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圍繞“政治正確文化”是否正在“扼殺喜劇”有着很多討論，Dave Chappelle的脫口秀特輯中的爭議演出也好，SNL臨陣打消僱傭Shane Gillis的決定也好。這有點蠢。真的是非常弱智的一個討論。主要因為這不過是老生常談。這種爭論每隔個幾年就會蹦出來，就像是一顆用廢話攢出來的哈雷彗星。
現在的人們太過敏感了嗎？在這樣的環境里喜劇還有活路嗎？正如喜劇歷史學家、播客“Why You Mad？”的主持人Nesteroff和Luisa Diez在推特上指出的那樣，整個20世紀里人們都在問着相同的問題。專欄作家Corey Ford在1958年曾宣稱當時的社會在“扼殺笑聲”。為什麼呢？因為由於“少數群體”的原因，像“種族笑話”這些“過界”題材不能登上喜劇的舞台了。Ford聲稱，都是因為這些過於敏感的人存在，“我們可能再也無法見到像是Will Rogers、Mark Twain和W.C. Fields一樣的喜劇天才了。”或者就像如今年輕人了解的那樣，有兩個死人他們可能是隱約聽說過，而第三個死人寫過的書他們在初中的時候還要假裝讀過。
當時關於這個話題還進行過電視辯論，由兩個傲慢自大的年輕人對壘…Mort Sahl和Steve Allen。
不是說情況一直沒有改變。它們改變過。但從很大程度上來來看，如今的喜劇人比以往都要自由。雖然如今一個有爭議性的話題會讓一個喜劇人成為眾矢之的，或者讓他們損失某個職業契機，但是要在過去，他們可是要面臨法律後果的。不僅僅是像Lenny Bruce和George Carlin這樣的著名喜劇大師會這樣，就連那些沒什麼名氣的喜劇人也難逃此劫。就好比William Hung還沒出生之前就在調侃“banging(啪啪啪)”的Belle Barth。她曾被兩名老師起訴賠償160萬美元，因為她的表演“從道德上腐化了他們”。之後還有George “Hoppy” Hopkins在表演時被一個不堪冒犯的觀眾扭送到了警局。
這也是為什麼某些喜劇人反覆提起這種爭論會讓人很困惑。對如今的政治正確文化最為著名的一些批評者要在幾十年前會遭遇更為糟糕的文化障礙。就拿Mel Brooks來說，他稱自己大部分的電影放在今天都不會開拍，因為“我們變得無腦政治正確，而這就是喜劇之死。”我們喜歡Mel，但是他的這些言論有點讓人意外，畢竟他的職業生涯在1967年時差點因為政治正確而徹底毀滅。
Brooks的導演處女作《發財妙計(Producer)》因為其中充滿爭議的情節幾乎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災難。首先，傳奇演員Zero Mostel差點就不出演該影片了，因為他的經紀人認為劇本太過無禮，不適合他出演。當初的票房也是慘的要命。批評者說該影片“在二戰結束才過了23年”還在拙劣模仿希特勒十分“低廉”且“食之無味”。如今它卻被人們捧作喜劇經典，而且它的舞台劇改編版還保持着最多托尼獎的獲獎紀錄。
Jerry Seinfeld曾著名地說過：“有一個瘮人又政治正確的事情真的讓我很煩”，然後說他再也不會在大學演出了，因為他們“太政治正確了”。但就連宋飛也遭遇了很大的文化阻力。在製作《宋飛正傳》的時候，NBC強迫他刪掉了一段George說自己“從沒見過黑人點沙拉吃”的戲。而且NBC還不得不公開向波多黎各群體道歉，因為倒數第二集里Kramer燒掉了他們的國旗。“波多黎各日”這一期太具有爭議性，以至於它被從《宋飛正傳》合集包裝上刪除，直到5年後才再次播出。
然後還有傳奇巨蟒六人組中的成員、並且出演不那麼傳奇的《貝多芬聖誕大冒險》的演員John Cleese。他和宋飛一樣不再會在大學演出了，而且他評論過“當人們沒有對所有事情都劍拔弩張時做喜劇更容易”。考慮到圍繞《布萊恩的一生》的強烈抵制，他會說那句話也特別讓人感到震驚。由於所涉及的宗教內容，在整個歐洲，這部電影要麼被分級為X級或者直接禁播。而在美國，還出現了抗議。你會覺得在所有喜劇人里，Cleese應該覺得如今的人們沒有那麼劍拔弩張了，因為在期間的40年里，《布萊恩的一生》被視作經典，教皇方濟各還讚譽該片是“對耶穌一生的非凡讚歌”。
當然，雖然人們對基督教題材的幽默放輕鬆了，但對其他類型笑話的容忍度如果沒有徹底消失的話，那就是減少了。而這一點也不是什麼新玩意兒。喜劇中什麼東西能被觀眾接受永遠是與時俱進的。比方說，在未來加拿大首相花費出奇大量的時間對其實驗之前，扮演黑人的演員還是巡迴輕歌舞劇表演中重要的一部分。就連Bob Hope也曾經是一個扮演黑人的喜劇演員，之所以他會放棄這一行當是因為有一次他錯過了有軌電車，然後來不及在重要表演前進行化妝了。
不只是扮演黑人的演員。像是“The Merry W*p”這樣具有種族歧視的誇張動作在輕歌舞劇里司空見慣(要記住，意大利人也不是總被看做是白人)。不是因為沒人被冒犯到，而是因為被冒犯的人“也沒什麼地方去講理”。一位著名前輕歌舞劇藝人最終“掀起了一場將種族歧視表演動作從輕歌舞劇中抹除的鬥爭”。
Groucho Marx特別指出兩個輕歌舞劇演員，說他們的整套搞笑動作涉及種族模式化形象。他們二人辯稱種族搞笑動作“如果做得好的話是不會失禮的，”而且對此“蘇格蘭人”或者“瑞典人”也從來沒有抱怨過。Groucho回擊說道：“像Sandy McPherson和Yonny Yohnson這樣的演員們並不是遭受壓迫、制約、種族隔離或者迫害的少數群體。”
後來還有喜劇大師George Carlin，如今抱怨喜劇過度敏感的人總喜歡引用他的話。Carlin說政治正確是“美國最新形式的不容忍”。但是Carlin和Groucho一樣，在喜劇演員拿少數群體挖苦的問題上直言不諱。最近他在1990年的一個採訪爆紅，Carlin在其中聊到了關於Andrew Dice Clay的爭議。Carlin維護了Clay言論自由的權利，但是補充說道：“他的調侃目標是劣勢者，而喜劇在傳統上會挑那些有權力的人和濫用權力的人進行調侃。女性、同性戀以及移民，在我看來都是劣勢者。”他還指出似乎Clay的“核心觀眾是被這些劣勢群體威脅到的年輕白人男子。”
重點是喜劇一直在進步，而且離不開那些站出來反對某些態度或者偏見的人們的努力。最近，《宿醉》的導演Todd Phillips聲稱他不得不拍一部殺人小丑的電影，僅僅是因為“現在這種覺醒文化，人們很無趣了。”Phillips的論點幾乎立馬受到了《小丑》的演員Marc Maron的挑戰，他對Carlin的多愁善感發出了回應：“現在有很多人都很有趣……在這個特定時刻，為了一些人純粹的樂趣、刺激和笑聲，拿少數群體開涮，讓他們受傷，讓他們感到不舒服，讓他們感覺到被排擠，這是不能接受的。”
那些抱怨社會發展與喜劇不和的人只不過是歷史巨輪中無聊透頂的抱怨鬼。喜劇人應該更明白，但他們其中的一些人似乎把他們認為“前衛”的題材誤認為是老套和不切實際的。宋飛的“同性戀國王”梗沒有引領什麼新的喜劇先鋒。如果大學生聽完沒笑，那可能是因為他們不覺得這個60多歲咖啡上癮的百萬富翁講的梗比他們剛在推特上看到的東西好笑。
喜劇人應該能夠區分過時題材和挑釁才華之間的區別。Patton Oswalt對自己首張特輯中有關“同性戀弱智”這種“圖省事兒”的段子曾公開表達過悔意。他沒有在言論自由的原則上為自己大肆辯護，因為最終他明白那只是為了“簡單搞笑”而創作的一個膚淺段子。但是圖省事兒的喜劇人不是孤軍奮戰。他們在圖省事的媒體中有着共謀者。詳細說來，他們的共謀者就是那些提出“[在這裡插入社會裡的新進步]正在扼殺喜劇嗎？”問題的記者們。
想要維持喜劇的活力？那就時不時去一下你們當地的俱樂部支持一下他們吧。
本文譯自 Cracked，由譯者 Diehard 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