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年，超過它的喜劇還沒有

2024-04-27 22:32:15 娛樂頭條 1050℃

文

開寅

在《編輯部的故事》之前，《渴望》被稱作是中國內地電視史上的第一部室內劇。1990年它火遍全中國，收視率高達百分之90.78%。正是《渴望》的成功，讓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對室內劇這樣的形式產生了信心。

《渴望》（1990）

在核心策劃人物鄭曉龍的主導下，中心的領導們決定利用拍攝《渴望》而搭建的室內攝影棚繼續製作另一部室內劇《編輯部的故事》。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會有太多的動作場面、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它更多的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其實是這是指向了一條低成本快產出的電視劇製作之路。

《編輯部的故事》（1992）

《渴望》在劇作模式上依然沿襲了傳統電視劇的思路：它有一個連續而波折起伏的劇情。而《編輯部的故事》則甩開了這樣的套路，讓每一集獨立成篇，針對不同的事件和客座人物展開，讓貫穿全篇的六位主角成為不同主題事件的觀察者、評論者和參與者，這在中國內地的電視劇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實際上，這才是真正意義上中國室內情景劇的開端。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同樣有賴於在九十年代曾經在中國佔據主流影響地位的京腔影視文化，而它幕後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後者在創作中有一個強烈的意圖，即不再先入為主的將人物刻畫為善惡美醜分明的正面和反面人物，而是將他們的道德段位拉低到一個普通人的水準：好壞參半，良知與慾望相互糾纏，逐利的本位和奉獻的理想交織出現。

也因此，《編輯部的故事》在實質上擺脫了再彼時電視劇中普遍存在的帶着「社會主義宣傳口徑」的基調，而向更隨意和世俗的市民生活靠攏，它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這幾位調性鮮明而不再僵化死板的人物：

外表憨厚但內藏機鋒同時不斷釋放情感炮彈的李東寶，文藝多才又目空一切桀驁不馴的戈玲，機敏狡詐利欲熏心但時不時又正義感爆棚的余德利，小氣摳門膽慫怕事又充滿着同情心的劉叔友，以及滿嘴革命辭藻卻擋不住庸俗自利一面的牛大姐，只有寬厚仁慈博愛忠厚的主編老陳成為這個劇帶有正面積極色彩的一枚「定海神針」。

《編輯部的故事》播出以後，曾經有不少批評意見指責劇中人物儘管頂着編輯的頭銜，但卻不是帶着文化氣息的知識分子文化人，倒像是一群閑着沒事到處招惹是非的市民百姓，「整天瞎貧」。

殊不知這樣的評價其實正中了編劇王朔和總策劃鄭曉龍的意圖：他們本來也無意刻畫一群咬文嚼字躲在書齋中爬格子的寫字先生。在雜誌編輯部的環境設定下，他們所着力塑造的正是一群帶着小市民心態的普通百姓，用這些人物的眼光去審視那個時代千奇百怪的社會事件。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外情、江湖騙術、走後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末世謠言等等一系列普通人耳熟能詳的社會百態。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要人物面前。而後者則以帶着普通人氣息的鮮活態度口吻去評判事件並參與其中改變它們的進程走向。

說到底，《編輯部的故事》是一部「小市民」們以平民化的視角痛快淋漓針砭時弊的活報劇。它魅力的本源就來自於這種包藏在世俗之下咄咄逼人的尖銳批判性。

當然，它的創作者們保持着一種現實而聰明的態度，始終讓劇作的基調在表面上處於上揚的積極走向。但劇中牛大姐不斷重複的「社會主義基本路線」在很多時候遭遇的卻是帶着強烈嘲諷意味幾乎觸碰那個時代底線的「擦邊球」：

比如，在《小保姆》一集中出現的這位好吃懶做挑剔貪婪的家庭服務員在先前的大陸影視作品中幾乎不能想象：再早十多年如果某位編劇以如此方式刻畫一位底層勞動者，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一頂「現型反革命」大帽子。

在《飛來的星星》中，當小行星撞地球的謠言在編輯部內四散，這些「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孩子」立刻陷入了末日來臨的醉生夢死，劉書友甚至「墮落」到要抓緊時間多吃幾個雞腿好把失去的人生「賺回來」的地步，連「共產主義立場無比堅定」的牛大姐也慌了神兒，匆忙安排後事。

在通篇充滿強烈諷刺口吻的《吃不消》里，這群想要通過文章批判公款大吃大喝醜態的編輯卻自己陷入了不斷要用公款請客吃飯的怪圈中，行為與思想的悖論矛盾狀態昭然若揭。

而《誰是誰非》則借夫妻內訌爭鬥演了一場羅生門的認知遊戲，誰對誰錯事實為何，完全取決於站在什麼立場聽信哪一方的陳述，從實質上挑戰了唯物主義的基本價值理念。

更不用提在《娶個什麼好》里，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被帶着明顯「男同志」傾向，以極其曖昧的眼神和說話口吻不斷挑逗李東寶，這恐怕是大陸國產影視劇中正式出現的第一個同性戀人物。

我們也不能忘記那些帶着過火政治調侃意味的細節：在《誰主沉浮》中，當大山用「很多斯巴達式的軍隊走了幾萬英里投奔那裡，山上布滿了原始人洞穴一樣的兵營，每天早上一個穿着灰色制服的士兵吹着凄厲的喇叭，把人們從睡夢中叫醒」來形容革命聖地的時候，相信那個年代很多觀眾脖子後面都冒出了冷汗。

在《侵權之爭》中，當兩個騙子驅使着渾身塗滿黑色油彩的兒童排練五十年代歌曲《我的祖國在黑非洲》時，那種荒誕的錯位感幾乎把我們帶到了政治諷刺的邊緣。

最精彩的當屬《人工智能人》，通過一個科幻式的人工智能設定，從「機器人」的角度觀察揭露了人性之中的自私、貪婪、勢利和見利忘義，而接近結尾處同事之間互相揭發甚至是批鬥式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絕對會讓人回想起中國歷史上某些讓人極端痛楚的時刻。

儘管在每一集的結尾，編劇都會以正面口吻插入固定的積極向上內容，整部劇的最後一集甚至是為南方水災捐款處出力的「正能量」大結局，但是上述那些「處心積慮的夾槍帶棒」依然如同刀割針扎一樣不斷刺痛人們內心的歷史和政治瘡疤。它們突兀而醒目的佇立於劇中，與每一個陽光明媚的大團圓結局都形成了極端對立的反差。

不能忽視的是京腔京韻和北京文化描述事物的獨特思維邏輯為《編輯部的故事》所帶來的感官魅力。當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痹、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着。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