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入圍今年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唯一一部華語片，《風流一代》可謂新聞不斷：
上映前夕，片方表態：限時22天上映，過期不候；緊接着，盜版流出，導演賈樟柯痛心疾首。言與行皆是希望觀眾到電影院去看《風流一代》。
但這類“記錄時代及時代中的面孔”的電影，相較於賈樟柯的《山河故人》《江湖兒女》，無明顯故事情節，就不可能有多高的票房，貓眼預測總票房不超過600萬元，似在情理之中。
這部歷時22年拍攝，從1000多個小時的素材中用3年時間剪輯而成的電影，有人期待它成為賈樟柯的“巔峰之作”，但其豆瓣開分僅6.1分，上映幾天後才緩慢上漲至6.3分。
為何如此？
壹
《風流一代》集中拍攝於這幾個階段：2001年到2002年的《任逍遙》階段，2005年到2006年的《三峽好人》階段，以及《天註定》之前的2011年到2012年。
之後，賈樟柯並沒有很迫切地想要整理這些素材，直到疫情來臨，“我覺得這個時代就要過去了”，加之人工智能闖入我們的生活，他感覺“這部電影是時候完成了”，於是拍攝了當代的部分，又打撈過去的素材，剪輯而成最終的版本。
是時間的流變、迭代、更新與毫不留情地向前碾去的浩大聲勢，催生了這部電影；而賈樟柯也順勢讓他永遠的女主角趙濤，擔任“時間導遊”一職，帶領觀眾去感受時間如何“以萬物為芻狗”，摧毀又重塑我們的生活。
本片有三個時間節點，將電影劃為三幕：
第一幕：2001年，山西大同。
幾組鏡頭率先定調：洋爐取暖的水泥房內，幾名婦女唱歌，屋外清寒蕭瑟，廣播嘶啞，漸有風沙。隨後，一群工人坐在冷清的禮堂前，等待拍照；與之對應的，則是礦區工人們喝酒划拳。
在文化宮改造成的舞廳里，下崗女工裝扮起來在台上唱歌，台下男人們嗑着瓜子偶爾“打賞”10元人民幣。當鏡頭瞥向街道：醫院廣告、美工部、街邊棋攤、報刊亭、隨處張貼的標語、低矮樓房、破舊瓦房隨處可見。
女主巧巧（趙濤 飾）時而在廣場跳舞，時而內衣走秀，不時出入舞廳歌會，以一張冷艷的臉，與這個社會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男主斌哥（李竺斌 飾）則遊走在各個迪廳、ktv包房等處，在燈紅酒綠中享受雖然恣意卻不夠暢快的人生。
某天，想出去闖闖的斌哥，乘綠皮火車離開，大同的篇章就此落幕，第二幕來到2006年的三峽。
輪船上的漁民，岸邊待拆的廢墟，到處標記的水位線，廣播里隨時提及的移民工程和靜默的老人、穿行的兒童、牆上孤零零的周杰倫貼畫和學生獎狀，無不在記錄著那個江水滾滾的時代。
巧巧人近中年，來三峽尋找斌哥。她在其間穿行，聽婦女講捉姦往事，看工人為錢而發愁。
此時，斌哥則混跡建築工地、桑拿洗浴和碼頭之間，像個笨拙又多情、世故又粗俗的黑幫分子。當巧巧找到他，也只是表示：“我們分手算了。”
第三幕，直逼當下，疫情中的斌哥從重慶飛到珠海，尋老友，老友病了，尋生意，又不懂網紅時代短視頻運營法則，無奈返回大同。
垂垂老矣的他，竟在大超市遇見做稱重員的巧巧。巧巧似乎不老。他們不發一言，走過公園，路過雕塑，街道整潔，高樓聳立，聽着五條人的歌，來到寬闊的馬路。斌哥忍不住說，自己老無所依，而巧巧為其系好鞋帶後，穿戴整齊，徑直匯入浩蕩的夜跑隊伍。
影片至此落幕。
雖說文字可以總結出類似故事的東西，但影片充斥其中的，更多是一個個陌生的、不知來處與歸處的面孔。
賈樟柯曾說：“接近為生計四處奔波的這些人，準確記錄他們的生活，在我看來是一件神聖的事。生活最可貴的東西就在這茫茫人海中。注意每一張面孔，就會發現那麼多有尊嚴的個體。”
他在不同年代舉起不同的攝像機，硬件和技術一直在變，地點也從黃河來到長江，再到珠江，最後折返黃河，唯一不變的是鏡頭裡數目龐大、時長驚人的群眾面孔。
凡是面孔所能承載的羞怯、膽顫、勇敢、無畏、堅毅、懷疑、冷漠、無助、麻木、躲閃、投入、掙扎等神態，都能被賈樟柯置於他的鏡頭序列里，串聯起來就是一部關於時間的寓言：
時間是唯一的法官，它裁斷時代的更迭、人世的變幻，尤其是能夠揭示人在不同境遇下的關係和處境。
貳
賈樟柯鏡頭裡的面孔，數量足夠多，分別歸屬於不同的地理空間和歷史時代，由此，觀眾或可從中讀取到一種“歷史二十年滾滾向前”的敘事感，也會有一種“因不能適應時代而被遺棄”的失落。
作為觀眾，尤其是賈樟柯的觀眾和已經見識過時間魔力的觀眾，自然可以將自己與影片里的高牆瓦房、電線杆、報刊亭、船艄碼頭、桑拿澡堂、超市高樓、無線廣播和戶外高清大屏等事物，建立情感上的連接和共鳴。
但這種連接是微弱的，因為影片里那些數量龐大的面孔，被21年、3個時代的漫長時間線給稀釋、切碎、分流了，讓原本該聚焦的東西，變成了失焦的符號。
就像片中五條人在新世紀的公園演唱歌曲，他們再怎麼吟唱幻滅，也沒有相應的場景和人物去做呼應；又比如在2001年的大同街頭，萬能青年旅店的經典曲目《殺死那個石家莊人》出現，鏡頭隨之移動，掃過街道眾生，而銀幕外的觀眾對他們一無所知，只能喚起一種脆弱的鄉愁或悲嘆。
他們——
一個個闖入鏡頭的陌生面孔，淪為了一個雕塑，一種景觀；一個本應該厚重的故事，被迫變薄了。
《風流一代》就像是社交平台上的那種短視頻集錦：努力經營的老人，為生活頓挫的年輕人，街頭痛哭的外賣員，背着孩子討生活的村婦，各種啼笑皆非的余華式“活着”現場，再配一個抒情搖滾或灼傷人生的歌曲，以為這就是時代之淚。
賈樟柯當然要“高級”一些，但相較於他早期那種時空相對集中，從容地引領觀眾進入一城一地，看見一個人乃至一代人的電影，《風流一代》還是有一種淺薄感，距離傑作好像“差了那麼一口氣”。
賈樟柯評分最高的兩部作品《小武》《站台》，都是相對聚焦的
也許賈樟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為這個幾乎要淪為符號堆砌的短視頻集錦電影，增加了兩個焦點，即設置了兩個主角：巧巧和斌哥，以及用他們的愛情故事串聯起浩蕩的21年。
群體面孔是紀錄片式的真實，巧巧、斌哥則是影片中唯一的虛構。只要虛構得足夠合理和動人，那些失焦的群體面孔便能獲得一種意義的歸附，而不再是單純的符號。
本片的虛構很簡單：第一幕斌哥要出走，巧巧生氣不忿；第二幕巧巧千里尋男友，最終分手；第三幕人到中年，故人重逢，一片唏噓。
賈樟柯曾解釋，巧巧算是當代女性覺醒、成長的代表之一，早期她深陷愛情，依賴感情，中期她為自己的情感尋找一個歸宿，最後她成為一個“完全可以駕馭感情的人”。
反之，你也可以將這三幕總結為，昔日恣意跳舞、叱吒碼頭的男人半瘸着腿，偶遇自己辜負過的前女友；而這個人仍會為他心疼，為他系鞋帶，和他穿行在夜路上，像是要接納平庸的他。
由於缺乏足夠的情節和細節鋪墊，以上兩種解釋都能說通。但時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卻有天壤之別——前者，時間公平地裁決人生：有人會覺醒，就有人會墜落，這是從歷史出發的現實敘事；後者，時間會讓兩個兜兜轉轉、經歷物是人非的情侶，終於再聚首，這是從情感出發的浪漫敘事。
時間固然是《風流一代》的絕對主演，但這名主演面目模糊，態度曖昧，更依賴觀眾自己的體悟。顯然，對於拍出《小武》《站台》《三峽好人》等佳作的賈樟柯來說，《風流一代》不該止步於此。
叄
對於片名《風流一代》，賈樟柯說，這個詞是上世紀70年代末出現的，那時我們國家剛剛開始變革，“講的就是風華正茂的一代，渴望變革、希望獲得更多個人自由的一代。”他及影片里的巧巧、斌哥，都屬於這一代。
按照他的理解，這一代基本是奮進、勃發的一代。而趙濤對巧巧的理解，似乎有所偏差，她認為巧巧是“一個被生活所困的人”，過去她被情感困住，現在被超市這樣一個代表豐富物資和大量顧客的地方困住，總之，她是一個被困住的人。
賈樟柯與趙濤 圖據視覺中國
奮進，抑或受困，也許並不是涇渭分明的，但應該有所偏向，也就是說時間這條河，馱着一代代人，是趨向昂揚，還是偏向低沉？這個命題，對觀眾來說，當然有自己的判斷和直覺；對賈樟柯來說，他的理解又是什麼，或可從《風流一代》的兩個改編片段探討一下。
模特巧巧和“風流”斌哥在公交車上，女方起身要走，男方一手把她摁回座位，如此反覆十幾次。這個鏡頭早在《任逍遙》（2002年，賈樟柯導演）里就有，片里的巧巧是一個無法從大佬手中逃脫的被剝削的女性，公交車於她而言是牢籠；到了《風流一代》，這段鏡頭又變成男性要出門闖蕩，而女性心有不甘。從女性困境到情愛糾纏，從抗爭到撒嬌，同樣的鏡頭，意味卻截然不同。
另一個片段是申奧成功，集體慶賀，《風流一代》里的巧巧走在街頭，看到歡呼的隊伍，面露微笑，欣然加入；而在早前的《任逍遙》里，同樣是申奧成功，儘管也有煙花、掌聲和歡慶，但潛藏在人群後的表情麻木的街頭混混們卻知道，時代滾滾向前，而他們終將被無情拋下。
《任逍遙》申奧片段劇照
從這種焦點和重心的偏移，你能感覺到為何昔日《任逍遙》的結尾是搶銀行未遂的少年斌斌，背靠派出所的牆，獨唱任賢齊的歌——“讓我苦也好，讓我累也好，隨風飄飄，天地任逍遙”；而到了2024年的《風流一代》，結尾卻是全副武裝的巧巧，融入年輕的夜跑人群，緊隨潮流，奔向嶄新的時代。
“時間不斷抹去他們舊的自我，並添加新的一層。物體對我們來說是靜止的，而人的面孔卻在變化。”賈樟柯從巧巧，而非斌哥的臉上，讀到了這層變化，也就是說，趙濤飾演的巧巧，更能代表賈樟柯的傾向和理解。
這樣的結尾，讓我們只能認為，當賈樟柯走出汾陽，他就不再失落了，不再是被時間困住的人了，他已經能夠自由地利用時間，編織出屬於他的昂揚和奮發。
這或許就是賈樟柯的“時間簡史”。
文/李瑞峰 編輯 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