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鬥何其艱難、經驗何其寶貴、精神何其崇高！”這是今年已84歲高齡的民革老黨員吳西林，在接受採訪時對百餘年前從上海出發、赴法國勤工儉學、尋求救國道路的愛國青年們的評價。吳西林的父親、上海民革前輩吳琪，正是其中一員。他不僅參與了國共兩黨旅法組織的籌建，還先後擔任了中國少年共產黨巴黎支部書記、中國國民黨巴黎支部負責人。
1919年3月17日，89名青年背着厚重的行囊從上海北外灘匯山碼頭乘船出發，由海路赴法。這是那年赴法勤工儉學的第一批青年，26歲的毛澤東也第一次（此後還有兩次）出現在碼頭送行的人群中。
百年後的今天，黃浦江畔濤聲依舊，微風輕拂着位於秦皇島路32號的“留法勤工儉學出發地”（碼頭舊址，現為秦皇島路遊船碼頭）。從靠近公平路碼頭的濱江最佳觀景點一眼望去，江面上有一個紅色的浮筒，它曾見證過一個世紀前周恩來、蔡和森、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等勤工儉學學生為尋求救國之道踏上“啟航之旅”的情景。
部分勤工儉學學生赴法乘坐的法輪“寶勒加”號。
在周恩來的影響下踏上“正途”
“勤於作工，儉以求學。”從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吳琪（字驚向，江蘇宜興人，其父吳志仁為同盟會會員）作為留法江蘇學生會負責人，和其他共20批、總計1600餘名勤工儉學學生一起，懷着尋求救國之道的堅定信念和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強烈願望，在上海乘船，踏上了人生的全新旅途。
留法學生中有不少在國內參加過“五四”運動，通過反帝反封建鬥爭，愛國主義思想普遍有所提高。“讓積貧積弱的中國富強起來”，是他們共同的願望。同時，這些旅法青年年齡普遍都在二十歲上下，認知和分析能力都有限。來到歐洲後，面對各種學說、各種報章書刊，中國學生受到各種思想的影響，有的信仰無政府主義，有的信仰國家主義，等等，形形色色，無奇不有。
好在，其中有像周恩來這樣關注世界新潮流、探索改造中國社會道路的同志在。1920年到法國後，周恩來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經典著作《資本論》以及《共產黨宣言》等，在同學中宣傳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批評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烏托邦”思想，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陳喬年和陳延年兩兄弟（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原來信仰無政府主義，經周恩來的耐心幫助，最終轉變了思想觀念，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在旅法革命團體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至1921年初，中共旅法早期組織正式成立，與此同時，蔡和森、李維漢、李富春、李立三、向警予等建立起各類革命團體。吳琪與這些中共早期領導人一起參加了三次運動：2月28日，400餘名勤工儉學學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王若飛的領導下，到中國駐法使館（北洋政府）請願；7月，在周恩來、李立三的發動下，300餘名勤工儉學學生參加拒款大會，抗議北洋政府向法國秘密借款（此借款，名義上是救災，其實是用於購買軍火等，借款條件是以全國印花稅、驗契稅作抵押，以川滇粵桂鐵路建築權、採礦權、全國實業購料權作交換）；9月，120名勤工儉學學生，由趙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陳毅帶領，發動“爭取回里昂大學”運動。吳琪作為旅法學生的代表（共5人），參加了與時任里昂中法大學校長吳稚暉的面談。
有了這三次政治運動的經歷，為吳琪第二年參加“旅法少年共產黨”奠定了基礎。1922年6月，吳琪與周恩來、李維漢等一起在巴黎郊外的巴杭特波尤涅森林集會，旅法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巴黎成立，會議推選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為主要領導人，其中趙世炎任書記，吳琪任巴黎支部書記。
在鄧榕（毛毛）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曾兩次提到吳琪：
當年的一個留法勤工儉學生吳琪回憶道：“我所接觸的同學中，年紀最輕的要算鄧小平同志。1922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區皮浪哥飯店見到他的時候，他還不到二十歲。他年齡雖輕，卻很老練，才氣橫溢，身體強壯，精神飽滿，說話爽直，聲音洪亮，鏗鏘有力。時過半個多世紀，但這一切仍印在我的腦海中。”
另一次：
1925年10月25日，法國情報員報告：“昨天（即10月24日）20點至21點30分，在伊希-莫利諾市（issy-les-moulineaux）夏爾洛街（rue charlot）一家咖啡餐館召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者會議，共有25人參加，會議由鄧希賢主持。吳琪宣讀了共產主義教育課，並指出，重建中國共產主義小組和創辦刊物的必要性。”
同年底，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因旅法青年發展到了比利時、德國、瑞士等國，“旅法”二字已不適應）正式宣告成立，旅歐黨團組織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幹部。
1922年8月1日，旅歐團組織創辦《少年》月刊。圖為《少年》第二期和第三號。
吳琪的好友王京歧，同樣在1921年赴法勤工儉學，但因參與“拒款運動”和“爭取回里昂大學運動”被遣返回國，這使得他科學救國的理想破滅了，進而讓他在思想上發生了重大轉變。1922年，王京歧在受命重回法國擔任國民黨法國里昂通訊處籌備員之際，專程到上海向孫中山先生彙報工作，先生在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黨部（環龍路44號，今南昌路180號）接待時作出指示：“聯絡同志，組織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王京歧到巴黎後即與周恩來商討，並在巴黎第五區巴黎大學附近一家旅館內設立籌備處。3個月後，已有100多人相繼參加。成立大會上，公推王京歧、周恩來、李富春、張星舟、習文德、曹德三等為執行委員。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成立後，吳琪大力支持王京歧的工作，出任中國國民黨巴黎支部負責人。
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改組國民黨發表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但以謝持、鄒魯、居正、張繼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後來的“西山會議派”）明確表示反對。這股逆流很快就吹到了西歐，中國國民黨巴黎總支部內張星舟、習文德、曹德三等起而響應，開始自立“門戶”、搞不團結。此時，周恩來和李富春已先後回國，吳琪再一次堅定地站在王京歧一邊，與“西山會議派”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革命的烈火硝煙中留取丹心
1926年，吳琪回國參加北伐，同周恩來同志一起在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7月，吳琪又隨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一起到前線，並擔任《革命軍日報》隨軍總編輯。1927年，國民黨右派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吳琪在南京利用自己總政治部特派員的身份，營救了張曙時（後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毛嘯嶺等20多位同志。
全民族抗戰時期，吳琪在滬杭線一帶配合地方政府救助傷兵和難民數十萬人，功績顯著，獲得國民黨政府特別嘉獎。1944年冬，日軍進犯黔桂公路，吳琪又參加了戰時服務團，被派往雲南馬龍縣，搶救傷員和難民，做了許多抗日救亡的工作。
作為堅定的國民黨左派，吳琪與國民黨元老邵力子關係密切，曾共事多年，1949年後也一直保持着書信往來。1956年，在邵力子的關心下，吳琪在上海正式參加民革組織。其實早在上海解放初期，根據周恩來總理的函示，原擬安排吳琪負責組建成立“上海人民政府交際處”，但吳琪因身患肺結核無法承擔此項工作。待身體稍事恢復後，吳琪以其本人專長，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籌備委員，從事徵集革命文物工作。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2月，吳琪在山西省太原市的物資倉庫內找到了一方玉璽，經鑒定為太平天國洪秀全所用玉璽，最終成為中國革命博物館的藏品。吳琪晚年在上海市文史館工作，直至1980年病逝。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聘請吳琪為籌備委員會召集人。
吳琪生前曾向其子吳西林留下遺言：因自己在淞滬抗戰中立過功、受過傷、流過血，故希望身後葬於松江的九峰三泖之間，可謂“碧血灑松江，丹心照汗青”。
縱觀民革前輩吳琪的這一生，旅法時期的經歷對他的一生有重大影響，他先後擔任過國共兩黨巴黎支部的負責人，並且在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周恩來同志的影響下，選擇了一條他認為正確、事實上經過歷史考驗也被證明了正確的道路。他堅定不移地與“西山會議派”等反革命勢力作鬥爭，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初心在上海始發、統一戰線在革命鬥爭中的法寶作用。
當年的匯山碼頭早已不復存在，如今黃浦江兩岸燈火璀璨；當行人途經“留法勤工儉學出發地”時，滔滔不絕的黃浦江水拍擊着堤岸，彷彿是在提醒今人：擦亮“紅色”底色，感受歷史中的故事、故事中的細節、細節中的精神，永葆初心、永擔使命。
（作者金鑫，系民革上海市委會理論文史委主任助理、民革上海市委會宣傳部幹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