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節香港放假一天，導演高志森幹了兩件事：在天安門觀禮新中國成立70周年閱兵式；次日一早飛回香港前，還和成龍等明星一起，專場看了內地熱門電影《我和我的祖國》。
和他不論聊閱兵式還是電影，都是一個獨特而有意思的過程。畢竟他執導過《家有喜事》《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等經典港片、是香港電影“黃金年代”的一員，又出生於上世紀中葉的香港。對閱兵式和電影，高志森都有不同於內地同胞、也不同於香港年輕一輩的觀察和感悟。
10月3日，在香港尖沙咀，高志森接受了記者獨家專訪。
觀看《我和我的祖國》電影
故事傳遞了追求卓越的精神
說是看了電影，其實沒看完。“一共7個故事吧？我只看了第一個，開國大典前夜升旗那個。”為了趕飛機，電影開演僅20分鐘，高志森就被助理拉出了放映廳。
即便如此，他依然為故事落了淚。“很少有故事，能在短短20分鐘讓人掉眼淚。”在他看來故事傳遞了一種精神，追求卓越的精神，“這是普世的，非常感人。”
從電影技術角度看，高志森也讚不絕口，“故事本來是拍一個真實事件，但電影拍出來是一組人物關係，裡面人物很豐富，攝影鏡頭也有力，剪輯節奏很快，包括音樂水平都非常高。”他甚至把它和同為真實事件改編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綠皮書》類比，“真人真事不好拍，但（這次）拍得很好，我一定會把它看完。”
在他記憶中，10年前都還不是這樣。那時來內地拍戲，團隊里的香港人總會為工作中的問題和內地員工吵架。高志森手下一個香港年輕人，北上前甚至在社交網絡發文，“我們這些地球人，明天要出發去‘火星’了。”
無怪乎自認“地球”，當年香港電影人的拚命與創意世界罕有。高志森回想起20多歲時，一年365天有超過200個晚上，是在電影公司老闆的小書房裡度過，“就這麼點大地方（比劃），大家擠一起通宵談劇本，早上回去睡2、3個小時，爬起來又上班。”無數經典的港片橋段和故事，就是這樣拼出來的。
如今，香港和內地電影的形勢卻悄然逆轉：上世紀90年代，香港一年產逾300部電影，如今只剩二三十部，“年輕人娛樂方式多了，拍電影在香港放，根本收不回成本。”而內地產量則像火箭般竄到一年接近1000部。市場刺激下，專業素養迅速提升。高志森注意到如今中午只要有人加班，內地員工二話不說，直接端着盒飯來陪着一起做，“工作態度完全不一樣，有新手法就吸收，成長非常快。”高志森曾想過一輩子留在香港，但現在每年超過一半時間在內地拍片。
前不久，他又和當年說“火星”的那位年輕人聊起內地，年輕人想了想，“現在香港是‘火星’，內地才是地球。”
觀國慶閱兵式
被大國“氣勢”震撼
2000年前後高志森開始來內地拍戲，變化真的太驚人，“尤其我們中國人又不挑起戰爭，發展都是苦幹來的。”
這也是他觀看閱兵式最深的感受。排成方陣的洲際戰略核導彈車、編隊從空中划過的新一代戰機……親眼看到中國人自己的先進軍事裝備從眼前緩緩駛過，高志森說那種自豪感是最真實的，“就真的感覺終於等到這一天，這個感覺非常非常好。”
讓他震撼的，還有大國“氣勢”。在香港，一個演出有1000個觀眾就足以讓人興奮。但坐在閱兵式現場，看着上萬人從面前經過，“那時你才會感受到什麼叫做‘大’，什麼叫做‘國’。”
在高志森出生的上世紀50年代，香港歷史課只教到清朝為止。在他看來，去內地、去看人們的奮鬥，是最好的國民教育。身邊很多朋友都因此轉變了觀念，“這種改觀還是蠻大的。”
他建議香港年輕人走出去、到內地去，“不應該把自己困在10個地鐵站的範圍內，人生不應該是這樣。香港一些媒體報道戴了有色眼鏡，年輕人就一味吸收。對國家的概念，應該是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去體驗，不是靠聽靠說的。”
除了宏大敘事，一個細節也讓高志森念念不忘——閱兵式上不論巡遊人群還是現場觀眾，所有人臉上都像過節一樣，滿是喜悅，“過去幾個月香港人都很苦悶，突然看到幾萬人都很開心、很有精神，會覺得那個樣子很美。”
他特別拍了一段發在社交網絡上，點贊的香港網友不少。他說，這讓他覺着欣慰。
紅星新聞香港前方報道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