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上映的電影《人海同游》是一部雋永感傷又勇敢的電影。
離去的父親、守候的母親、迷茫的女兒，跨越兩地家庭的日常里藏着二三十年來粵港的歷史變遷。女主角婉婷結婚前，突然決定去尋找失蹤已久的爸爸。家庭與個人、城市與時代的歷史交織在一場場風吹雨打里，被一一揭開。
《人海同游》海報
85後導演蔡傑出生在廣東潮州，在成為導演之前，做過記者，拍過紀錄片，也在高校任教。拍攝《人海同游》期間，蔡傑還完成了他在中央戲劇學院的博士學位論文，梳理了1978年以來，以嶺南為背景的內地電影。
理性的學術研究與感性的創作相輔相成地作用於《人海同游》這部電影，韻味地道的方言，考究的粵式風情，細膩獨到的視角，探索着南方中國社會的複雜紋理，牽扯出一段“借來的時光”背後關於尋找與和解的故事。家庭、文化與個人記憶深處的多重情感層次舉重若輕地被層層盤剝開來，既有着地域文化的厚重感，也蘊含著對現代都市人情感狀態的敏銳捕捉。
這是導演蔡傑的首部劇情長片，在歷經入選6大創投及18個國際電影節的展映之後終於公映。從開始寫下這個故事到上映，已經過去七年。影片入圍了第28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主競賽新浪潮單元，第53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光明未來”單元、第48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大獎”新秀競賽、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藏龍”單元等重要節展，一路積累了相當多好口碑。充沛而餘韻悠長的情感和其中草蛇灰線的細節埋藏，甚至讓不少影迷走進影院反覆觀看。
影片上映期間，導演蔡傑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分享在電影創作道路上的探索與選擇。
導演蔡傑
【對話】
有意淡化衝突，讓觀眾去拼湊想象人物的歷史與情感
澎湃新聞：兩地各有家庭的情況，在嶺南地區發生得多嗎？
蔡傑：它不算常見，但好像成長過程里聽說某個同學家是這種情況，也不會覺得是很聳人聽聞的事，但也不至於說多普遍。這跟懸殊的經濟基礎有關係，跟當時的兩地的屏障有關係。其實我不是很關注這種社會現象或新聞。但我想這樣的事發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多，當時生下的小孩可能都要三十歲了，跟我的年紀也差不多，兩地的家庭對他們來說有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我想去看去了解的。
澎湃新聞：親歷其中的人，其實有大起大落的強情節，能夠挖掘很多戲劇衝突，但你把具體的戲劇性的情節都略過了，留下的只是一些情緒和記憶的餘味，談一談在這方面的取捨和處理？
蔡傑：確實這種處理方式與我對影片整體情感基調的理解密切相關。我不希望觀眾被強烈的戲劇性衝突牽着走，而是希望他們能通過細膩的情感表達和氛圍的營造，自己去體會和思考人物的內心世界。
在編劇階段，我們會先深入挖掘角色的情感和背景，在第一版劇本中，把情節中所有可能的情感衝突和變化都經歷一遍。但在拍攝時，我會有意弱化這些衝突的外在表現。
影片中有很多場景，明明可以通過激烈的對話或戲劇化的衝突來表達人物的情緒，但我選擇用簡單的台詞、微妙的表情或場景的細節來傳達這些複雜的情感。目的在於讓情感流動得更自然，不至於讓觀眾覺得情節在“用力過猛”。
例如，片中有一段母親和婉婷的對話，她們提到過去的生活，這段對話看似平淡無奇，但實際上暗含着很多未說出口的情感和回憶。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給觀眾留下更多的空間，讓他們自己去解讀和感受。當戲劇衝突不那麼直白地呈現時，觀眾需要自己去拼湊、去理解人物的情感和動機。這種互動性使得影片在情感表達上更具層次感，而觀眾也能在這種觀看體驗中找到與人物的共鳴。
另外，我認為人物的內心衝突有時候並不需要大張旗鼓地表現出來，反而是那些隱藏在表面之下的情感，更加耐人尋味。生活中，很多人並不會直接表達自己的內心，他們可能會選擇用一種更為隱晦的方式去處理，這也是我們嘗試再現的狀態。就像在現實中，當我們回溯過往時，往往會帶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曖昧性，很多記憶和情感並不是黑白分明的，而這種模糊和含蓄的表達方式，也許是更貼近生活實感的。
《人海同游》劇照
澎湃新聞：婉婷和母親承載了你對這個地區女性怎樣的觀察？
蔡傑：我之所以感興趣並創作了婉婷這個女性角色，是因為在中國電影中，我很少看到這樣類型的女性形象。婉婷像我身邊很多嶺南女性朋友，面目不太清晰，也不主動表達自己的慾望和行動。這種被動的人物在劇作上很難寫，因為她的動機難以推動情節發展，但我覺得這種氣質很真實，是我想寫的一個南方女性的形象。
母親和婉婷這兩代女性在面對愛情和內心渴望時有共通之處，我認為女性有時反而比男性更直接和劇烈。當她們真的想要某樣東西時，會更有勇氣去追求。母親這個角色表面上獨自生活，未再婚，她的鑰匙象徵著她內心未解的心結，她一直在等一個人。而婉婷這一代或許會選擇更積極地處理自己的執念，翻篇或者把執念跟轉換成為某一些生活的方式繼續往前走。
澎湃新聞：影片中的男性角色，婉婷的父親、男朋友以及人類學家，承載了怎樣的構思？
蔡傑：父親這個角色可能不符合當下觀眾的期待，甚至有人質疑，一個拋棄家庭的父親是否值得被尋找。的確，我在寫這個角色時，也做過一些調研，發現很多有類似經歷的女兒對父親抱有恨意，不願提及這個人。但我認為，很多時候，恨與內心的拉扯是並存的，所以婉婷去找父親，是為了面對自己內心的問題。影片中的尋找不僅僅是尋父，更是婉婷自我認知和內心救贖的一部分。
至於年輕的男性角色，他們代表了婉婷生活中不同的需求。廣州的男朋友象徵著社會性和俗世的滿足，生活在俗世，內心會有缺口，而人類學博士則代表了婉婷對理想和自由的嚮往。他們之間也並不是簡單的愛情關係，而是婉婷將自己缺失的部分、遺失的嚮往，在那個夜晚被激發了出來，投射到了這些人物身上。她通過與他們的互動來探索自己的內心。
《人海同游》劇照
澎湃新聞：在這個尋找父親的主線中，尋找的過程卻出乎意料的順利，這樣的處理也挺讓人意外的，是怎麼考慮的？
蔡傑：原本劇本里寫過一句台詞，後來也被抹掉了。是銀行去催債，找不到人，同事就說，“這個世界哪有什麼人間蒸發，不外乎就兩種可能，一是你不想去找，二是他不想見你。”
按我的理解，現代社會網絡都很通達，要去找一個人是容易的，可能只要你過去，你就可以見到他了。對婉婷來說，之所以十幾二十年一直都沒見，就是因為不想去面對這個事情，爸爸也不想要回來去面對，於是這個“爛攤子”那就爛在那邊。這是我的生活的經驗給我的啟發。沒必要去複雜化，可能越容易找到才越表明沒有去找背後的那種糾結。所以對婉婷來說，要出發之前的動機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多難找的那個過程阻礙了她去做這件事。
相見無言的父女
澎湃新聞：婉婷的尋父之旅在最後見到父親的一刻也就戛然而止了，這個結尾是一開始就這麼設計好的嗎？
蔡傑：本來有一場戲是拍了天亮後婉婷和她父親去茶樓喝早茶，她向父親提到自己要結婚的事情，父親也回憶起他上世紀80年代在湖南鄉下和婉婷母親結婚、擺喜酒的情景。這場戲我們也拍了，但在剪輯時我發現，無論怎麼剪，我都覺得他們見面時的情緒最為濃烈，前面的故事已經把一切都鋪墊得很完整，不需要再有更多的贅述。婉婷見到父親的那一刻，她的尋找父親的目標已經達成，她想要問父親的問題，其實也已經不需要再問了。
《人海同游》劇照
像社會學的田野調查一樣，深入每個細節
澎湃新聞：能感受到你們塑造的這些人物背景都是很厚重的，是有豐富的紮實歷史的，但都只露出了“冰山一角”的感覺，具體在劇作階段構建人物的方式是怎樣？
蔡傑：是的，我們為每個主要人物都寫了詳細的背景故事，包括他們的職業、愛好，甚至還寫了一個年表。例如，他們讀過哪所小學、哪所中學，什麼時候談戀愛、結婚，有什麼人生重大的變故等等。這些年表幫我們確保，即使電影中只是簡單的一句台詞或一個細節，觀眾也能感受到這個角色背後的歷史和性格發展。
編劇甚至整理了一個excel表，從1970年代到2021年，記錄了廣州和香港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這些事情作用到這些角色的生活變化。例如，1998年金融風暴，影響了角色的生意，促使他們做出一些重要決定。我們希望即使是電影中短暫出現的細節，也能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現實。
《人海同游》海報
澎湃新聞：拍攝《人海同游》的同時，你也在讀博研究嶺南電影，通常大家會認為學術研究和創作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你操作下來的經驗是如何？
蔡傑：我是在拍片過程中讀了一個博士，做電影研究。我寫的那篇論文，主要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嶺南電影中的一些內容。對我來說，算想找到一個結合點，畢竟拍電影也是需要功課的。因為做這方面的研究，我有機會去大量觀看相關的影片、找文獻、了解歷史，看這三四十年來的電影是怎麼拍嶺南的，這也是一種學術功課的練習。
當然，學術思維偏邏輯性和概括性，喜歡提煉觀點，而拍電影則更傾向於直覺性和情感驅動。所以，這兩種思維方式確實很難兼顧。我的編劇夥伴也有學術背景，我們或多或少會把一些學術上的想法和工作方式融入電影中。例如電影里有很多細節，雖然都是一些小元素，但我們都考據得很謹慎。就算一些虛構的部分，也盡量把它落到實處，比如家庭年代的變化，父親如何來嶺南做生意等等。我們在拍攝前做了大量的調研，這與我們的學術訓練有一定關係。
澎湃新聞：這個“大量”的調研，量大到什麼程度，與通常的電影籌備有什麼不同？
蔡傑：舉個例子，有觀眾問我為什麼在北角的春陽街上樓後會有人唱泉州南音。其實北角那個區域是福建人的聚集地，有很多福建同鄉會，日常生活中確實有很多老人會唱南音。又或者電影中寫到的人類學博士在馬來雨林中調研的民族，他們能控制夢境，這個民族是真實存在的。我們在網上看到這個信息後，2018年去了馬來西亞的雨林調研，2019年編劇還自己跑到馬來村落去尋找他們，真的是深入到村落，和當地人聊天，像社會學的田野調查一樣，觀察他們的生活狀態。這些細節可能在電影中只佔了半分鐘，但我們希望這些元素都能與現實世界有聯繫。
電影里很多類似的元素，很難用具體數量來衡量有多“大量”。但我和周圍的朋友對比過，例如北電或中戲的朋友，他們拍第一部長片時，可能先有故事、情節、人物，再去找景。而我們是反過來的，我們先去調研、看地方，發現一些人物、元素和細節，再思考這些細節如何融入劇本。編劇幾乎把與這個題材相關的所有書籍、論文、文學作品等都收集了一遍。
人類學家的家
澎湃新聞：這些年，社會上青年一代對原生家庭有很多關注和討論，也反映在最近這些年的青年創作中，你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蔡傑：這種關注並不是最近才有的。我認為在東亞文化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很難完全脫離原生家庭和親密關係。這種關係深深影響着個體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想象一下，在西方文化中，個體獨立性較強，家庭關係相對疏遠。如果我們看一個歐洲或美國的電影，主角的生活方式跟它們原生家庭，是自然可以斷離的。而在東亞文化中，個體始終通過各種社會關係維繫着生活，這也是我創作時關注的焦點。所以，我的創作並不是單純地描繪個體，而是展示這些人如何在複雜的親密關係和社會關係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
《人海同游》海報
澎湃新聞：這個片子看起來很自由，對於空鏡頭，以及人物環境空間關係的捕捉都很靈動，你們在片場的工作方式是什麼樣的？
蔡傑：我會在開拍前盡量了解我要拍攝的空間，例如果欄（香港的水果市場）在不同時間段的光線和人流，這讓我在片場能夠迅速判斷是否達到了我想要的效果。在與攝影師合作時，我們很少討論空間，因為我對每場戲的鏡頭數量和機位已經有了明確的規劃。現場更多的是一種感受，我會先進入環境，感受空間傳遞的情緒，再與演員溝通。
澎湃新聞：影片中同時用了職業和非職業演員，如何平衡他們之間的表演差異？
蔡傑：之前拍紀錄片的經驗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參考，讓我能夠大概知道一個真實的現實場景中人物的狀態應該是什麼樣的。我會以一種想象中的真實感作為標準，去引導職業和非職業演員達到這種狀態。職業演員往往在表演時非常精準，他們的台詞、表情的落點都很到位，這些都是他們經過訓練形成的表演範式。而非職業演員的表演可能沒有那麼准，但很真，這是他們身上最寶貴的東西。職業演員的精準性又讓非職業演員的表演顯得有些散漫，非職業演員在表演時的自然感和鬆弛感，可能會讓職業演員顯得過於“表演化”，所以在現場，最難的部分是讓不同背景的演員在表演方式上互相適應我的任務就是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讓他們的表演方式盡量趨同。
譬如我和冬萍（非職業演員）很熟，了解她的一些情感經歷和秘密。所以在某些戲份中，我會跟她說一些悄悄話，激發她內心深處的真實情感。用私密的信息幫助她調動情緒進入狀態。而孫陽和冬萍，他們要在片中飾演情侶角色，我會建議他們在拍攝前先去喝杯咖啡、看場電影，或者一起散散步，建立一些戲外的交集，培養信任感和熟悉感，這樣在拍攝時他們之間的互動就會更加自然和真實。
職業演員孫陽與非職業演員林冬萍
完成處女作像跑馬拉松
澎湃新聞：你認為成長過程中的哪些關係或經歷對你成為創作者產生了重要影響？
蔡傑：我的家庭構成很普通，有一個姐姐，她很熱絡，也很願意參與家庭事務。所以我從小可以相對獨立地做自己的事情，但也一直在觀察周圍的人。或許這種觀察的習慣來自家庭的影響。另外，我在初中時就對藝術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接觸雜誌美術編輯和學校的黑板報工作。高中時，因為一位美術老師，我接觸到了一些藝術電影，從那時起，我逐漸發現電影有很多不同的拍法。這些經歷一步步引導我走上了紀錄片和電影創作的道路。
澎湃新聞：這部電影走了好幾個節展、創投，你覺得過程里認為哪些方面對青年導演的成長是真正有幫助的？
蔡傑：老實說，創投走得久，有時候並不一定是好事。它是一個讓項目在行業中亮相的機會，能夠讓投資方和合作夥伴了解你正在做的事。但如果項目在創投中停留太久，可能會讓人覺得這個項目怎麼還沒完成，一直在兜兜轉轉地找機會，這並不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但對我來說，這個過程非常重要，在你還沒有明確的投資方或演員加入的時候，至少你在行業內獲得了曝光，有機會積累口碑。我作為一個原本完全是行業外的人，的確需要通過這些年的創投經歷，更清楚地了解了電影行業的運作方式，認識更多業內的人，包括各個公司的結構、職位的職責等。
這個過程就像是取經一樣，你走到某個階段，遇到了某個人，他覺得這個項目有趣，就願意加入進來。像這部片子的監製關錦鵬導演，我們就是因為創投而認識，他是創投的終審評委。
《人海同游》走過18個國內外電影節展、入圍六大創投平台
澎湃新聞：國內現在很多創投是“過來人”給年輕人很多建議，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出現過一些讓你動搖的聲音？你怎樣平衡外部的意見和自己的堅持？
蔡傑：確實有過這樣的情況。我曾經與一家行業公司簽約，差不多準備開機了。當時面臨一些調整，比如劇本上有些情節需要根據投資方的意見進行修改，演員選擇上也有其他的考慮。曾經有業內的朋友勸我改用普通話，認為那樣覆蓋的觀眾群會更廣。那段時間是比較掙扎的，我在思考是否要接受這些調整。
比如影片涉及到香港的故事，而在香港拍攝費用很高，如果有一筆投資能解決這些問題，我當然希望能讓拍攝更順利一點。但同時，我也有一些堅持，比如粵語發音的問題。當時對方希望找更有名氣的女演員來，但北方演員短期內學粵語上陣拍戲，我覺得這個難度太大，而且可能無法達到我對語言純正性的要求，而對於這個故事的呈現，粵語不僅是一個方言，更像是一種語言，語言是一種語感，不是短期內能掌握的。我希望在影片中保留這種語言的原汁原味，而不是用普通話或者不熟練的粵語去代替。
澎湃新聞：這些年，大家對方言電影的創作和討論也變得更多，怎麼看這類創作的興起？
蔡傑：我覺得主要原因是現在有更多的機會去拍攝這種電影了。前些年，杭州有一個新導演群體，形成了某種“新浪潮”，他們在拍攝方言電影，效果很好。方言電影的興起與創作生態的變化密切相關。如今的拍攝設備和技術讓地方性題材的電影製作變得更為可行。以前拍電影的成本更高，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而現在，即使是在地方上製作龍標電影，也具有更高的可行性。我之前在北京讀研待了六年，現在也選擇定居在廣州。拍得多了，自然討論也就多了。
充滿市井氣息的香港
澎湃新聞：怎麼評價自己過去這七年的創作？
蔡傑：我覺得這部電影的完成度還是很高的。有些朋友看完電影后告訴我，他們覺得電影的氣質和他們第一次看到劇本時的感覺非常一致。儘管在拍攝過程中我們遇到了一些變故，也做了一些調整，但最終呈現出來了和最初的文學劇本氣質非常接近的效果，我對這部電影的創作過程還是百分之百滿意的。
但周期確實太長了，拍攝一部電影花費七年時間，對一個新導演來說，確實也算長的了。好像是在跑一場馬拉松，關鍵在於要有耐力，把所有東西貫徹到底，直到最後完成。一部分原因是疫情確實對整個行業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們只能接受這個現實，繼續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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