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2015年,范儉從北京搬到了重慶觀音橋。這裡霧霾少,山多,是妻子臧妮的老家。不工作的日子,他們常和朋友去市郊爬山,微信群名叫登山小分隊,幾個人都是住在重慶的紀錄片導演,有拍涼山和塵肺病的李維、拍被拆洋人街的華偉成,還有拍女性中國職業拳擊手的吳越。
范儉已經記不清自己拍過多少人,今年四十七歲,“創作紀錄片逾二十年,”他在很多地方的個人介紹里這麼寫,往往最後會加一句:“作品旨在為時代留切片,為歷史留存照。”聽上去很嚴肅,但見面時他穿藍色運動衫,常提做家務的事,更像樓下愛跑步的鄰居。問他是不是intj,他反問,那是什麼?
二十多年前,范儉在山東電視台做常規節目,而拍攝一個臨行前的死刑犯改變了他的職業軌跡。死刑犯生命結束前的最後一個夜晚,他們深聊,第二天,范儉去拍攝行刑現場,接着又到醫院拍攝腎臟移植。死刑犯的母親目送范儉離開時,他控制不住情緒,想扔掉手裡的攝影機,那時他才二十二歲。“幾乎整夜失眠,大腦異常興奮,直到現在還清晰記得那個死刑犯輕聲說話的語氣,還有他非常羞澀的表情。”從此之後,他知道了自己要拍的是什麼,鏡頭漸漸從社會議題轉向了普通人的具體生活。
辭掉工作北漂沒有什麼猶豫,從地方台到央視,又最終離開資源豐裕的體制內,成為獨立紀錄片導演,有趕上“黃金時代尾巴”的幸運,當然也有努力的勁頭,比如邊上班邊在北電讀了一個全日制碩士。紀錄片《的哥》是他最早期的嘗試,范儉按照意大利作曲家維瓦爾蒂的《四季》展開,他把攝像機放在出租車的後擱物板上,記錄下乘客的對話,在一年時間內,拍下北京出租車司機史辰接待的形形色色的客人。《吾土》關照的是一個失地農民如何與社會抗爭,如何經營生活,《活着》討論的則是汶川地震後失獨家庭的再生育。他跟拍十二年,主人公葉紅梅和祝俊生住得離重慶不遠,范儉和妻子臧妮時不時會去看看,“已經走成了親戚。”
最近幾年,范儉拍的是余秀華,隨着《搖搖晃晃的人間》拿國際大獎和余秀華屢上熱搜,積攢起越來越多觀眾。拍久了,家裡書架的書也一批批換,現在大多是女性主義和心理學。“受余秀華和我妻子臧妮的影響”,范儉說,讀《寫作的女人危險》可以理解余秀華的種種選擇,讀到波伏瓦《第二性》的反應是“大受震撼”。他總是溫和鎮定,提及最多的動詞是“理解”,理解人的選擇、命運的作弄,要是不理解,就再多讀些書,反覆看拍攝素材,這份謙卑讓被攝者願意交出信任。最近余秀華第二部紀錄片剛剛定剪,有一天她問范儉,等我死的時候,你要不要來拍?
2020年春天,范儉受委託去往武漢,拍攝疫情中的小區,余秀華的圖書編輯楊曉燕給他發消息,鼓勵他寫點什麼。二十年的紀錄片現場里,他幾乎沒整理過文字,只好用紀錄片導演的特有方式:翻出落灰大硬盤,邊看邊寫。他還報名了李海鵬的網課。“李老師說,文筆這東西,對於年輕人來說通過學習和閱讀可以明顯提升,但對年紀大的人就很難了,這讓四十七歲的我很受打擊。”
不過線上李海鵬還是給了些鼓勵——“也許你有很多寫作短板,但只要有一個長板,那你的寫作質量就由長板決定。”——聽完范儉又來了信心,“我有獨家的故事素材,別人沒有。”相較大多數文字工作,紀錄片容納更柔韌的耐心,錯過的回不來,唯一能做的只有端持相機,等待下一刻明暗降臨,於是人和現場的相處也就積累得更久更深。
《人間明暗》是范儉的第一本文字作品,或者是執鏡者本能式的,書名仍然與光有關,分為三個部分,均由拍攝手記發展而成,分別關於汶川失獨家庭、疫情爆發時期的武漢與余秀華。這一次,范儉選擇用文字留下存照。
01 余秀華的攻擊性與生命力
“我看到余秀華往塑料旅行杯里倒了兩勺白色粉末,問她:“你喝的什麼?”“老鼠藥。”她回答。我看到旁邊有一桶膠原蛋白粉,“老鼠藥”來自那裡。余秀華在心情好的時候會分享她的飲品給身邊的朋友,不過這天她沒有分享膠原蛋白給我,而是決定泡茶喝。她喜歡喝各種各樣“配方”的飲品,在二樓的卧室喝露台上擺放着十幾二十個高矮胖瘦的瓶瓶罐罐,除了膠原蛋白粉,還有各類茶葉、葛根粉、黃豆、黑豆、咖啡豆、蜂蜜,以及某些有神奇減肥功效的粉末。這讓我想起多年前她寫的那首《我愛你》重的詩句:“茶葉輪換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檸檬/這些美好的事物彷彿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帶。”我並不是很確定她現在常喝的東西都是美好的事物,可經常看到她把各類不明物體倒進她的塑料旅行杯,用開水沖泡,或用破壁機攪碎沖泡,像是在做化學實驗。”
界面文化:你被討論最多的是《搖搖晃晃的人間》,是怎麼決定拍余秀華的?
范儉:我當時是想拍一個詩人,不是職業的詩人,是想拍寫詩的普通人,也許是個工人、農民,我想知道從一種看不到詩意的生活里是怎麼發現詩意的。有這個想法的時候,我還不知道余秀華。2015年1月初,我看到一篇關於余秀華的文章,一看發現她詩寫得很棒,然後慢慢了解這個人的背景。
拍攝寫詩的過程很容易呈現為單純的寫作或言語表達,在電影中可能會顯得乏味。然而我非常幸運的是,余秀華並非一個只待在房間里寫作的人。她是一個四處行走、到處“惹事”的人。在拍攝的時候,還有這麼大的事發生了,也就是她的離婚。
界面文化:電影的主線是關於她的情感與婚姻,文學的部分相對少一些,你當時是怎麼確定這條線的呢?
范儉:最開始是有公司找我先拍了一個余秀華的短片,我去接觸他們的時候,發現她跟老公有很強的距離感,兩個人平時分房,彼此之間不說話,後來我讀余秀華的詩,又覺得裡邊有很多對於愛情的渴求,以及婚姻的壓抑,當時就比較快地鎖定了拍婚姻和家庭的方向。
後來果然離婚就一步步發生了,余秀華最開始出名的兩個月,她可能還不具備能力,半年多後,各方面都準備好了,她很快就想離婚,這件事她想了十幾年。後來的事情我也都沒想到過,比如離婚後新的感情、家暴,一切都是拍着拍着才發生。
界面文化:你在書里提到,拍了余秀華之後去讀了《寫作女人危險》,是因為拍的時候感受到這種“危險”嗎?
范儉:我能感受到她的敏感和攻擊性。後來我才明白,這種攻擊性其實是她生命力的強烈表達。大多數人在社會中都帶着面具,收斂自己的攻擊性,不想去得罪人,而她坦然地釋放這種本能。
余秀華是一個很喜歡冒險的人,在愛情這件事情上也非常喜歡冒險。我們通常害怕迎接危險,但對她來說明知道危險的東西也要去碰,她就是想看看會發生什麼。
界面文化:這是她最吸引你的地方嗎?
范儉:對,這個部分是很吸引我的。我現在越來越喜歡拍高敏感的人,這可能是靈魂上我會感興趣和共鳴的部分,如果能拍到他們的狀態會非常有張力。
我不會在愛情裡面去探險,可能會在別的地方。她能成為她是有原因的,我要試圖理解她。女性相對於男性來說,很多時候會被他者化,那么我只能通過閱讀和學習,試圖去理解那個他者是如何形成的。最近余秀華的第二部紀錄片定剪了,這個片子是我和我太太臧妮聯合導演,臧妮在剪輯的時候注入了相當多的女性的視角,是我這個男性未必能做得到的,所以我覺得這部片子已經有她的作者屬性了。
比如在神農架的時候,她和楊儲策第一次發生比較大的吵架、摔東西,當天我就覺得挺危險的。楊儲策情緒一上來就很容易衝動,當晚差點要打人。那時候我們已經拍了十來天,本來是第二天要走,我問余秀華是什麼打算?她那晚顯得十分迷茫,既想跟我們走,又充滿猶豫。我實在不理解她為什麼還要留下來。
包括後來他們分手之後,余秀華還是要去找他,這個部分我也理解了好久。當時我覺得挺不可思議的——你都被打了,為什麼還要去呢。但是我不會說出來,我只是說你需要我做什麼?我們要去哪裡?對像我這樣的人,提供支持和陪伴就夠了。
後來,我和太太深入研究素材,不停地理解這個人物,才逐漸感覺到她對危險有着一種探索的渴望。我相信余秀華也知道,那個危險可能要人命,但沒有抵達最危險的時候她是不會停的,她的動機既有情感的慣性,也有慾望的慣性。
余秀華在我的生命體驗里是獨一無二的。紀錄片的有趣之處就在這一點,你不知道會遇見些什麼人,而且一下子就會持續那麼多年。她不止一次跟我開玩笑,等我死的時候你要不要來拍?
界面文化:《搖搖晃晃的人間》之前,你拍的更多是社會向的題材,比如土地、汶川,但這一部和以前的關注似乎有差別。
范儉:確實是差別是挺大,但我的工作方法跟以前是相近的,就是從家庭去入手。不過我很大的一個變化是,表達方式不再指向一個社會議題了,我更多想進入到人的內在去描述。另外,余秀華也帶給我更多關於女性視角的思考,我現在拍別的內容,也會注意女性角色在這個題材里處在怎樣的位置、在怎樣的處境。這些都是從2015年之後開始想的。
界面文化:余秀華是怎麼評價你寫她的部分的?
范儉:她嫌棄我文筆不好(笑)。當時我們的出版編輯很擔心內容發出來會對她不好,我說這要由她去判斷,結果她說一個字都不要刪,這也令我很驚訝,她只是嫌棄我寫得不夠好。我改了幾遍後她才說,現在文筆終於好了一點。
02 影像工作要慢慢來
“我們是百步亭的。”男子回答我。他穿一件薄棉服,帶着眼鏡,看了一眼輪椅上的老人。老人七十歲上下,戴一頂鴨舌帽,帽子下露出白髮,手邊放着一個綠色口袋。男子繼續說:“我們要去醫院插一個導尿管,不導尿就脹得不行啊。”
界面文化:2020年春天你去武漢拍《被遺忘的春天》紀錄片,當時是什麼情況?
范儉:武漢的項目是澎湃新聞找我合作的一個長片。疫情爆發一個月後,我必須迅速做出決定,開始籌備拍攝,沒有太多時間去猶豫。當時我決定只拍攝社區,而不是去醫院拍救死扶傷的場景,因為你一旦要選那個方向,就要大量時間待在醫院拍攝病患,重點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慢慢後來有幾個紀錄片導演去了武漢,有些人選擇在醫院內拍攝,比如《76天》的大部分素材就來自醫院。我的同行周浩駐紮在聯想集團位於武漢的工廠,而我選擇了社區,當時選擇在社區拍攝的人並不多。
界面文化:為什麼選擇社區而不是醫院?
范儉:第一,我覺得醫院比較有新聞感。我會先告訴自己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做太新聞感的東西,因為已經有很多人去了。如果是要做一個長片的話,它一定是晚於新聞的,不能做所謂第一落點,就是醫院里失序的現場,如果要做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守在那個現場。
我最想關注的是人的日常發生了什麼樣的改變,那肯定都是在小區發生,因為當時所有的東西都回歸到你不能出門,公共活動停止,人都被困在自己的家裡。去調研的時候,我們會先從小區的空間和人群上去判斷適不適合拍攝。拍片講究空間的豐富視覺表現——小區不能太新,面貌會不好看;社區周邊有城中村、小巷子的話,樣態會更多樣;小區要足夠大,1000多個居民,感染了20多人。我們花了兩天時間去確定下來拍這個社區。
界面文化:拍攝過非典和汶川震後,你覺得進入現場的難度有什麼不一樣嗎?
范儉:非典時期的恐慌感是相近的,那個時候我很年輕,無知者無畏,實際上小區里有各種各樣的限制了,我就偷偷地出來,一個人拿dv到處瞎跑瞎晃拍攝。那時候我還在央視,但醫院我進不去,就拍我所在的生活外圍圈,表達衝動跟在武漢是接近的。
2009年我去拍汶川,是跟心理援助志願者先打交道,志願者介紹我認識一些家庭,我取得這些家庭的信任就可以拍了。當時我和上海台有一些合作,看起來會比較“正規”。
界面文化:這些紀錄片大多是觀察式的,這是否是你貫穿始終的創作方式呢?
范儉:2009年我拍《活着》的時候也很費解,你一定要生個孩子去替代過去那個孩子,那孩子背負這些來到世界上,壓力豈不是會非常大?但我沒有試圖跟他們辯論,我要做的是想怎麼去理解他們,要通過大量的學習和經驗才能夠理解對方。
我是邊界感比較強的人,拍紀錄片也是這樣。這或許跟我的原生家庭有關系。我小時候沒有親戚,不是生活在一個大家族。在農村,家族是一個整體性的存在,彼此之間很容易隨便跨越邊界,但我的家庭沒有那么粘稠的東西。我爸爸因為當兵,我們全家移民去了寧夏的工廠——60年代西北建了大量的工廠。我從小就是移民的狀態,我們在那裡沒有任何親戚,只有一家四口。
界面文化:回到你自己的經歷,最早是怎麼開始拍紀錄片的?
范儉:我最早在山東電視台工作,後來想提升自己,就去央視當一個北漂。當時我們有點像打黑工,沒有合同,沒有保障,沒有五險一金,做一個片子就拿一個片子的錢,但只要讓我們干,即便是黑工我也願意。他們給了我一個月試用期,能留下來就留,留不下來就走人,我直接就辭職過去了。
我趕上了央視非常理想主義的尾巴,在《東方時空》“紀事”欄目做30-50分鍾的紀錄片,審片主任是陳虻老師,在央視紀錄片的譜系裡面是一個先驅意義的人物,他開創的流派就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很喜歡拍普通人的紀實語言,同時又講究一定的新聞性。
界面文化:電視台的工作算是體制內,後來你為什麼決定從體制內走向獨立?
范儉:2006年,我一邊在央視工作,一邊讀了北電的研究生,畢業作品《在城市裡跳躍》投到阿姆斯特丹電影節(idfa)併入圍。很幸運,那一年idfa做了一個單元叫“中國變遷”,選了十來個中國導演的片子,有周浩的、杜海濱的、趙亮的,我和他們都是那一年認識的。那之後我才去到獨立圈層,去宋庄的、南京的那些影展。
阿姆斯特丹電影節那次是中國紀錄片導演整體性的亮相,之前大家都是零散地去電影節,比如九十年代吳文光和杜海濱的電影會去日本的山形電影節,還有段錦川、梁碧波等前輩的片子在法國真實電影節等國際影展亮相。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國外比較大規模的展,才知道國外的紀錄片是什麼樣,後來也慢慢開始想怎麼樣可以做成這樣。
界面文化:大多數紀錄片的籌資都比較難,你的情況是什麼樣呢?
范儉:我早期拍《的哥》完全是自己花錢,但花得很少,成本主要是給的士司機給報酬,剪輯和聲音都是我自己在做。到了我拍《活着》里的汶川失獨家庭再生育,才真正開始花錢,路費成本多了很多。
2009年,范立欣導演的《歸途列車》在idfa拿了大獎,它是一個國際聯合製作的電影,這刺激到了我們很多人,原來紀錄片也可以國際聯合製作,這讓更多的中國紀錄片開始去慢慢學習這套流程。那一年也是我的一個轉折點。我第一次開始拍《活着》這樣的題材,認識了我的製片人,開始了國際合拍。
現在我們也依然主要靠聯合出品,在國內則是找互聯網平台支持。但這都需要很好的導演履歷和議價能力,年輕作者在這方面還是比較難的,特別是在2022年之後,互聯網平台——尤其是對紀錄片——大量收縮,最明顯的就是騰訊,我們已經很難從他們那裡拿到錢了。
但應該是從2020年疫情之後開始,我相信我留下來的一些東西,以後都會慢慢發光的,這就是影像工作尤其是紀錄片工作的意義,你不可能指望當下一定會能夠讓人看到,要慢慢來。包括我做汶川地震題材也有同樣的感覺,失獨家庭的再生育頂多在地震後一兩年被討論,但之後就無人問津了。這些地震以後成長的孩子,他們面對的是怎樣的成長?我們跟拍了很久,發現真正的故事都是四五年後慢慢發酵出來的。雖然我們現在記錄下來的素材是不容易傳播的,但它本身已經是一個歷史資料,我們只是需要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