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人文關懷·溫暖現實——現實題材電影創作座談會”在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辦。
座談會以主題發言、圓桌座談相結合的方式，分“時代情感與斯文攸歸”“左翼傳統與當代創新”“知人論世與傳遞溫暖”“培育觀眾與開拓市場”四個單元展開。與會嘉賓就現實題材電影創作的主流價值觀、美學探索、創新發展以及市場前景展開深入交流與探討。
與會者大合影
在“事實如此”和“應當如此”間架起一座橋樑
清華大學教授尹鴻在發言時提出現實主義有兩個核心問題。“首先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立場。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內，需要我們重新去理解什麼叫做‘人民立場’。怎麼表達社會發生的改變和變化，這是創作立場的問題，或者說是創作態度的問題。”
“其次是創作手段，這涵蓋了典型細節、典型環境、典型人物和典型情緒四個問題。”尹鴻認為，所謂典型情緒也是最近大家總在講的社會情緒價值，“我們看近年來火爆的作品，沒有一部是按照以前的流行元素重新塑造的，恰恰都是在中國本土之上，最新捕捉到社會典型情緒的作品。”
“在今天，我們更有理由把一個‘事實如此’的生活和‘應當如此’的生活結合起來，要表現‘應該如此’。電影創作者要誠懇地架起一座橋樑，而不是貼一個光明的尾巴、人為起一個光明的片名，就以為可以解決所有溫暖問題，應當通過誠心實意的創作邏輯，去助力生活變得更美好，未來變得更美好。”尹鴻說。
《第二十條》劇照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吳冠平以電影《第二十條》為例，提出了現實主義電影“言外之意和言後之意”兩個概念。“我們看20世紀30年代的現實主義電影，它的言外之意是喚起民眾救亡圖存的情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十七年電影’，言外之意就是革命和勞動兩個主題。在當下，電影的現實主義創作如果只考慮言外之意，就是乾癟、僵硬的現實主義。很多主題先行的現實主義電影，之所以沒有產生生動的藝術感染力，就在於它只重視了言外之意。而所謂‘言後之意’，它要傳遞的是觀眾在接受了現實主義的行為、人物之後，他們對於自己日常生活的聯想是什麼。”
“電影《第二十條》的言外之意，就是情與法間的邏輯關係。而它的言後之意，則是觀眾在片尾看到郝秀萍（趙麗穎飾）一家人在病房團聚所產生的想象。假如它不發生，溫暖何在？假如它發生了，又如何溫暖？我覺得這是談現實主義電影表達很重要的方面，它跟每一個觀眾日常生活的經驗和日常生活行為所可能遇到的情感相聯繫。換句話說，現實的溫暖感在於作品提供了多少言後之意的行為，以及觀眾從中獲得的關於他們自身現實生活的信仰與尊嚴。”吳冠平說。
北京大學教授李道新和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鎮在發言中，都談及了左翼電影傳統的流變以及對當下現實主義電影創作的影響。
“創作者應該貼近人民，當年左翼電影提出的方法論在今天依然適用。《十字街頭》為什麼能取得成功？當時的評價有這麼一句話，‘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除了這部電影思想觀念的進步，更在於它沒有說教氣。其實在左翼運動時期，很多作品並不限於棚內建設，創作者們走上街道、飯館、理髮店等現實生活場景之中，在鏡頭語言層面與社會深度交切，呈現出底層民眾生活的肌理。今天的電影創作者和90年前的左翼電影運動的創作者有一種共同的特點，就是關心社會，關心人。不是把自己放在作品之外，而是真正貼近人，投射在人物身上，生活在作品裡面，用心靈去創作。”李鎮說。
《出走的決心》劇照
“在中國文化當中，情感跟真實跟道德是聯繫在一起的。在儒家文化里，‘情’這個概念便是道德的起點。通常我們說一部電影作品真實，也是在認可它的情愫可以打動人。”李鎮以《出走的決心》為例，認為這部作品讓觀眾看到了日常生活中鮮見的，一位老母親一生的經歷，“如果你只看到結尾老母親出走的選擇，可能會覺得突兀。但看完全片之後，在創作者溫暖目光的投射下，就完全能理解她的選擇，進而能夠共情。”
“人文是一種理想，溫暖是一種感覺。為什麼《我們一起搖太陽》《出走的決心》《好東西》《熱辣滾燙》這樣的電影引起人們的關注？非常關鍵的一點是，它們都捕捉到了在這個科技互聯網、人工智能的時代里，對身體、性別、階層等各方面的複雜關係所進行的梳理與描摹。現在的觀眾包括創作者已經不再滿足於單一透明的、簡單化的敘事和情感表達。面對現實的複雜性、多維性，甚至是混動性，創造者與批評者都需要重新出發。”李道新說。
“幽默感和溫暖是當下現實主義電影里所必要的”
除了一眾知名學者建言獻策，電影《好東西》導演邵藝輝、《野孩子》導演殷若昕，《人生大事》導演劉江江、《出走的決心》導演尹麗川、《又是充滿希望的一天》導演劉泰風，以及北京精彩時間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張苗、上海三次元影業有限公司總經理任寧作為嘉賓參會並發言。
《好東西》導演邵藝輝
豆瓣評分9.1，上映不到一周票房破兩億，電影《好東西》是近幾個月來難得的口碑、票房雙收的國產佳作，這也令該片編劇、導演邵藝輝在來到會場後便成了眾人關注的焦點。在她看來，“人文關懷、溫暖現實”已經總結出當下需要的現實主義題材影片的核心。“人文關懷，就要以人為本，要真正肯定每一個個體的價值和尊嚴。同時每個真實的人也都充滿缺陷、矛盾甚至有不堪的地方，所以我們作為創作者，還是要真誠面對真實的世界。”
《好東西》劇照
邵藝輝認為自己一連推出的兩部作品《愛情神話》和《好東西》都有一定的真實質感，但還是自己內心中理想世界的呈現。“不管是電影里的人物還是人物關係，包括傳遞出的感情和價值，其實都挺理想主義的。包括我也注意到一些評論說電影里的人物比較懸浮、架空，我認為他們說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有自己的困惑，怎麼去創作一個非常有現實主義質感，同時又能離當下的觀眾很近的電影，似乎有懸浮的部分，但觀眾能夠感覺到真實的溫暖，這是我一直以來在思考但還沒有答案的問題。”
自己創作劇本，自己擔綱導演，既葆有了鮮明的作者性，也取得了不俗的市場反響，邵藝輝的創作秘訣何在？發言時，她也回顧了兩部電影的誕生過程中自己的煩惱。“《愛情神話》是通過first創投會落地的，當時參與創投的影片中，都市愛情題材的很少，當我上台介紹完後，不少出品方和製片人都表示很感興趣。”
“但當我把故事大綱發了一圈之後，收到的多是負面反饋。也有人在表示欣賞之後，要求我大幅度地改動劇本，我肯定不願意。這裡面只有麥特影業一直表態想要積極合作，也沒有對劇作修改提出任何意見。後來等《愛情神話》上映的時候，不少出品方又在我面前打馬後炮。”
《愛情神話》劇照
“所以一個作品最後能不能出來，真的要靠創作者本身的堅守，以及能找到志趣相投的合作方。這部《好東西》的劇本完成後，我很長時間都拿不定主意該怎麼命名（片名），有幾家投資方特別想讓我把它命名為《愛情神話2》，這似乎很容易理解，覺得這樣更好賣。但我不認為《愛情神話》是個ip，而且《好東西》也是個新的故事，並沒有延續之前的人物設定和故事線。我不想敗壞自己的口碑，一個新的故事就應該有一個新的名字。”邵藝輝說。
就此，張苗表示創作者和出品方達成共識很重要，“如此才能相互支持和理解對方的堅持。要把彼此的堅持、各自的堅持變成共同的堅持，這件事就對了，否則各堅持各的，肯定出問題。這就像是婚姻關係一樣。”新千年後，張苗曾一直在美國哥倫比亞國際影片公司/索尼國際影片公司供職，並擔任其中國區高級總監。近十年來，他則選擇去到國內的電影公司，在《戰狼2》《你好，李煥英》《我不是葯神》等多部佳片中擔任聯合出品人、總發行人。
張苗在發言中表示，最近十年自己一直在做華語電影的製作和推廣。“我有一個信念就是文明趨同，但文化永遠求異。這些年我們看到那些能夠走到國外的國產現實主義題材影片，都有一個特點，恰恰也是當下所有現實主義優秀影片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它實際上是把中國傳統文化或者次圈層文化和當下中國的主流價值觀發生了一次碰撞。”
“中國電影目前在工業級電影的表達方面，或許跟好萊塢大製作相較還有一定的距離，但在現實主義題材的表達上面，我認為中國電影是好樣的。記得很多年前，哥倫比亞影業公司出品的電影《當幸福來敲門》，這是一部美國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當時把它引進國內在推廣上我們費了很大勁兒。但現在，優秀的國產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在很多方面都可圈可點，大幅度超過了美國同期的現實主義的作品。”
《假如，我是這世上最愛你的人》海報
張苗以今年暑期檔電影《假如，我是這世上最愛你的人》為例介紹說，“劉奮鬥導演找到我的時候，他已經被很多出品方拒絕了，我給他的建議是能不能把這個關於殘障人士的故事，變得帶有一點好萊塢黃金時代，或者說就像20年前迪士尼出品的那些中小成本，帶有溫暖現實主義的電影樣態，盡量不要有那麼強的苦難感。這些年，當‘現實’這兩個字擺在觀眾面前，很可能觀眾會帶有一種先天的沉重感。很多現實主義的故事本身基底是有一定沉重感的，但我們要讓觀眾走進影院後，能用一種聰明的方式去平衡這種沉重感。近兩年，電影市場的強烈趨勢都是幽默感和溫暖是現實主義電影里所必要的，觀眾不喜歡苦難。”
發言的最後，張苗提到在現實主義題材的選擇和把關上，希望繼續得到電影局相關領導的支持。“給我們更多、更大、更合理的創作空間。現實主義還有很多題材和老百姓關注的東西，我們還沒有機會把它們搬上大銀幕。就創作者而言，我們內心其實都葆有一份先天的敏感和敬畏，創作過程中也會不斷地遇到困難，但我們應該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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