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倆是從延安走出來的一對音樂界有名的伉儷。瞿維是歌劇《白毛女》的曲作者之一，寄明是《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的曲作者。上海復興西路衛樂公寓是他們的舊居。我曾多次來到這裡拜訪我崇敬的兩位老師。
延安走出的作曲伉儷
我與瞿維先生相識於1983年。那年上海市文聯組織文藝家去安徽採風，其間上了黃山。同行的還有作家馮崗、艾明之、李楚成、費禮文，電影美術師韓尚義、淮劇表演藝術家筱文艷、漫畫家蔡振華、音樂家譚冰若等。66歲的瞿維竟同我們小青年一起爬上了天都峰，當然，我責無旁貸地當了他的護衛。也因這段對於老年人來說有點“冒險”的經歷，我與瞿維先生成了“忘年交”。回滬後，他邀我去他的寓所，就在那裡，我見到了仰慕已久的作曲家寄明老師。
瞿維與本文作者合影（韓尚義攝）
瞿維，1917年5月生於江蘇常州。1933年來到上海，進入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學習音樂。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自此他以音樂藝術為武器，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1940年奔赴革命聖地延安。
寄明比瞿維早半年到延安。她1917年6月生於蘇州，原名吳亞貞，1937年畢業於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1939年來到延安，進入中國女子大學學習。為表達“寄希望於明天”的信念，她改名為寄明，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與瞿維一起成為延安魯迅文學藝術學院的教員。
1941年，在重慶的周恩來將愛國人士送給他的一架德國鋼琴轉送魯藝。林伯渠得知寄明是鋼琴家，便將她從中國女子大學調到了魯藝，還規定只有三個人有資格彈這架鋼琴，其中兩人就是寄明和瞿維。
這架鋼琴成了瞿維與寄明的“紅娘”，1942年初，兩人在延安寶塔山下的窯洞里結為伴侶。《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延安頌》的曲作者鄭律成，在延河畔為這對新人拍下了合影——兩人穿着肥肥的棉衣棉褲坐在土堆上，臉上都架着眼鏡，眼神中閃耀着對理想的憧憬。
瞿維與寄明在延安的新婚合影（鄭律成攝）
同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瞿維、寄明作為代表參加了座談會，並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的接見。20年後，1962年6月10日，寄明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指路明燈》一文，深情回憶當年參加座談會的情況。寄明由此認識到創作與深入生活的關係，於是，走出琴房去學習陝北民間音樂，用當地樸素高亢的音樂素材豐富自己的創作。
1962年6月10日，寄明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指路明燈》（本報資料）
作為座談會的產物，三年後，中國新歌劇的代表作《白毛女》誕生。這是瞿維與馬可、張魯合作的作品，被稱為“中國歌劇創作的里程碑”，當時在延安連演30多場，觀眾反應極為強烈。1961年，瞿維創作完成管弦樂幻想序曲《白毛女》。1974年，他根據舞劇《白毛女》的音樂改編成管弦樂組曲《白毛女》。芭蕾舞劇《白毛女》是20世紀的經典之作。此劇編導、原上海舞蹈家協會主席胡蓉蓉和作曲家嚴金萱曾告訴我，瞿維不僅參與了整部芭蕾舞劇音樂的修改工作，而且整整花了三個多月為總譜定稿。
家中掛照：延安文藝座談會留影（瞿維，一排右六；寄明，四排左三）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同年年底，瞿維、寄明夫婦隨魯藝的大隊人馬徒步前往東北。其間，寄明對“二人轉”音樂開始研究。歷經三年，寄明編著的中國第一本關於“二人轉”的理論作品《東北蹦蹦音樂》出版。此時，寄明把工作重點從鋼琴演奏及教學轉向創作。她寫的《翻身秧歌》《庄稼人小唱》《幹活好》《歌唱劉胡蘭》等歌曲受到歡迎。
1953年8月，寄明調到北京中央電影局音樂處。自此，她進入一個新的領域——電影作曲創作。
瞿維：創作不斷的勤奮音樂家
為造就新中國的國際音樂優秀人才，1955年9月，瞿維作為國家特別選修生被送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習。
俄羅斯老一輩音樂巨匠在這裡執教，瞿維回憶說，各藝系都有頂級的大師領銜授課。學生們經常可以在樓梯上碰到肖斯塔科維奇，在走廊里見到哈恰圖良、奧依斯特拉赫，還可能與柯崗擦肩而過。
瞿維師從巴巴扎年。他刻苦學習各種音樂理論和作曲技法，同時不忘創作。留學期間他寫成的主要作品有管弦樂組曲《秧歌場景》《g大調弦樂四重奏》和鋼琴獨奏曲《序曲》等。1959年，瞿維學成回國，此後一直在上海交響樂團擔任專職作曲。
1963年瞿維創作完成一部新作——交響詩《人民英雄紀念碑》，在“上海之春”匯演上首次公演獲得成功。評論家稱之為繼歌劇《白毛女》後作者廣泛地反映中國人民的鬥爭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又一代表作。這部作品由華裔指揮家林克昌指揮名古屋交響樂團在香港灌製成唱片，在全世界發行。
瞿維（家中掛照）
此後瞿維創作不斷：1959年為電影《革命家庭》中的音樂作曲；1962年完成交響幻想曲《白毛女》；1963年應鋼琴家顧聖嬰的約請，創作了鋼琴曲《〈洪湖赤衛隊〉幻想曲》，次年又改編成管弦樂曲；1964年創作組曲《光輝的節日》；1965年深入大慶生活，鐵人王進喜等先進工人的事迹深深感動着他，他不僅創作了大合唱《油田頌》，還寫出了歌曲《工人階級硬骨頭》，在全國廣為流傳。
1988年，他應邀為海南建省創作了管弦樂《五指山隨想曲》。
寄明：《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誕生
1955年，寄明從北京調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先後擔任音樂創作室副主任、作曲組組長。自此她開始為一部部電影作曲配樂。《李時珍》《平凡的事業》《鳳凰之歌》《魯班的故事》《金沙江畔》《燕歸來》等影片留下了她創作的美妙音樂，同時，她寫就的一首首電影插曲傳遍大街小巷。由張瑞芳主演的電影《鳳凰之歌》插曲《山中的鳳凰為何不飛翔》，由達式常、高英主演的電影《燕歸來》插曲《燕歸來》等被廣為傳唱。
寄明（家中掛照）
寄明是四個孩子的媽媽，她十分關注兒童歌曲的創作。她曾告訴我，從一位教師那裡聽說，現在好聽的歌太少，要是有首歌，能激起他們對祖國的熱愛，能幫助他們樹立崇高的理想，那該有多好啊。講者無意，聽者有心。1981年春天，寄明收到一封來信，拆開一看，原來是位作者寄來的《少年，少年，祖國的春天》的歌詞：“我們歡樂的笑臉，比那春天的花朵還要鮮艷；我們清脆的歌聲，比那百靈鳥還要婉轉……”這不正是自己一直盼望譜曲的歌詞嗎？她讀了一遍又一遍，終於，一個動人的旋律隨口飛出。《少年，少年，祖國的春天》隨着全國各省市的電台傳播飛向各地，成為千百萬少年兒童愛唱的歌曲。不久，在文化部、團中央舉辦的全國征歌中，這首歌榮膺一等獎。
《好阿姨》《我愛我們的班級》《新中國少年進行曲》等，是寄明先後為兒童創作的歌曲。而其中最令人稱頌的，無疑是寄明為電影《英雄小八路》譜曲的主題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1958年，廈門和金門之間發生了“八二三”炮戰，全國人民知道了廈門何厝小學13名小學生穿行在戰火中支前的故事。一年後，廈門第三中學語文老師王添成，據此創作了話劇《英雄小八路》。第二年5月，上海戲劇學院教授陳耘帶了該校創作系、表演系畢業班100多人到廈門三中採訪，負責接待的王添成抱着試試看的心理，把自己的劇本交給了陳耘。沒想到陳耘看後非常欣賞。幾天後的六一兒童節，話劇《英雄小八路》就被搬上了福州的舞台，演出迅速引起轟動並引發連鎖反應。英雄小八路的故事引起了上海影劇作家周郁輝的關注，他把話劇改編成了同名電影劇本。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認為這是個好題材，決定拍攝，並把譜寫這部影片主題歌的任務交給了寄明。
在復興西路的寓所里，寄明翻看着還帶着油墨香的劇本和周郁輝的歌詞，與瞿維探討該如何作曲。瞿維建議寄明到實地採風。寄明馬上從上海到廈門，尋找到那些已經升入初中的支前小英雄，聽他們講述當時冒着炮火上陣地給解放軍送飯、送開水的英勇故事。寄明不時被孩子們那種奮不顧身、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激動。
2013年6月1日，在廈門“何厝英雄小八路紅軍小學”，孩子們聽英雄小八路原型何佳汝（右二）講述過去的故事。 新華社發（劉長龍 攝）
採風快結束時，一段熱情奔放、節奏和起伏度較大的曲調在寄明耳邊縈繞，她連忙揮筆記下，《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初稿一氣呵成。寄明高興地帶着它回到家中，馬上哼唱給孩子們聽。孩子們一邊學唱，一邊連說好聽。但寄明並不滿足，反覆修改，最終才定稿。
1961年，電影《英雄小八路》上映，片中主題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以其朗朗上口、朝氣蓬勃的音樂風格，受到少年兒童的喜愛。這個為新中國少年兒童抒發內心誓言和遠大理想的歌曲不脛而走，在大街小巷傳唱，飛揚在祖國大地。此歌榮獲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1978年，共青團中央在徵求群眾和專家的意見後，將《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正式確定為《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60多年了，一代代中國少年兒童唱着這首歌，愛祖國愛人民，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
共同向命運抗爭
誰也不會想到，一個享譽樂壇的作曲家，竟患上老年痴呆症。20世紀80年代中期，那天，寄明走到淮海中路時忽然迷失方向昏倒在路旁，幸被熟人發現送回家中。經檢查，她被診斷為早期老年痴呆。瞿維四處奔走，百般求醫，可病情不見好轉。寄明漸漸地變得什麼都不明白了，哭一陣又笑一陣，後來腿也不好了，瞿維扶着她每天早晚外出散步。漸漸寄明走路也困難了，瞿維就輕輕地摟着她在家裡練步。瞿維嘴裡不停地哼着：“寄-明-同-志-叮-格-咚，寄-明-同-志-叮-格-咚……”可後來寄明的聽覺、語言能力也喪失了。到1991年，她完全不能生活自理了。
他倆共同與命運抗爭，完成人生的最後一頁。每天一早，瞿維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妻子床邊，捧着她的臉拍拍她的雙頰親親她。他抱起她放在一張特製的椅子上，為她洗臉，幫她擦洗口腔。在阿姨的幫助下，喂她牛奶、酸奶或雞蛋。中午和晚上，他用攪拌機打碎魚、肉、蔬菜、水果，給妻子餵食。為防止寄明長期卧床生褥瘡，瞿維在棉墊下加了一層氣墊，冬天又在下面放電熱毯。瞿維說：“她的面部肌肉還有感覺，能吞咽。人生在世，總會遇到各種挫折，能為寄明服務，延長她的生命，我的心理得到了平衡。”寄明偶然出現一點小動作，他就快樂得像孩子一樣。
瞿維照顧了寄明整整10年。1997年1月13日，寄明在上海逝世，享年80歲。
春蠶到死絲方盡
對青年一代的音樂教育，是瞿維晚年一直關心的問題。1981年8月上海交通大學成立音樂研究室，他應邀擔任教授和主任，滿懷激情地為大學的音樂教育、為國家培養複合型人才獻計獻策，發揮餘熱。
1986年全國高等學校音樂教育學會成立，他被推舉為理事長。1989年，國家教委創辦《中國音樂教育》雜誌，他又被任命為主編（後為顧問）。
瞿維不是空頭的主編和顧問。在清華大學舉辦的全國各大學音樂欣賞課教學示範課和研討會、全國各大學合唱團匯演和工作經驗交流會等場合，以及由北京大學、中央音樂學院、上海交大和上海音樂學院聯合舉辦的教師培訓班上，都能看到瞿維的身影。他的書面意見細緻、詳盡，他的現場指導生動、具體，深受老師、學生的歡迎。
瞿維贈予本文作者的刊物（信芳攝）
我曾對瞿維先生說，您早就離休，八十多歲高齡，該歇歇了。可先生笑笑答道：“貝多芬說過，我的箴言始終是：無日不動筆。如果我有時讓藝術之神瞌睡，也只為要使它醒後更興奮。我也說不上為什麼，好像一天沒有音樂，我就活不了。”
沒想到，一語成讖。2002年，為音樂出版社的成書出版，瞿維要將歌劇《白毛女》的音樂部分進行新的管弦樂配器。為避免干擾，他到常州，尋找個清靜的地方開始工作。5月20日，他趴在總譜上工作，卻發生了大面積腦溢血，經搶救無效，不幸逝世，終年85歲。
瞿維生前對自己的子女留下過遺願，要把音樂遺產捐贈給他長期工作和奮鬥過的上海交響樂團。瞿維子女尊重父親的遺願，前後三次捐贈了瞿維的創作手稿、樂譜、書籍和唱片等多年來珍藏的音樂資料。
瞿維和寄明留給我們的歌劇《白毛女》《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幾代人的共同回憶，更是時代的華美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