年版）》，AV女優出演單體作品時的時薪最高可達3.1萬日元，單部作品的薪酬可達80萬-150萬日元，AV女優的收入狀況顯然今非昔比。而中村淳彥在2012年出版的《AV女優實錄》中就提出，業界長期不景氣導致製作商會追求作品質量或各種各樣的過激內容，這導致AV女優在薪酬沒有太大變動的情況下工作更加辛苦，一個匿名的具體案例是：某女優的時薪在扣除事務管理費後只有2000日元。
在上世紀的“泡沫經濟時代”，日本的人口結構發生過較大變動，按日本總務省的統計，1975至1995年間，25歲至29歲年輕人中的單身女性佔比從20％上升到了48％，單身男性佔比從48.3％上升到了68％，一批針對單身男女的新服務紛紛湧現，比如援交、愛情旅館、電話俱樂部等，色情影像也是其中之一。
而矢野經濟研究所的《2017年御宅族市場調研》顯示，AV和成人遊戲的市場規模在逐年下滑，“色情大國”日本似乎正在進入“性冷淡”時代。其中AV的市場份額下滑2.38％，為492億日元，規模只有偶像市場的四分之一，能提供多種情緒價值的“清純偶像”，似乎比只能帶來短暫愉悅的“性感女優”更受歡迎。
傳播介質的改變也動搖了AV產業的根基。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錄像機價格直線下跌，錄像走入尋常家庭，錄像出租店遍地開花，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AV業蓬勃發展。1992年標誌性人物飯島愛出道後，她30多部作品每部銷量都能達到1萬盒以上。
從錄像帶再到DVD，21世紀初的光盤碟片見證了日本AV最繁榮的時期，AV成為了日本一張不太好看的“文化名片”，在全球、尤其東亞範圍內屬於珍稀品，乃至出現了掛上“FBI聲明”出口售賣的局面。但當互聯網普及後，這種稀缺優勢便不復存在。
AV作為本就處在地下的消費品，盜版幾乎禁無可禁。而P站、OnlyFans等成人網站跳過了“AV製片廠商”這一環，一些個人博主甚至能直接向受眾提供內容，人們對AV的需求減弱也就不奇怪了。前些年流行過“VR拯救AV”的說法，但由於VR技術本身發展較慢，VR設備的體驗還有很大提升空間，沒過多久又成了“AV拯救VR”。
從1982年打開地下市場的《洗衣店的阿健》算起，日本AV發展至今已有四十年，一種特殊但成熟的產業不可能迅速消失，身在其中的演員也需要得到更多人權關注。
傳統AV已是夕陽產業，只是這一次，無論是出演者還是觀眾，都沒有人懷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