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人家》即將迎來結局，這個發生在蘇州棉紡廠家屬區的小巷故事，橫跨了三十年的時間長河，以細膩筆觸喚起了集體記憶，劇中閆妮和蔣欣飾演的黃玲和宋瑩之間互相“撐腰”的感人閨蜜情，更是讓許多觀眾為之淚目。“girls help girls”在《小巷人家》中不斷上演，囿於舊時代束縛之下的新時代女性力量破土而出，以柔軟卻堅韌的方式呼喚着當代觀眾內心深處的共鳴。
在影視產業觀察看來，雖然《小巷人家》塑造了一系列群像角色，但黃玲和宋瑩這兩位女性角色堪稱其中的靈魂人物，對她們各自個性與彼此間情誼的描摹，構成了該劇一條重要的敘事線索，也成為了內容出彩的一大核心。
女性本體敘事下的當代觀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關於女性議題的討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女性的社會地位顯著提升，但根植於鄉土社會的“男強女弱”思想仍然廣泛而隱晦地存在着。在年代劇的創作中，這一觀念曾長期佔據主導地位，女性角色常被邊緣化，隱匿於男性光芒之後。但在新時代價值觀的引領下，女性角色的敘事語法得以重建，她們在影視作品中擁有了更強的主體性意識，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創作者們開始深入挖掘女性本體的豐富內涵，將她們的情感追求與生活掙扎真實而生動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小巷人家》的故事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宋瑩的初次亮相便令人印象深刻。為了爭取棉紡廠分配的住房，她帶着年幼的兒子，深夜造訪領導家門，不惜將兒子留在領導家施壓。無獨有偶，宋瑩在搬入小巷的第一天便再次展現了她的潑辣個性。面對鄰院故意在院子牆根處挖洞以便雨天排水的行為，她毫不留情地怒斥，盡顯“潑辣”本色。
同時，劇中的宋瑩也是時尚引領者，被稱為小巷裡“最時髦”的人。上班時會戴上彩色的絲巾，打扮得漂亮又體面，哪怕只是和鄰居在門口閑坐聊天，她也會穿着高跟鞋。在劇中，她既是敢於為家庭權益挺身而出的“戰士”，也是工廠里勤勉工作的傑出女工。雖然只有初中學歷，但她來到紡織廠後工作勤懇上進，哪怕三班倒、長時間上工，仍咬牙堅持。當紡織廠面臨下崗潮，她再次展示出了極強責任感和共情能力，接受了廠里領導的工作任務，在工人們因下崗鬧事時站出來主動安撫，體現出女性在面對社會變革時的智慧與擔當。
創作者對於宋瑩這個角色無疑是偏愛的，既賦予她堅定捍衛自己權益的勇氣，也給予她大膽為他人發聲的真誠之心，刻畫出她性格中莽撞等小缺點的同時，卻也讓她更顯立體鮮活。對於宋瑩這一人物的塑造沒有陷入“家庭沼澤”，關於“她”的存在之義也不僅限於“從此家到彼家”的僵化觀念，在棉紡廠里發光發熱的女工宋瑩、在廣州街頭做起生意的老闆宋瑩，都表達着女性作為社會結構中的獨立分子散發的獨特魅力。在大多數女性觀眾心目中，恐怕都是希望成為的“理想型”。
女性成長的自我認知
相較於宋瑩，《小巷人家》一開始對黃玲的人物刻畫更加符合中國傳統的家庭婦女形象——奉獻、勤勞、隱忍，但是劇集沒有固化這一形象，而是賦予其清晰的成長線，在其與婆家的衝突中展現現代女性意識的覺醒，放大人物弧光。莊家家族堪稱典型封建家庭的縮寫——重男輕女、欺軟怕硬、擅長道德綁架。黃玲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面對着公婆長此以往的不公對待，原本始終選擇忍耐。
但當莊家祖父母將老一輩重男輕女的觀念又繼續施加於孫輩，要求筱婷回老宅幫忙家務、照顧祖母起夜等，黃玲則努力為女兒撐起保護傘，絕不讓此陰霾再籠罩下一代。而丈夫庄超英的一次次不作為，甚至要求黃玲壓縮養育兒女的生活成本為大家庭“獻祭”，讓黃玲徹底爆發，不再妥協。
黃玲用瘦弱卻有力的手托舉着自己的一對子女，清醒而堅定地維護着他們，甚至不惜以和丈夫離婚為代價為孩子爭取良好的學習成長環境。覺醒之後的黃玲開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再到莊家時稱病不幹活並直接“上桌吃飯”，不再忍耐公婆的臉色。
透過黃玲的人物形象，觀眾可以看到一種穿透年代的生命力，身處困境但是堅韌的“她”啟示着女性的自我認知。儘管黃玲前期在思想上被封建家庭所束縛着，但她的人格上始終是獨立的，多年以來她和丈夫分開算賬，因此談及離婚她也是充滿底氣。她身上有着時代環境下造就的複雜人物心理，而努力與封建家庭遺毒做鬥爭的她，也逐漸在思想上獲得了質的躍升，象徵著現代女性的覺醒與成長。
女性互助的真摯表達
在對宋瑩和黃玲各自所代表的典型女性形象進行了充分的呈現之外，《小巷人家》也重點描摹了兩人之間的關係。在一個小院里同住了十餘年的兩人，從略帶戒備的初見到後來不分你我的付出，成為義結金蘭的好姐妹。潑辣的宋瑩和溫柔的黃玲是截然相反的形象，但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因此在面對許多問題時能夠成為彼此的得力幫手。
宋瑩的性子大膽、直率，有事總是擋在黃玲身前。兩人在院子第一次相遇時，黃玲獨自帶着兩個孩子搬進新家，此時她對宋瑩這個“刺頭”還是敬而遠之的。當鄰居王勇故意給院牆挖洞時，宋瑩挺身而出與王勇理論，並且讓黃玲回屋，表示這件事交給他們家解決。在此後的一些衝突事件中，宋瑩也承擔了替黃玲出頭的角色。而急性子的宋瑩也會在面對問題時自亂陣腳，黃玲處理事情則是有序、沉穩的，每當宋瑩因為著急而無措的時候，黃玲會第一時間給予她理智的解決方式。例如劇中宋瑩的兒子棟哲瞞着家裡坐汽車去了上海探望圖南，宋瑩得知後急得馬上要趕到上海。此時黃玲連忙攔住宋瑩，先給圖南打電話，讓他去車站接應。觀眾見證了兩人數次陷入困境，又扶持着渡過難關，兩人形成的真摯友情令人感動。尤其對於觀看該劇的女性觀眾而言，恐怕大多會渴望擁有像宋瑩或黃玲一樣與自己個性互補，能夠互相扶持的朋友。
《小巷人家》對女性角色塑造摒棄了以往影視劇慣用的“雌競”模式，不僅在宋瑩和黃玲之間，與其他女性角色之間的相處也是以互助為底色。例如宋瑩發現了姍姍發育期到了，主動送布，與黃玲合計一起給姍姍送胸衣；當隔壁知青返城的妹妹王芳因為住房問題和哥哥吵得不可開交時，庄、林兩家也欣然應允讓出部分空間為王家增加一個隔間。即便是對於張阿妹、姍姍這樣在劇中作為負面角色存在的角色，《小巷人家》也並沒有將她們塑造為本性醜惡的壞人，而是為其賦予了足夠的心理動機，讓觀眾能夠理解她們因為生活重壓和家庭變故而造成的精於“算計”和“勢利”的性格悲劇。
雖然《小巷人家》所講述的是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故事，但無論是對於女性主人公們的各自描摹，還是對女性角色間關係的呈現，都洋溢着一種積極、昂揚的、更符合當今時代潮流的女性意識。圍繞兩位核心的女性媽媽角色，這部劇構築了一個令人嚮往的家庭和社區的烏托邦，雖然日子艱難，但顯耀着更濃烈的人情味和苦盡甘來的甜蜜味道，而這可能是其能夠獲得跨時代共鳴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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