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到了這樣的年齡不是這樣無趣的。不管在哪一個年齡層次，人的渴望、人的失落、人的靈魂、人性是不變的，一個有趣的人仍然是有趣。”
作者 | 江婧怡
陳冲這次在平遙開的大師班，選了一個性別視角出發的主題，“沖啊，女性電影人”，但這次論壇的英文譯名或許更符合她的講演內容：the flim world she builds。
從《小花》到《末代皇帝》再到《天浴》，從國營製片廠到好萊塢再回到市場化運營的中國電影市場，陳冲經歷了國民演員、好萊塢華裔女星、導演、國際影人數次身份轉換。她所建構的電影世界，三分之一關於中國社會變革初期的電影語言與藝術的探索，三分之一映射華人八九十年代闖蕩好萊塢的圖景，剩下三分之一關涉她在名聲與自我表達間的思辨。
去年11月，貝納爾多·貝托魯奇逝世，陳冲一條微博又把人們拉回了她風光極盛的那個年代。更多人不願從她的過去中走出，如八十年代的中國觀眾不願意從她的張小花中走出一樣。更準確地說，現在的陳冲已經脫離流量、曝光度、作品質量等評價標準，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某種符號：影后、中國影人國際影響力的象徵、女性電影人的代表。
10月16日當天，早早排隊來見陳冲的人不少。論壇時間安排在11點半到下午1點，正好是午餐時間，但領到入場號碼牌的人沒有一個脫離隊伍，沒領到的人群也沒有全部散去。坐得離陳冲近一點，或者至少能見到陳冲，是他們共同的目標。
今年58歲的陳冲依舊優雅得符合人們的想象，腰板挺直坐在摺疊導演椅二分之一的位置，不說話時雙手就輕輕搭在一起，放在膝蓋上。我正前方的大姐全程舉着手機沒有停止錄像，陳冲也一刻沒有塌下過腰板。
以下由三聲根據平遙國際電影展大師班“陳冲：沖啊，女性電影人”對話記錄整理：
01 | 成名的憂慮
我從14歲開始演電影。當時1975年，全國要拍長征三部曲，上影廠分到的是《井岡山》，當時是八一廠一個非常有名望的導演到上海來選角。我當時在學校是射擊隊的，整天在外面，曬得皮膚黑黑的，挺像一個女游擊隊員的，所以就被招去了。我總共就一句台詞，要含着熱淚對朱時茂說：“老羅叔叔，井岡山丟了。”然後我就整天在那練，怎麼熱淚盈眶，怎麼把台詞說對了。
但在我們籌備階段，文革結束了，這部戲就取消了。我挺沮喪的，這說明我又要回高中念書了。就在這個時候，原來上影廠的老前輩張瑞芳辦了一個培訓大師班，專門培訓演員。她看到我那麼努力地練台詞，覺得我特認真，就把我留在了上影演員培訓大師班，差不多待了兩三個月。
後來謝晉導演準備拍電影《青春》，來我們培訓班找演員。大師班一共五個女同學，我被謝晉挑選去了。當時我並不是一個特靈的小孩，但謝晉導演很會用新人，很會培養演員。他把我放在東海艦隊和農村，另寫了二三十個小品片斷，每天讓我們排練，讓我們找到人物關係，讓我對農村的生活有所熟悉，等於是一個表演速成大師班。這樣的奢侈在今天是不可能了。
高考一恢復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無知，覺得我必須要上大學。考進了上海外語學院後，禁不住勾引去拍了《小花》和《蘇醒》。
《小花》不是一部大片，而且都是新人，廠里沒撥給我們那麼多膠片。手上只有各種完全不同種類的膠片，國產的、富士的、過期的，後來用黑白膠片表現回憶的那些手法，也是由於某些限制造就的。但當時也沒有它會成為一部變革之作這樣的意識。那時實在是個特別天真的人，就是想怎麼樣努力能把這個戲演好。我相信我這個人一輩子好像故意地要永遠天真。
《絨花》《妹妹找哥淚花流》這兩首歌一直到今天，都被無數的人翻唱。如果沒有這兩首曲子的話，《小花》不會像今天這樣被人記住。作曲王酩從開拍的第一天就跟我們在一起，在每一個外景地感受，曲子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是跟我們整個創作氣氛聯繫在一起。當年戰爭片的確很少有這樣注重在人情、兄妹情、家庭情感上的，這是個突破。
遇到《小花》是一種幸運。我從17歲進組，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跟我說，演《小花》的人回來了。一個人一輩子有運氣做這樣一部電影，真的是天賜的緣分。
但《小花》帶來的晝夜間成名的狀態讓我非常不安。
你自己心裡是知道的，你是昨天同樣的你，怎麼今天就那麼多的人簇擁着你呢？我就對這個東西無法信任。但如果留在國內，我只是理性上知道電影不可信，不是一個一輩子應該做的事情，可電影對我還是有吸引力。在這個時候我有了一個出國留學的機會，我覺得讀書才是我必須做的事情，就去了美國。
我從小就是一個特別有憂患意識的這麼一個人。十幾歲的時候，我是很無知很茫然很懵懂的，但是靈魂深處仍然是有這樣一種憂患。
02 | 主角到配角
到了美國以後，我太不習慣了。早上醒來第一件事情是刷牙，連牙膏味道都不一樣，一直到二十歲，我們都只有一個美加凈牙膏。第一次進美國超市，把我給嚇的。我突然間有選擇了。不只是說大米有6種、麥片有12種、牙膏有23種，而是象徵著生活中也突然出現了無限的選擇。這個時候遭遇的恐慌和文化衝擊是很大的。但一個人有選擇以後，才會真正地成熟，因為你要做出決定。
在國內的時候，雖然一路生活艱難，但我從來沒有感覺到自己窮。一下子，我要自己來交房租，自己買吃的，這是我以前沒有擔任過的任務。為了生活下去，我到圖書館工作，或者幫人帶孩子，或者到餐館端盤子。在得到最佳女主角以後，這些事我都干過。
從紐約搬到洛杉磯讀大學以後，我在當地最大的一個中國餐館打工。當時我們餐館邊上有一個巨大的啤酒場，那邊經常在餐館招待客人，經理就會說，你看這是我們中國來的最佳女演員，弄得我無地自容。平常打工我也不感覺，但是被他那麼一說，我就覺得特別不好。
我比平常的同學大了一兩歲，經歷得也比較多，所以跟他們說不來，於是和當時班上一個比我還大兩歲的女同學聊起來。她在好萊塢做特技演員、動作替身，她說我演過戲，應該去好萊塢試試，說“你在餐館打一個禮拜工，好萊塢做一兩天錢就出來了”。所以當時我還真是為錢去的，沒有什麼太大的理想。
當時整個好萊塢，代理東方臉演員的只有一家代理商。我從我的大學坐了差不多兩個鐘頭公共汽車，到了那個人的辦公室，讓我去拍人像照片，就讓我回去了。突然間有一天來電話了，給我一個地址，說有個炸雞廣告可以用當時所謂的不同民族，讓我去試試。
我緊張又興奮，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在那化妝梳頭，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穿上了。到那一看，烏央烏央像一群牛羊一樣的美女們在那等着，我掉頭又坐兩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回去了。因為在國內，當年我們的教育是要謙虛，我沒有“我比他們都好，那兩千個人都不行”的心理，我不習慣。
後來又接到一個電話，說當時美國有一個挺紅的電視劇，我說行，這次我一定去，一定克服。他們一天的工資的確是我一個禮拜的工資，我想這挺好。那裡面有一個選美的場景，是一個台灣小姐，穿上旗袍，然後綬帶上掛一個台灣，穿着高跟鞋，就在台上走一遍，從左走右，沒有台詞，這是我在好萊塢的第一個角色。
處女作受到鼓舞了，說這個女孩子不錯呀，推給我另外一個戲，也是一個當時挺紅的劇，叫《Simon Simon》。我聽說這個有台詞，就去了。去了以後就讓我試了一句台詞：“Do you like some tea，Mr.Hammer？”一般來說，試演被拒絕對演員來說應該是家常便飯，但當時我不習慣，因為我在國內都是交給我的任務，都是主演。
演《大班》（陳冲主演的第一部好萊塢英文電影）之前，我曾經去試各種各樣一些小配角，突然說有個主演要東方人的，我想我一定要演。那個角色是一個電視主播，但到美國兩年，我英語說得不怎麼太好，我就把打工來的錢全部投資到訓練我的口音上。那時候一堂課200塊人民幣，我在餐館打工一小時才不到6塊。
當時一個選演員的副導演特別喜歡我，他們一次一次讓我回試。我整個招演的過程大概持續了三四個月，還給我了許多經典電影中的場次，讓我去發揮，去演給導演看，一直到男主角試鏡我都去了。後來有一天，我收到了這輩子最大的一束花，他們說對不起這次不能和你合作了。
當時我特別絕望，覺得人的努力不作數。但有一天突然接到這個演員副導演的電話，他跟我說，這下有了，這下我給你找了百分百合適你的。就是《末代皇帝》。
03 | 重回巔峰
拍攝《末代皇帝》的整個過程非常長，整個拍攝過程就有八個月，我所參與的部分差不多半年。在這半年中，我看到的真的是全世界在各部門的技術和才華上最頂尖的藝術家。電影其實比起小說來說更接近於詩歌，這個概念我是從《末代皇帝》開始感受到的。我第一次感受到電影的詩意。
這也是我唯一最有用的導演課。我沒有上電影學院，所有都是在實踐當中去學會，而這一份激情是從《末代皇帝》開始的。就是這樣耳濡目染，我覺得我對電影的愛，認定這一輩子也許不幹別的了，不再逃跑了，可能就是從這半年當中所得到的。
那時候我也發現，導演對你的欣賞、對你的關注就足以讓你能夠做到比自己原來好很多，他能告訴你自己所不知道的優點，你突然會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在那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樣一種內在的力量，一個好的導演可以把你真正的精神的力量啟發起來。具體的技能或者表演技巧，都說不上。
所以《末代皇帝》對我最大的一個改變，就是我能知道我能呈現的最好的東西是什麼，這個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這樣一個機會也讓我覺得，你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在當下沒有一個結果，但是只要你付出了，你在這輩子當中一定是有用的。你所經歷的，你所學到的，哪怕是你所經受的絕望也是一個財富，這讓我恢復了信心。
《末代皇帝》以後，我突然間成了一個東方的花瓶，各雜誌都會希望讓你上，到處拍照。那時候真的很傻，如果說讓你一個勁地演花瓶，也沒事。你盡量能把花瓶豐富起來不就完了嗎？有花瓶演多幸福啊。
可是我要鬥爭。那時我跟一幫演員在一起，說要打破框架，不能以這樣一個花瓶的姿態出現，要有實質，要有不同，就爭取演了一部電影，把我頭髮全剃掉了，臉上還做了很多的疤，我覺得這樣就是考驗我的實力了。電影出來以後影評人都非常失望，說她演得是挺好的，但這不是我們要看的她。
《天與地》是我第一次去買書的版權。基本上都要簽合同了，突然間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奧利弗·斯通。對方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把這個電影拍出來，奧利弗·斯通買了一定他拍出來，所以我們對不起，我們還是得賣給他。這樣我就失去了《天與地》。
奧利弗·斯通把這個版權買下來，一擱就是兩三年。等到他開始拍，那個時候我大概29歲，快30了，自覺老了。女主角一開始的時候是14歲，我當時要有劉曉慶的勇氣我就可以了。後來奧利弗·斯通又聯繫我說，能不能幫忙演媽。我想，到底是我心愛的故事，又是那麼好的一個導演。我說行啊，你要我演爸我都去了。
後來《紅玫瑰白玫瑰》得了最佳女演員，又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三十多歲的人了，在好萊塢的角色大部分都是演反角，已經不再是一國的花瓶了。在這個時候覺得表演沒有意義，因為畢竟自己對電影是熱愛的，而且電影的可能性我也看到了不少，如果說我就這樣將就下去，似乎是在踐踏自己所愛的東西，就不太願意再上場了。
04 | 浪尖求變
在這個時候，我被請到柏林電影節當評委，正好是2000年前的那種氣氛，都是非常絕望的那種電影。我看完以後覺得，我和我們民族也經歷過悲劇，我的感受跟他們是不一樣的，我要講一個我自己的故事。正好我的好朋友嚴歌苓在我去柏林之前給了我短篇小說《天浴》，我一路在那看，從柏林到舊金山的回程飛機上，12個小時，我就不停地在寫，差不多把那個劇本拉出來了。
不知道我為什麼對那個電影有那麼大的衝動。現在回憶起來，我其實對這件事情有一個倖存者的情結。我很小的時候家裡就在討論這樣的事情，怎麼樣才能保住我跟我哥不要去很遠的黑龍江、雲南插隊落戶。當時的鄰居們、同學們都非常關心這個問題，被送到很遠的地方去，也有很可怕的故事傳回來。我14歲就進了上影培訓大師班，我的同學當中還有很多農場回來的，他們也說起過，張老師去農場把他們招回來以後那種回城的心情。
我現在才知道，如果不拍那部戲，我就不能拍任何其他的戲。這是我們那一代人的青春，那一代人的犧牲。
其實我是一個挺害羞、比較自閉的人，從小在攝製組，這個籌資對我來說簡直痛苦到了。那時我既不懂製片，除了在上課之外也沒寫過劇本，就是憑着想要把這個故事講出來的衝動開始出去籌資。硬着頭皮去找富人，他們一晚上打麻將可以輸掉一百萬美金，但就跟我要這個那個的，要我證明投資一定能回本。
拍電影我沒什麼經驗，但是好在我周邊的人是有經驗的。我們當時在外景拍了兩個月，回上海拍了兩個禮拜左右，最令人興奮的是你能感受到自己成長的弧度，那是最幸福的。
拍《天浴》時條件很艱難。我們當時租了好幾輛公共汽車，位置拆掉一半拿來放器材。高原上沒有什麼路，每天顛簸着去我們要拍的那一個小坡。一路聽着一路看，你就覺得天上的雲彩的色彩也是你從來沒見過的，草地上新長出來的某一個花也是你從來沒見過的，眼前的一切的色彩都更濃厚。我從來沒有吸過毒什麼的，但人家說那種嗨的感覺，可能就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一份處女作的激情是我一輩子都要懷念的。所以這次到平遙來，我為什麼那麼喜歡跟年輕人一起聊天，因為我知道這個處女作是什麼意義。對一個電影人來說，你這一輩子以後都是從它開始的。
前幾天有一個記者問我，說現在有很多中年女演員的困惑，接下來應該怎麼走。演戲演到了非常爐火純青的時候，而自己老了，沒有角色可演了。這個的確是一個問題，就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電影是一個造夢的東西，如果說觀眾特別想看到青春靚麗的美女，這個製片方也沒辦法，他也必須得這樣做。但是我覺得現在存在一個非常陳舊的想法。我接到過不少劇本，就是那些奶奶外婆的角色，都那麼程式化，那麼套路，太無趣了，年齡所提供她的豐富就沒有機會被展示出來了，難怪人家不要看了，難怪人家要看青春靚麗的人去談戀愛了。
其實女人到了這樣的年齡不是這樣無趣的。不管在哪一個年齡層次，人的渴望、人的失落、人的靈魂、人性是不變的，一個有趣的人仍然是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