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末，吳貽弓導演當選市文聯主席。當時我正在文聯辦公室任秘書，與他接觸頗多。期間記憶最深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某次文藝頒獎大會上，吳導開頭致辭，中間頒獎，要在領導席和舞台上來回走兩次。吳導看了議程，從休息室一出來就坐在了邊席，說是自己既方便，又不影響別人。對於社會規定的“地位”，對於領導應有的“位置”，他顯然是不在乎。第二件事是在某次主席團會前，他拆開了我遞給他的一份體檢報告，盯了一會，忽然手舞足蹈地笑道：“哈哈，血糖總算是超標啦！”我知他嗜甜如命，今後他恐怕要永遠告別這一愛好和樂趣了。面對已經到來的疾病，面對即將失去的美好，他似乎也不在乎。
他最在乎的，是電影。
據他的同事回憶，《城南舊事》拍攝期間，吳導所要求的駱駝韁繩未能改動，他罕見地當眾發了火，將玻璃水杯狠狠地摔在地上。事後又對大家說，你們可以怠慢我，但不可以怠慢電影。可見他對駱駝韁繩的重視和強調，已到了最在乎的程度。有人用一句“細節決定成敗”做解釋，我覺得還不夠。對吳導而言，應該說是“細節決定命脈”了。
我曾在大學畢業前的1989年和吳導逝世後的2019年，兩次完整地觀賞《城南舊事》，不得不感慨三十年的區別，真的很大。三十年前，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看電影，追求的當然是直觀的視聽享受，對這部比較高級的作品缺乏感覺很是正常。這也印證了該片開拍之前，吳導及其同事們關於“沒人看”“要虧本”的擔憂。三十年後，一個五十歲出頭的中年人再看這部電影，我可以說自己是真正看懂了，不但如此，而且是惆悵了、感慨了、敬佩了。聯想起上述的兩件事，聯想起他的不在乎與最在乎，我決定用“告別美好”四字，作為自己對《城南舊事》主題的概括。這不僅因為《城南舊事》的所有人物都處在一個“告別美好”的歷程中，而且因為它的作者、編劇和吳導，都認同並實踐着這種“告別美好”的過程。這與吳導相繼告別自己的愛好——甜食、香煙、旅行、肥肉等等，其實是一樣的。
區別在於，對影片中英子這樣的年輕人來說，告別美好固然悵惘，畢竟還有美好會不斷地出現，他們所要做的只是發現和把握；但對影片內外的中老年人來說，當原來的美好逝去不回，未來的美好不屬自己，又該如何？當年44歲的吳導在影片的尾聲，用大段無聲的告別和大片紅葉的畫面，表達了影片的主題，也即他的思想觀念——無論對於年輕人還是老年人，美好總是存在的，她們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人的意志卻能以她們的存在而豐富、而感動、而欣慰。回頭再看上述的兩件事，他本不在乎“地位”和“位置”；他頗在乎甜食和香煙，儘管相繼地失去了這些愛好，但他依然快樂。這是因為他最在乎的電影，從來不曾失去過，也不曾向她們告別過。
吳導是一個豁達之人。豁達之處在於，他在總體和宏觀上看穿了人生是場悲劇，但同時在局部和微觀上發現了眾多的美、善、真及其樂趣，足夠能使生命體現其應有的美好、展現其應有的價值、呈現其應有的魅力。他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使他順理成章地選擇了電影這一本屬於西方的藝術語言，又順理成章地採用了比興這一原屬於中國的傳統文學手法，並將他的豁達、他的思想、他的哲學形象而又深沉地表達出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採用比興手法，便註定了他的創作是從感性形象思維，曲折而幽深地導向理性邏輯思維的；便註定了他的藝術語言是簡約靈動、含蓄蘊藉的；便註定了他的電影意涵是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這便是中國的詩了。他把中國的詩，用電影的藝術表現了出來。人們慣將吳導稱作“詩人導演”，將他的電影稱作“詩化電影”，若從上述的意義上講，我是極為贊同的。值得注意的是，比興之要，在於物象；物象之重，在於細節。所以物象及其細節關乎整個“詩”的成敗，關乎整個電影的成敗。由此再看吳導因區區一條韁繩而大動肝火，並說出“你們可以怠慢我，但不可以怠慢電影”的重話，就很容易理解了——對於生活的細節，他可能是不在乎或不那麼在乎的；而對於進入了電影藝術的細節，他肯定是極在乎和最在乎的。
他最在乎的，是電影。（胡曉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