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慕之
1962年是個多事之秋。
這一年，古巴爆發導彈危機，中蘇關係惡化，中印邊界戰爭爆發。台灣海峽另一邊的蔣介石，自感時機已到，派了一大批人偷渡到廣東。
也是在這一年，第一屆金馬獎開始籌辦。作為主辦方的台新聞局，還討好般地把舉辦時間定在了10月31日，蔣介石生日這一天。為了迎合蔣介石的心愿，主辦方還取巧地在前線陣地“金門”和“馬祖”兩個地名中，各取一個字組成“金馬”，作為獎項的名稱。
這個頗具內涵的獎項名稱，似乎也早已註定了“金馬獎”始終無法抹去政治色彩。
金馬電影的“健康寫實主義”路線
金馬獎主辦方腆着臉拍老蔣馬屁時，李行也正腆着臉跟“金主”吹牛皮。
此前，他從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後，排了幾部話劇，還演了幾部電影。但他覺得不過癮，想當次導演，體驗把指揮演員的樂趣。
投資電影的老闆聽說李行從無導演經驗，死活不同意給錢。李行好說歹說，拉來兩個好友當副導演，他當執行導演，一份導演費三個人分，老闆這才勉強同意。
在此背景下，李行得以執導人生中第一部電影《王哥柳哥游台灣》。電影名里有個“游”字時，他也確實是遊客心態，此時，距他到台灣滿打滿算也就九年。
1948年，解放的號角吹到了長江北岸，眼見大勢已去的蔣介石，為了提前給在台灣省的“蝸居”生活做準備，抽調了一大批工程技術人才去台灣省搞基建。被抽調的人里，就有李行的父母。
父母要帶他走的時候，李行剛剛考上蘇州大學，在藝術教育繫念大一。得知要去台灣省，他的第一個反應是：去多久？學業怎麼辦？
李行跑去找教務處老師給他開轉學證書，老師只給了他一個寄讀證，說：轉學證書沒法給你開，你先去寄讀，等你從台灣回來了，再回蘇大完成學業。
李行想着自己頂多寄讀一個學期就回來了，便愉快地同窗好友告別，背着行李跟爸媽飛去了台灣。
可哪料想，此次一別，便是四十餘年未能歸來。
對台灣省，李行心裏面一直有種客鄉人的疏離感。他看到許多從內陸來的人四處漂泊，沒有房子，沒有土地，不知何時能返鄉，內心迷茫。這種迷茫，李行一樣有，所以他想拍一部能夠真實反映內心，呈現台灣現狀的電影。
可這樣的電影，台灣當局不會給錢拍，李行只好自己投資。為了攢下足夠的拍攝經費，李行接連拍了十幾部台語電影，投資人讓他拍什麼，他就拍什麼。
那個年代，金馬獎還沒什麼含金量，第一屆金馬獎頒給了香港電懋電影公司出品的《星星月亮太陽》，雖然是部抗戰背景的愛情片，卻帶有很強的政宣色彩。李行有心想改變台灣電影官方主導的狀態，便用自己當導演賺的錢，投資拍攝了電影《街頭巷尾》。
李行似乎是為了尋找某種寄託，也似是在訴說一個願望。在《街頭巷尾》里，外省人和內省人在一個大院里生活，互幫互助，其樂融融。
影片上映後，時任中影電影公司總經理的龔弘看到了這部片子，便找到李行，說：我一直很糾結，是應該跟着香港電影的風格走，還是培養自己的電影風格，《街頭巷尾》提醒了我，我們要拍反映現實的故事。
在中影的號召下，台灣影壇提出了“健康寫實主義路線”，將“同情、關切、原諒、人情味、自我犧牲”作為影片的主要價值觀，意圖改變台灣社會，人心動蕩的狀態。
李行也被中影欽定為主要導演，相繼拍攝出《蚵女》、《養鴨人家》等健康寫實主義電影，還憑藉《養鴨人家》第一次拿下金馬最佳導演。
李行曾說，他是看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經典電影成長的，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給了他極深影響。
很多人看了《街頭巷尾》都覺得似曾相識，實際上它就是一脈相承於中國電影的傳統，濃烈表達了中國傳統文化、倫理道德等方面的的思想主題。
六七十年代金馬獎“瓊瑤風”的盛行
當年跟李行一樣，以為自己只是暫別大陸的，還有一個叫陳喆的四川姑娘。
到台灣省後，年幼的陳喆度過了一段還算快樂的童年時光。但妹妹的出生，卻讓一切變了味。
陳喆的妹妹從小要強，考試考了98分都會崩潰大哭，這讓從小就對學習上不上心的陳喆感到壓力很大，甚至還一度因為父母總拿她跟妹妹作比較，患上了抑鬱症。
經歷了兩次高考落榜後，陳喆下決心不再參加高考，而是在家安心寫作。此前，她已經用“瓊瑤”這個筆名發表了兩百多篇文章。
1965年，中影買下了瓊瑤小說《六個夢》的版權。《六個夢》實際上是講了六個短故事，在中影做導演的李行挑了其中一個故事，拍成了電影《婉君表妹》。領導覺得李行拍的不錯，又讓他挑了一個故事，拍成了電影《啞女情深》。
同年，瓊瑤另一部小說《煙雨濛濛》的版權被天南影業買走。剛剛在台灣“中國小姐”比賽中獲得冠軍的歸亞蕾，被選中做了女主。
冥冥之中，機緣交錯，似乎註定了1965年是屬於瓊瑤的年份。在這一年的金雞獎上，《啞女情深》和《婉君表妹》共攬下優等劇情、特別演技等六項獎項。首次出演電影的歸亞蕾也憑藉《煙雨濛濛》成為金馬影后。
緊接着，秦漢、秦祥林、林鳳嬌、林青霞等人也相繼因出演瓊瑤電影，成為金馬電影節上的影帝影后。
回顧六七十年代的瓊瑤電影，似乎都有着一個同樣的故事模式——為了愛情奮不顧身，甚至可以超越階級。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與當時台灣影壇提倡的“健康寫實主義”的風格路線相違背。但實質上，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看似不接地氣的瓊瑤電影中，無不包含着台灣底層民眾對衝破階級枷鎖的吶喊。
也正是因為瓊瑤電影的大火，讓台灣電影逐漸在海外有了熱度。
金馬電影的華語新派武俠片時代
台灣省颳起一陣“瓊瑤風”的時候，香港正掀起一股“武俠熱”。
香港的武俠界里有個“怪人”——胡金銓。胡金銓有多怪？他拍片不是出了名的快，而是出了名的慢。
拍攝首部自導自演的作品《大地兒女》時，因拍的太慢導致預算超支。等到拍《大醉俠》時，老闆邵氏直接命令他，讓他限期拍完，拍不完就換導演。
因為跟邵氏“多快省”的電影製作理念不和，1967年，胡金銓出走邵氏，投奔台灣聯邦影業。為了拍好在台灣的第一部作品，他把自己泡在台北博物館，逐字逐句地考究史實，想方設法地還原歷史上的客棧樣貌。
甚至連古代客棧為了防狼，在牆上畫下白圈這樣的細節都要考據到位。到了電影《俠女》里，胡金銓的“怪”更進一步，從開機到殺青，用了兩年，直接創下國語片拍攝時間的最長紀錄。
為了拍攝出古宅空無一人的蕭瑟感，嫌蘆葦長得不夠高的胡金銓，寧肯等幾個月再拍；光三條街道的布景和百餘幢房屋的布景就搭了大半年。
“怪”得獨立特行的胡金銓，也憑藉《龍門客棧》拿下金馬獎優質劇情片和最佳編劇。之後，更是靠《俠女》獲得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提名。
胡金銓鏡頭下的俠客，多半不是江湖草莽，而是文武兼修的人物。在他們身上，總透漏着揮之不去的家國情懷。《大醉俠》中金燕子與范大悲皆為俠客，但劇情並沒有聚焦於江湖恩怨；《龍門客棧》中以蕭少滋為代表的武林俠士為了救助忠臣之後，與東廠太監展開激斗，使忠臣之後得以保全。
說到底，胡金銓的武俠電影靠細節取勝，但讓其能夠經久不衰的，還在於電影中呈現出的人文主義色彩和悲天憫人的詩意情懷。
金馬電影的楊德昌、侯孝賢時代
論起“怪”，胡金銓在電影界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是最後一個。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怪。十多年後，“罵娘”導演楊德昌也因“怪”青史留名。
江湖傳言，楊導最愛講的“三字經”和“五字經”分別是“吵（cào）你媽”和“吵（cào）你媽的蹄（bī）”。
這種頗具江湖風格的罵人方式，可能根源於楊德昌幼時的混混經歷。他從小在眷村長大，村子裡的小孩兒拉幫結派，自成組織。後來，他還根據幼時的經歷拍了部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該電影不光榮獲最佳影片，初涉影壇的張震還因為這部片子提名了最佳男主。
這個理工科出身的“怪”導演，似乎特別擅長解構。他的手裡像是握着一把手術刀，一刀刀將台灣社會分層剝骨，將問題拋出來展示給你看。楊德昌近十年的國外教育背景，讓他更容易逃脫局中人的束縛，站在局外看得清楚。
李立群曾稱讚楊德昌是台灣地區“最有風骨的導演”，因為在他的影片中始終保持着一種誠懇的道德觀——咄咄逼人或肝腸寸斷的道德詰問。《麻將》和《獨立時代》里的“話癆子”恨不得把導演對社會的全部思考講給你聽。
師從李行，給楊德昌當過助理的侯孝賢比楊德昌還有“風骨”——他捨命越線，根據台灣省的二·二八事件，拍出了《悲情城市》。
因為題材涉及禁區，侯孝賢未經批准就拿樣片去了國際電影節參賽，國民黨高層大為惱火，決定對他進行嚴厲懲罰。卻未料想，《悲情城市》在威尼斯電影節得了金獅獎，華語電影也跟着在國際舞台上沾了光，消息傳回台灣，國民黨政府不光免除了
對侯孝賢的處罰，還給他發了獎金。
楊德昌和侯孝賢被稱為“台灣新電影雙子”，兩人的電影中都不約而同地透漏出極強的現實主義傾向和人文主義追求。他們似乎永遠在思考，永遠在吶喊，永遠在努力試圖用電影語言喚醒時代的良知。
“開放”後的金馬電影
1990年，台灣導演代表團第一次正式組團訪問大陸。組團的成員中有李行、石方禹等老牌導演。這也是李行等人時隔四十年後，第一次回到大陸。
1992年。香港舉辦“海峽兩岸暨香港導演研討會”，大陸、香港、台灣來的導演第一次共聚一堂。一位香港導演回憶起當時的情境，曾說：
大陸來的導演和台灣來的導演，關係像是吵架後的夫妻。兩人想說話親熱，但誰都放不下面子。而香港導演像是“和事佬”，撮合著“兩人”重歸於好。
此次會後，在80年代開始就已改由民間團體輪流舉辦的“金馬獎”，也有了更加開放的心態。
1993年，金馬獎最佳劇情片頒給了台灣導演李安的《喜宴》；1995年，金馬獎最佳劇情片頒給了香港導演許鞍華的《女人四十》；1996年，金馬獎最佳劇情片頒給了大陸導演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2003年《無間道》，2008年《投名狀》，2012年《神探亨特張》……2018年《我不是葯神》。
同時期，台灣本土電影也得到刺激，一大批以《艋舺》、《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為代表的台灣新電影問世。
“不論地區，不論性別，不論政治，只以電影論高低”，是金馬電影節能在九十年代後取得巨大進步，並逐漸走向世界的不二法門。
可就在去年第55屆金馬獎晚會上，拍攝《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年輕台灣導演傅榆，卻在頒獎時發表了別有心機的言論。
不知道心心念念思念着大陸的老導演李行怎麼想，也不知道從小在眷村長大的楊德昌和侯孝賢怎麼看，反正鞏俐當場綠了臉，李安笑得很苦澀。
到今年，大陸電影人集體放棄參加金馬獎，入圍柏林電影節的電影《一秒鐘》和《地久天長》、入圍戛納電影節的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也全部表示不會參選。原本勢頭要比肩國際A類電影節的金馬獎，今年卻淪落成一個區域性賽事。
金馬獎早在1999年，就定下了“不主動邀請政界領導，領導不上台，不致辭，不頒獎”的規矩，如今卻被別有用心的人操控，成為政治工具。
回首曾經，李行導演靠着一脈相承的中國電影傳統讓台灣電影重新起步，瓊瑤電影、華語武俠片也無不傳承着與大陸同源同宗的歷史觀與道德感。楊德昌和侯孝賢導演更是因對大陸家鄉的無限懷戀，才拍攝出《光陰的故事》、《童年往事》等帶有鮮明中華人文色彩的影片。
大陸和台灣本就是一家人，搞所謂的“獨立”，拋下文化的根，金馬獎又能走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