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開封籍導演王巧麗執導的大相國寺梵樂紀錄片《樂僧》在荷蘭國家電影博物館首映，受到海外觀眾的一致好評。這也是中國佛教音樂團體第一次走上國際熒屏。此次大相國寺梵樂紀錄片《樂僧》以守望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大相國寺梵樂”的一群樂僧為主角，以向全世界展現中國古典音樂之美，展現中國樂僧努力“讓藏在秘譜里的音符活起來”的守望與追尋。
《樂僧》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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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起“人類共通的聲音記憶”
“我在這裡就是為了它，它在這裡就是為了我。音樂是我生命中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當19歲的樂僧釋源龍手握木管樂器，在大屏幕上羞澀而堅定地說出這句話時，荷蘭著名女畫家艾琳·湯姆森（Aline Thomassen）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他們是真正的藝術家。無論來自哪裡，人們熱愛藝術的心是相通的。我覺得他們是我的親人和朋友。我想去開封見他們，聽他們的音樂。”
“抱歉，我實在忍不住眼淚，為這種執著，為音樂之美。我受了他們的感染，跟他們一起尋找祖先。古樂雖然只有一條細細的絲線聯結過去與現在，但堅韌、有力。我覺的那是人類共通的聲音記憶。”專門從倫敦趕來的英國人威廉·蘭伯特（William Lambert）先生說。
蘭伯特曾在上海居住多年，曾任世界五百強企業英國大東電報局駐華第一任首席代表。“我知道中國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卻不知道在這座古寺里竟然藏着這樣的音樂寶藏。這部紀錄片為世界了解中國打開了另外一個窗口。在中國，我想也會以自有的魅力喚起大家關注。”蘭伯特說。
電影散場後，放映廳外仍擠滿了人，他們在等王巧麗導演出來再多聊一下。
一名荷蘭觀眾問王巧麗：“這些樂僧很害羞，卻那麼真誠、自然地面對鏡頭，你怎樣取得了樂僧的信任？”
“我在寺廟裡一共住過大約一個月。有時候跟他們一起上早課、一起吃飯。剛開始的時候，他們似乎惜字如金，我問個問題，只能得到幾個字的回答。後來我就等晚上採訪，在昏暗的走廊，不開攝像機也不開手機，只是完全坐在夜色里，等他們緩緩打開心扉。”王巧麗一邊回憶，一邊忍不住哽咽了，“後來再次拍攝的羅文導演與攝像組，也都在寺廟裡與他們同吃同住，同上早課。真誠是最好的溝通方法。”
“我第一次接觸到大相國寺的中國古樂，特別是看到繁塔上樂伎磚的照片時，心裡很吃驚，想不到中國古代就有這麼成熟的樂團編製。我也在中國開過演奏會，我就想，為什麼西方的交響樂在中國這麼受歡迎，但本土特色的樂團生存環境仍然有些艱難？荷蘭“鋼琴王子”、兩次闖入“李斯特音樂節”決賽的烏特·伯格豪森（Wouter Bergenhuizen）說：“希望這部紀錄片在世界範圍內喚起大家對於中國音樂遺產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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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導演，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王巧麗生於70年代末，1998年從河南開封農村考上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後又師從陳曉芬教授從事對外漢語研究。畢業之後，因為在對外漢語專業練就的英語水平和中文功底，王巧麗成了一名記者。從採訪諾貝爾經濟學家、科學家到宏觀經濟分析，從《阜陽猛葯治吏》到《簡政步調》，她很快在政經報道領域展露頭角。
2006年，王巧麗和荷蘭建築師羅本·呂布來西特（Rob Lubrecht）結婚，定居荷蘭，當過馬斯特里赫特大學中文教師，並長期從事舞台藝術與紀錄片內容諮詢等工作。2014年末，受中國電視界著名文化節目導演關正文的邀請，王巧麗回到北京，參與了一系列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文化節目製作，如《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成語大會》等。
2015年，王巧麗受邀擔任“開封菊花節”的總撰稿與主創。她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開封尋找靈感，第一次見到大相國寺梵樂團指揮釋源德時，他腿腳已經不太方便，指揮時只能坐着。樂團有20多個人，大部分都在60歲以上，年紀最大的已經80多歲了。王巧麗在寺廟詢問梵樂研究專家尼樹仁教授的近況，寺廟監事釋宏觀告訴她，身在美國的尼樹仁教授已經到了肝癌晚期。王巧麗趕緊給尼樹仁教授去信，很快收到了回信。
“大相國寺梵樂，其旋律的流暢與優美完滿無缺，可以說是‘天籟之音’……使我感觸最深的莫過於大相國寺梵樂的曲式結構的完整與‘五調’（其他各大寺院最多只有四調）及其轉調技法之高超，無與倫比，已經登峰造極。代表曲目有《駐雲飛》（唐大麴）、《鎖南枝》等。由於大相國寺梵樂龐大的陣容隔斷歷史近百年，缺乏資料，研究和演奏非常困難，我紙上談兵還比較容易，但樂團演奏，雖然穿上了袈裟，想念出阿彌陀佛真經卻難於上青天。”尼樹仁教授在回信中說，“所談《大相國寺梵樂》紀錄片，是怎麼回事，你沒有說太清楚。也無關緊要。目前我的健康狀況不是太好，已經檢查確診為肝癌，體質、精神均欠佳，近一兩天即將入院治療。”
王巧麗意識到了記錄工作的緊迫性，她決心承擔起一個普通人的“文化自覺”。在和開封當地的聯合製片人張欣商量之後，兩人決定儘快帶機採訪，無論怎樣，先記錄下來再說。如果有更適合的人來做這個題材，他們甚至可以無償貢獻素材。
她嘗試和不同的導演接觸，但因為這部片子涉及的歷史與音樂史非常厚重，需要下苦功夫硬啃，又沒有什麼“錢途”，她被一次次婉言謝絕了。
“我做導演，是一個意外。”王巧麗帶着苦笑說，“是當時使命感之下沒有選擇的選擇。我以前總是做策劃與內容總監，並沒有自己操盤過。我只是聽其他導演說這個題材專業性強，會非常難處理，卻並沒有預料到會這麼難。更沒有想到，一投入，就是三年。”
為了這部片子，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向朋友借了一筆“巨款”。好在朋友慷慨，讓她先集中精力把片子做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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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幸福的意外”
9月初，當《樂僧》確定在荷蘭國家電影博物館的首映時間後，又接連發生了一些意外。因為工程文件的電腦系統與文件版本的兼容性，從中國快遞到荷蘭的片子全亂了。
“這是任何一個導演與剪輯的噩夢。”參與合作的著名音樂紀錄片大師弗蘭克·費舍爾先生感嘆。王巧麗只好和荷蘭剪輯師坐下來，一個鏡頭一個鏡頭重新檢查，人工拼接。
值得慶幸的是，被片子的題材與質量打動，費舍爾先生還親自做了海外版定剪指導。
王巧麗在重重困難中堅持了下來。她在給關正文導演的短信中寫道：“我和小夥伴們彈盡糧絕，盡了最大努力，希望也做到了能做到的最好”。
荷蘭國家電影博物館首映式的熱烈氛圍，讓王巧麗覺得是一場“幸福的意外”。
而更多的“意外”還在前面等着她——就在10月份，《樂僧》亮相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行的“第四屆金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明年，《樂僧》將受邀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進行首映。目前，國內外的版權代理協議都在洽談中，不久，將會有全球各地更多的觀眾看見、聽見這部電影。
“有時候我會擔心，就算自己竭盡了努力，也仍然有做不出、做不好的可能。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放棄。初心是我和團隊最堅強的保護傘。如果說有一點私心的話，那就是在片子中寄託了我對故鄉的思念與愛，是精神上的返鄉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