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想了解過一個罪犯的家庭？
你有沒有想了解過一個精神病患的世界？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我們與惡有多遠？與惡人有多遠？
近期，由賈靜雯、溫升豪、吳慷仁等人主演，幾個台灣電視台共同推出的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已經播出四集，一經播出便口碑爆炸，豆瓣評分為9.3，IMDB 9.0，被稱為是台劇的新巔峰。
該劇講述了一次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支離破碎的幾個家庭、被牽扯的幾個人物之間的糾葛與自我掙扎。
這是賈靜雯相隔十五年再次接台灣戲劇，童年女神再次回歸台灣小熒屏，顏值與演技依舊十分能打。
她扮演的宋喬安是一位新聞電視台的總裁，職場上雷厲風行，霸氣十足，但在家庭中，她的兒子在凶殺案中不幸遇害，個人與家庭都受到極大的衝擊，與丈夫面臨離婚，與女兒關係不和。
另外一位主演吳慷仁，幾乎是台灣電視金鐘獎（相當於美國艾美獎）的親兒子。
他獲得過最佳男主和最佳男配角各一次，還有最佳男主的提名兩次。他飾演的是罪犯的辯護律師，飽受社會輿論的詬病和譴責。
而這個律師，究竟在堅持着什麼？
該劇揭露了很多之前不被關注的問題，將扭曲的社會、壓抑的人性拋出來讓我們思考。
劇中的每一個人都在掙扎與煎熬，一個個矛盾打成了死結。
它不是讓人覺得過癮的爽劇，反而處處都在剋制。
可揭露傷疤的過程，往往都是令人痛苦的。
涉及到的第一個家庭是兇手李曉光的家庭。
李曉光在劇院門口開槍無差別開槍掃射行兇，造成9死12傷。
兇案發生後，李曉光父母和妹妹在輿論的壓力下，只能戴口罩出門,經常接到辱罵電話，經營的麵館被人打砸。
對公眾來說，憤怒，積壓了太多太久了。
李曉光是殺死九條無辜人命的劊子手，窮凶極惡，罪該萬死。這個人傷害了這麼多的家庭，那他的家人也不要好過。
這對父母想道歉，卻不知道如何面對公眾，更不知道如何表達。最後站在鏡頭面前，向大眾跪下磕頭。
可公眾領情嗎？
輿論說：“作秀罷了”“下跪，換不回九條人命。”
不管做什麼，兇案發生之後，他的家人就已經被輿論釘在了恥辱柱上，無法翻身。
一直以來啊，我們習慣於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去批判別人，以心中的正義去審判現實中的惡人。
網絡上的口誅筆伐，現實中的恐嚇威脅，又何嘗不是我們這種假以正義名分的人的狂歡？
我們心中這對父母是惡的，新聞媒體便大肆渲染他們的負面形象，但凡對他們有一點的憐憫或者同情，都會被網絡暴力指責。
因為沒有人會有興趣，他們賣掉房子來賠償受害者家屬的事情；也沒有人有興趣，殺人犯的親人每天活的有多麼痛苦；更不會有人有興趣，他們以後的生活該如何度過。
為什麼要同情他們？同情他們的話，受害者的家人怎麼辦？
誰讓他們是殺人犯的家人，他們的身體中流着殺人犯的血。
所以他們又該如何站出來，來面對公眾的眼光。
李曉光的妹妹只能改名，以“李大芝”的新的身份才能活下去，因為媽媽說“家裡要死就死三個人好了”。可她即使改了身份，心裡卻有深深的陰影，總是低着頭，沒有自信。
電影《無人守護》中說“過去曾多次出現，罪犯的家人因飽受媒體譴責而自殺的事例。”所以案件發生之後，誰來保護罪犯的家人呢？
他們的心中，又何嘗不是百般痛苦與煎熬。
他們真的是惡人嗎？他們惡在哪裡呢？
我們對這些毫無招架之力的人的現實和精神層面的攻擊，又真的是善嗎？
而成為公眾憤怒宣洩對象的，不止罪犯的家屬。
還有第二個家庭，李曉光的律師王赦一家。
開篇不久便是王赦被受害人家屬潑糞的鏡頭，他被罵做“為罪犯開脫的屎尿人渣”。
大多數人會認為他是為了錢財或者是其他利益才為犯人辯護。
但他其實有自己的考慮。在他的女兒被精神病疑似劫持之後，他也選擇去幫助這位“劫持者”。
因為一直以來，他都希望能找到案犯行兇的原因、轉變的轉折點，以避免發生更多這樣的事情。只是在大眾的眼中，他這是助紂為虐。
但是，從王赦的角度來講，他希望盡自己所能去幫助這些案犯，因為就算是被社會討厭的人，也有司法保障的權益。
在某知識問答社區上，用戶“學長在搬磚”有一句話說的很好，“整個世界都認為一個人該死，包括這個人自己也覺得自己該死，這個時候還有一個人站出來去質疑他是否該死，是我們對生命的最大的謹慎，這種謹慎就是律師的作用。”
這是對生命的最大尊重。
正是受害者也有辯護律師，儘力做大努力去平衡，來最大化事情的真相，才更能增司法的可信度，才更加增加了司法的理性，而不是被情感所左右。
我們不能接受這種為罪犯開脫的人，因為我們害怕罪犯會逃脫制裁，但是對於律師來說，這就是他們的職責。
所以這個律師，真的是惡人嗎？
第三個家庭是受害者家庭，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宋喬安一家。
宋喬安原本美滿的家庭，因為李曉光的出現，變得支離破碎。
她的兒子天彥在劇院被槍殺，此後，她活在深深的自責當中，患上PTSD，不敢進天彥的房間，腦海中經常重現當天的場面，只好用酗酒來麻痹自己，瘋狂工作來掩飾自己。
以至於她和老公面臨離婚危機，對女兒缺少很多關心，經常吵架。
女兒不願意和她住在一起，不理解她，甚至質問她“你為什麼不和天彥一起死掉算了。”
喬安在工作的壓力和家庭的事務中苦苦掙扎。
而她的老公，身份也十分矛盾。
一方面，他是受害者家屬，他希望兇手得到應有的懲罰，而另一方面，他作為媒體工作者，又希望找到事情發生的原因。
的確，將案子判一判刑就結束了嗎？
真相呢？
《匹諾曹》里有一句話：“真相就像碎片一樣散落在四處，從來不肯讓我們看到它完整的面目。”
喬安說，真相只會怪我們的社會體制出了問題。可我們的社會安全網、教育體制永遠控制不住那些加害者。如果兇手犯案之後都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那死去的天彥又算什麼？”
是啊，如果兇手不用承擔法律責任，誰為受害者買單？
但責備兇手的家屬有用嗎？
沒有用的話，那又該責怪誰呢？
追尋真相的人，越來越少了。
我們看到的是，媒體為了博眼球，奪關注度來對待新聞，為了一點點收視率的上漲而興奮不已。
其實喬安又恰恰是這樣一個新聞工作者。
李大芝說“編輯才能還原世界的全貌。”
可是在新聞的世界裡，真的可以還原世界的全貌嗎？新聞，似乎只是給了大眾他們所想要的真相，編輯所還原的，又似乎只是一個給公眾泄憤出口的擬態世界罷了。
理想和現實，難以兩全。
第四個家庭是李大芝的房東家。
李大芝的房東有一個天才弟弟應思聰，只是始終憤懣不得志，拍片時欠債，再加上女友的過世，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打擊。
壓力之下，他做出了一些精神失常的行為，後來經檢查發現，應思聰患有精神分裂症。
我們對待精神病，一直是“談之色變”。我們認為他們很瘋癲，他們情緒多變、陰晴不定，他們是社會中的一枚不定時炸彈，而他們傷了人還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於是社會給了他們更多的歧視，甚至是唾棄。
“誰會願意和家裡有精神病的人結婚。”
精神病患者以及他們的家人，全被“恥辱”所籠罩。
可是，有多少精神病患者，忍受着不忍直視的強制醫療手段；有多少精神病患者，被關在家中的小屋子裡度過終生；又有多少精神病患者，一次次想證明自己是正常人，只是想要自由，想要回到他們的家。
“讓我回家吧”
“我不會再打人了，我知道錯了，對不起”
“帶我回家吧”
有人說，“治亂世用重典，應當對精神病集中管理，不能任由他們流竄，提高強制住院門檻。”
可他們其實只是病了，只是他們的病有些特殊而已。
在我們眼裡，他們是非正常的。而因為我們的擔憂，警察和管理者就可以隨意限制這些生病的、無傷害他人行為的人的自由。
個人的權力何在？
就像王赦說的，為何我們這些正常人不能多用一點心，多一點我們擁有的能力，給這些生病的人。
可我們，標榜着正常人的我們，卻一直在妖魔化他們。
這部劇中，案犯的家人，其實只是幾個普普通通的人，罪犯的辯護律師，其實有着自己更多的思考，精神分裂者，其實並無傷人之欲。
那些我們口中的惡人，或許沒有那麼惡，而標榜着正義的鍵盤俠，或許，也沒有那麼善。
我們常說，懷有一顆赤子之心，也許劇中的矛盾一時間還無法徹底解決，但依舊希望更多的人，能夠被善良以待。
因為有時候，這一切，可能真的並不是他們的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