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做的，就是讓更多有價值的好書被讀者看見，不再被歸入那毫無曝光機會的89%。
作者 | 譚山山
題圖丨pexels
過去的2023年，出圈的書不少，每本書走紅的情況又有不同。
2023年1月，《孫子兵法》突然登上了暢銷圖書榜榜首，帶起了這一年的第一波大眾閱讀熱潮——如果你看過熱播劇《狂飆》，就會知道這是為什麼：它是片中角色高啟強放在案頭、反覆翻看以至於有點破舊的發達“秘籍”。
《狂飆》導演徐紀周在一次受訪時透露，他本來設計的是讓高啟強讀《富爸爸，窮爸爸》，因為他記得2000年前後，有很多人在看這本書。但老版本的《富爸爸，窮爸爸》一直沒有找到，於是他換成了《孫子兵法》。
（圖/《河邊的錯誤》）
下一本因為影視劇而翻紅的書是余華的《河邊的錯誤》。《河邊的錯誤》於1988年發表，張藝謀曾有意將之改編成電影，余華卻向他推薦了自己的新作《活着》。之後，《河邊的錯誤》影視版權幾經易手，終於在2023年上映。
接下來就是《繁花》。美食家陸悅農發現，電視劇《繁花》播出後，上海餐飲界出現了這樣一個新風氣：客人到早了，服務生會送上一本《繁花》，讓客人邊看邊等。據統計，電視劇播出後，上海文藝出版社版《繁花》加印超過20萬冊，《繁花（批註本）》銷量達到近30萬冊。
（圖/《繁花》）
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爆火，則得自董宇輝的推薦。遲子建表示，《額爾古納河右岸》在董宇輝推薦之前的累計印量是60萬冊，2023年銷量達到500萬冊，“確實出乎意料”。
北京開捲髮布的《2023年圖書零售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23年動銷新書品種達18萬種，同比上升7.3%。新書數量的增加，意味着讀者的篩選成本也隨之上升。於是，讀者們往往跟着熱門影視劇、熱門話題去接觸書，或者跟着像董宇輝這樣的頭部主播去選書。
“文化體力”告急
要麼造熱點，要麼蹭熱點，否則，很多圖書可能連曝光的機會都沒有。
這一觀察來自百道網發布的《2023上半年圖書影響力數據報告》。報告稱：“至少有一條推薦源的圖書僅佔2023年上半年新書的10.9%，大量圖書連露臉的機會都沒有。”也就是說，有89%的新書沒法進入讀者的視野，“二八原則”變成了“一九原則”。
為了增加圖書的曝光率，出版機構的營銷編輯們可謂招數百出。比如，能不能聯繫到歌手李健，讓萊昂納德·科恩的新書在他那裡“適當地”露出？此時，頭部直播間就成了圖書宣發的重要渠道——像莫言，他有自己的直播間，2023年11月，他通過直播為新作《鱷魚》舉辦了一場“雲端發布會”，請來演員于和偉當嘉賓，累計吸引超過550萬人次圍觀；董宇輝在“與輝同行”直播間，先後為《人民文學》《收穫》“帶貨”，並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古爾納對談（順便賣書）。
莫言、于和偉在抖音@莫言 的直播間展開對談。
“董宇輝帶貨《人民文學》和《收穫》兩大文學巨頭，是不是文學到了無法生存的現狀？”有網友如此提問。界面文化的“編輯部聊天室”為此推出了一期討論：“董宇輝直播間拯救文學出版？”該期討論認為，將純文學銷售給大眾，把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總結為金句，董宇輝的直播結合了教學、懷舊、親密關係等多重元素。
編輯林子人有一個觀點：“我們可能一直沒有建立起一種重視精神生活、認為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並行不悖的文化氛圍，閱讀文學並沒有能夠成為普羅大眾的生活習慣。”她的這一思考，源自《反智時代：謊言中的美國文化》一書。
《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陳欣言 譯
後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8
該書作者蘇珊·雅各比提出“中流文化”的說法，這是一種願意為了自我教育投入時間和精力，讓自己變得更好的價值觀——或許可以通過流行詞“文化體力”去理解它。中流文化首先是一種閱讀的文化，源於20世紀20年代廉價平裝書的普及。1926年，“每月讀書會”在美國成立。它推介過的許多書，比如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等，如今已成為美國文學經典。
雅各比認為，隨着20世紀60年代電視的興起，閱讀文化開始消退。反觀中國，20世紀90年代進入電視時代，2000年後互聯網爆發，國人還來不及培養閱讀習慣，就被電視及互聯網分神。因此，對於直播帶貨能否推動大家讀文學書，林子人的看法是存疑的。
如今的年輕人，經常感到“文化體力”告急，就像日本電影《花束般的戀愛》的男主角那樣，從一個愛書之人漸漸變成“讀不了書的人”：“看了我也放鬆不了，我已經看不進去了，只能玩玩《智龍迷城》這種消除遊戲。”
（圖/《花束般的戀愛》）
ai時代的閱讀
那麼，沉迷於短視頻，會不會像一些論者所擔心的那樣，會削弱我們的長閱讀能力？
學者毛尖對此表示不認同。她把當下稱為“多任務打開”的閱讀新時代，短視頻作為一種文化膠囊，她不覺得會必然引髮長注意力的渙散。
“再說了，長和短，已經需要被重新定義。ai時代的閱讀，gpt整理給我們的閱讀任務，都是巨無霸的，即便是整本書閱讀，在ai時代，也不過是滄海一粟的碎閱讀。而從研究的角度看，我們也不能再用傳統的視野去看短視頻。相比長視頻、長閱讀來說，很多人會覺得短視頻就是淺閱讀，但實際上短視頻帶來的不一定就是淺閱讀，《甄嬛傳》里的某些經典台詞，在短視頻里不也被無數用戶理解和創造出了幾十種意思，‘甄學十級’，不也是在短視頻里發生的嗎？”毛尖寫道。
網絡上流傳的《甄嬛傳》試卷。
作家止庵在短視頻平台講自己這麼多年來的讀書感受，目前擁有18.8萬名粉絲。他置頂的幾條視頻中，講“東野圭吾十佳作品”那條的點贊數有2.7萬次，講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條的點贊數則有2.4萬次。
在受訪時，止庵表示：“有一種觀點說，短視頻使我們的時間碎片化，以至於很難長時間閱讀了，我覺得並不是這麼個邏輯。一個真正愛讀書的人，不會因為看了短視頻就不讀書了。如果他不讀書了，那是因為他原本就不想讀書。但是如果不讀書的人能夠從短視頻里獲得一些本來寫在書里的知識，不也是件好事嗎？”
作家止庵時常會在短視頻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讀書感受。（圖/b站截圖）
文字、聲音、短視頻，是內容的不同呈現形式。有研究者指出，無論是今天我們讀文字、聽聲音，還是觀看短視頻，甚至是未來通過腦機接口等形式獲取知識和信息，都體現了閱讀的本質和意義所在。
進入電子閱讀時代，讀者對紙書的呈現方式也有了新需求。比如，平台電商、短視頻電商已經取代實體書店，成為售書的主要渠道。讀者多半是在手機屏幕上瀏覽封面，以判斷要不要下單。封面設計是否具備衝擊力、書名字號夠不夠大，都會影響眼緣。
以甲骨文的《百年戰爭》為例，有讀者反映其第一卷的書名看不清。書名不夠搶眼，這本來是裝幀設計師的設計，目的是讓人們在書店遇到這本書時，湊近前去端詳，這樣視線就能在封面上停留更長時間。不過，既然購書場景改變了，封面設計也應該作出相應的調整，設計師從善如流，在做第二卷封面時放大了書名字號，並使它從背景圖中凸顯。
誰來替我們選書？
尼爾森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2022年英國圖書市場銷量同比下降4%，但買書的年輕人比以往多，14—25歲人群的購書量增加了1%，推動了言情小說、奇幻小說、青少年小說和圖像小說等類目的銷量。
46%的受訪者認為，一本書被如何描述是決定自己是否購書的重要因素，只有14%的受訪者會根據圖書所獲獎項來做判斷。報告還顯示，媒體、書店和kol的推薦，對18—25歲女性受訪者的購書決策影響最大，其他群體則更有賴於朋友和家人的推薦。
從看見一本書到買下它，人們的購書動機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圖/視覺中國）
說到書店的新功能，開了一家小書店的作家張豐對此深有體會。他在一篇介紹成都獨立書店的文章中，引用了建築師王亥對一家理想書店的描述：“我不賣書，甚至可以把書白送給你；我要賣的是其他東西。”
“其他東西”可以是咖啡、茶，或者是一種氛圍、一個夢想。在張豐看來，“開一個小書店”這件事本身就具備真正的價值——“它不再兜售那種宏大、壯觀的美，而是為孤獨的人提供一個場所，在都市中構建新的人與人的關係。”
這些小書店經營者不喜歡被稱為“老闆”，而是更喜歡“主理人”這個稱謂。他們精心挑選能體現自身主張和價值觀的圖書，甚至會不客氣地“轟走”那些他們看不上的讀者。如何判斷一家書店是你的“夢中情店”？那就是你每去一次，都能發現你先前沒注意到，但一看到就想買的書，因為主理人已經替你進行了篩選。
（圖/《書店》）
同樣道理，媒體也扮演着“主理人”式的角色。這是一個書寫和閱讀都無限開闊的年代，如果把一切表達都歸入書寫，把一些瀏覽都視作閱讀，那麼我們“25小時”、無時無刻不在讀與寫。無數聲音匯聚，傳播向更多的人，媒體是關鍵的節點。
今年，《新周刊》主辦的刀鋒圖書獎來到第三屆，以圖書獎、沙龍、展映，共同演繹全新的刀鋒文化季，用銳利破除鈍感，讓更多有價值的好書和作者被讀者看見，共同抵達浮光中的永恆。同時，我們也收納了獎項內外的許多寫作者、閱讀者的所思所想，他們中有學者、有作家、有歌手，我們渴望共同沿着文字拾級而上，眺望更開闊的生活。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加·托卡爾丘克說過，這個世界如今像被分成了無數個氣泡，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氣泡里，人們再也沒有共同的故事與寓言，這令她焦慮、恐慌。那麼，讓我們從氣泡里走出來吧，像螞蟻那樣碰碰頭，確信自己不是孤單一人。
（圖/《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
巴別塔之後，交流是連接人類的線索。手稿遺失的年代，對談是最真摯的信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