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偲在《莎莉的回憶》片場（受訪者提供/圖）
理性地做感性的事
28歲那年，戴偲從杭州某互聯網大廠產品運營崗離職。離職時，他和同事是這麼說的：“可能要拍個劇情長片”，寫劇本，拍出來，再走點電影節什麼的——他不好意思直接說“拍電影”。絕大多數人不信，覺得他是跳槽漲薪了，要去另一家大廠。那個環境里，大家往外走，要麼創業，要麼換廠，要麼考公。
“我不是gap了、沒有事做，想拍電影；是我本身想拍電影，才gap，”他強調。他拿到了六個月的競業期補償，這些錢夠他這段時間的房貸、水電等支出。那是2022年年底。
戴偲學的是廣播電視編導專業，畢業後拍過短紀錄片、廣告片，這跟許多青年創作者類似；接着就去了大廠，在“重要的部門”，做得還不錯。他帶着一些大廠人的習慣，會說，“我們的一些同學”、“項目預期的管理。”
作者型導演往往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進行創作，至少第一部片子是這樣。而戴偲是先有想說的主題，再想題材，再生髮出結構。有一天，他想起了加繆式的悲劇，人與人之間永恆的不可理解。他把這種溝通的失效、愛的錯位放在一個家庭中。
2023年初，他帶着想法找到朋友雷雨晰。將近10年前，他們一起做過一個懸疑互動劇，雷雨晰寫腳本，戴偲當導演，出了試播集，沒再往下做。但他們成了朋友。雷雨晰說，戴偲非常講義氣，她後來開廣告公司，有時候項目錢很少，又需要好導演，戴偲就來，不收錢。
這次戴偲想拍電影，雷雨晰覺得，可以干。她給他做製片人。錢不好湊，幾個朋友基於信任支援一點。雷雨晰還找到戴偲的一位前老闆“化緣”，對方跟戴偲沒什麼私交，但認可其能力，馬上從私賬上打過來十萬元。
戴偲對劇本的前期規劃如下：
題材：家庭。（一個原因是，家庭戲成本相對可控。）
成本：自己出大約40%。（為什麼不像許多青年導演一樣帶着劇本參加創投爭取拿獎金？“一來一回，一年就沒了。我沒有這麼多時間來干這個事，對我來講，做就做了。”）
片長：100分鐘左右。（因成本有限。）
劇本：約80場戲。
結構：倒敘，三段式。
戴偲不是那種熬大夜、靠煙酒輔助催生靈感的創作者。他每天早起，喝咖啡，運動，寫夠三場戲，就可以饒過自己。“然後就停，不要幹了。”
在他理性的講述中，創作是有條不紊、在可控範圍內的事。但談起創作的快樂，他的語氣有些非理性的激動，“我跟朋友說，假設快樂是一個數值可以被計算的話，我寫劇本一個月，比我過去互聯網干兩三年總體的快樂都要多。”講到這些，他眼神發亮。當然也會痛苦，前一天認為非常之好的文本第二天看就像狗屎，但給自己設置的嚴格的時間限制幫助他不至於陷入泥潭，“不要全部刪掉，對我自己的shit忍一忍。”
按照約定的時間，兩個月，戴偲給雷雨晰交付了《莎莉的回憶》（以下簡稱《莎莉》）劇本。又一個月，班底組好，演員溝通好，勘景。劇組規模很小，策劃、執行製片人都是兩人以前的朋友。
攝影指導王普通是第一次和戴偲合作。從見戴偲第一面到認定“這個片子一定要接”，王普通只用了大概15分鐘。王普通是一位知名的調色師，也做廣告片和劇情短片的攝影。
他接片子、尤其長片，選合作者非常謹慎。他說，行業里有很多人，“有自己的ego（自我），勁兒勁兒的，他們的性格是一種藝術性的表現，他們非常慘烈地追求拍片。但往往跟這樣的人的合作過程中，我自己蠻痛苦。所以我一直在找相對理性地去拍極度感性的片子的人，戴偲就是這個類型。”
那次會面，戴偲清晰地把劇本脈絡、拍片計劃梳理出來，沒有宏大敘事，不抽象，“是我見到的、合作過的導演里邏輯能力最強的人。”王普通說。
在《莎莉》的攝製中，王普通既是攝影指導，也擔任調色師；演員陶昕然既是主演，也是監製。“一個人當10個人用，”陶昕然說，包括她在內的大部分主創，基本都沒有收取酬勞。
戴偲很感動，劇組成員志同道合，都不是干行活的人。他計算了一個虛擬成本，如果電影最後產生收益，他會按照比例給主創們分賬。
2023年4月，戴偲編劇、導演的電影《莎莉的回憶》在杭州開機。
2024年7月24日，《莎莉》在first青年影展世界首映。參加完首映活動後，陶昕然在酒店房間接受了採訪，她請我猜這部戲拍了多久。
“18天，”她得意地說。
導演戴偲（左）與好友、《莎莉的回憶》製片人雷雨晰（受訪者提供/圖）
留白
我注意到《莎莉的回憶》，是因為它是我今年在first青年影展的頭幾天里看到的最出色的主競賽片。劇本工整，留白設計巧妙。攝影、美術都不露怯。完成度很高。
故事時間線橫跨了女主角蔚英的三個人生階段：兒子明明離世將近三年時；明明大學快畢業時；明明五歲時。蔚英為她的家庭無限地、盲目地付出愛，但與她的丈夫、兒子隔閡越來越深，終於她孑然一身。在倒敘的電影里，觀眾先看到蔚英獨自傷慟，繼承兒子翻譯的遺願，試圖理解兒子的內心；再是蔚英的家庭關係幾近破裂；最後是美好的過去，一家三口貌似和睦幸福。
戴偲看過陶昕然的一個訪談，她自己擔任一部電影的總製片人。戴偲覺得，她可以演蔚英。《莎莉》的執行導演輾轉問到了陶昕然經紀人的聯繫方式，發過去劇本。
陶昕然非常喜歡這個劇本。她和我講到台詞咬合的精密，“全片沒有一句廢話。”比如第三幕有這樣一場戲：一家三口出遊，在動物園外，要下雨了，媽媽問，家裡窗子關了嗎？爸爸說，沒什麼會淋濕的，我的宣紙你收起來了嗎？媽媽沒回答，轉頭問兒子，冷不冷？每個人都答非所問，非常溫情，又很恐怖。
戴偲覺得，陶昕然懂這個劇本。他對陶昕然說，你是我們的第一人選，如果你願意，我們就不找其他人了。陶昕然想，天哪，這個人怎麼那麼傻，談判就這麼和盤托出？
導演是劇組的主心骨，處事方式自上而下地影響着所有部門。王普通把人的精力比作一個桶里的水，在很多劇組裡，他得“處理這些人的ego，跟着玩關係、想利害，剩給創作的水量就不大了”。但在《莎莉》這個以理性為主導做事的劇組，沒這些事。每天早上他和戴偲嘴裡塞着茶葉蛋、包子，各自“嗯嗯”一下打招呼，走到片場，開始一天的工作。那個交匯的瞬間讓他很有安全感。哪怕拍完一天戲已經筋疲力盡，王普通還有心氣，把輸出的片段小樣過一遍，回想一下拍得不錯的地方。
拍片時，陶昕然因為連續高強度工作，患急性胃病進了醫院；掌鏡攝影師拍到一半跟腱斷裂了。戴偲和雷雨晰講起這些事，很揪心和愧疚。
另外一些問題，他們輕描淡寫地帶過：比如劇組解散後很久，雷雨晰才發現，哪怕在他們這麼窮的劇組，也有人偷偷往外拿錢；比如戲裡有這麼一段，蔚英兒子離世、自己離婚後，弟弟給她介紹了一個對象——原定的“對象”演員在該拍這場戲的前一天晚上10點告訴戴偲，來不了了。在杭州（不是找人更方便的北京、橫店），他們臨時看簡歷找演員，找年齡、外貌符合的，打電話，請人第二天早上去片場。有觀眾說，這一段演員接不上陶昕然的戲。“那沒有辦法，真的沒有辦法，就是接不住。”戴偲這時有點沮喪。
雷雨晰說，從認識起，戴偲就是個非常平靜的人。“很多導演在現場，焦慮、着急的時候，是比較強勢、有脾氣的，戴導不是這樣。他是個情緒穩定的朋友。”
成片的結構、細節，與戴偲當初寫的劇本，差別不大。王普通聽戴偲給觀眾講自己的拍片意圖，“跟我們第一次讀本會時候的意圖沒什麼變化。他的邏輯性貫穿他整個拍片始終。”
電影首映完，評價兩極化。戴偲被反覆問到一個問題：故事這麼散，你知道嗎？他看了些豆瓣上的一星二星影評，“我們當時就知道可能會像今天這樣子，我們的結構會給觀眾常規的審美經驗帶來挑戰，它不是把故事的因果交代得特別清楚，而是更多地去提問。”
《莎莉》有豐富的外景，因為成本有限，很多戲只能拍幾遍，只能跳拍。人與人的互動被藏在生活化的細節中，而這些細節又被拆散、埋藏在倒序的三個片段里。籌備期，公司的策劃看完劇本，滿腹疑問：兒子怎麼死的？蔚英到底有沒有和弟弟介紹的對象走到一起？蔚英做翻譯怎麼樣了？雷雨晰覺得，這些都不重要，留白就很好。
《莎莉的回憶》劇照
保守的，篤定的
電影殺青，大家再見。戴偲從寫劇本到拍攝、粗剪，大概用了半年時間，片子初具雛形，正好競業協議期結束。他花了一個多月找工作，以比之前低得多的薪水入職另一家大廠。“養家糊口嘛，怎麼辦？”他笑着說。他現在的工作與電影毫不相關。
first青年影展是《莎莉》入圍的第一個電影節展，就在劇組答應first之後，釜山國際電影節的選片人對這部影片表達了興趣，但要求必須世界首映，劇組只好放棄。
來西寧，戴偲用完了年假，又跟公司請了幾天會扣工資的事假。他很興奮，在他的工作環境里，沒有那麼多對電影感興趣的人。
王普通記得戴偲第一次專程去上海見他，提前到咖啡廳，佝僂着蜷縮在角落，就像後來《莎莉》中的一句台詞，說一個人“像個蠟燭一樣瘦瘦小小的”。戴偲跟整個影展的氛圍，也是這樣略顯疏離。
臨近閉幕，組委會舉辦官方晚宴，管虎領銜的整個評委組成員坐在宴會廳正中圓桌，幾乎所有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劇組、紀錄片劇組都來了，還有市場嘉賓、各種頭銜的推介人、主理人明星等等。熱菜沒上幾個，一張張圓桌大部分位子都空了，前輩們被一圈圈人圍着敬酒。
戴偲沒有來，他在酒店加班。
影展閉幕那天，所有主競賽入圍影片劇組在大劇院的中轉區等待走紅毯。一個劇組主創都穿着西服。一個劇組所有人穿着戲中小男孩的同款連體衣，氣勢十足。戴黑色鴨舌帽、穿一身黑的戴偲和製片人、美術躲在中轉區的角落，風扇遮擋着他。晚上8點，頒獎禮開始，本來坐在觀眾席第二排的戴偲已經走了，趕飛機，第二天是周一，他要上班。
“他很內向，”陶昕然說，《莎莉》開機前，是她主動提出，和戴偲加個微信。戴偲此前一直不好意思，“但他說起電影，說起自己的劇本，非常篤定，滔滔不絕。”
戴偲也給我這樣的感覺。第一次採訪，他說到自己上學時被電影打動的瞬間，是看了張藝謀的《活着》。“就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字，好。然後就會為之沉迷。這個力量會影響我選擇專業，影響我很多後面的選擇。我今天的生活規劃是把它考慮進去的。”
戴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短視頻公司，找選題、寫腳本、拍攝、剪輯，都是一個人，他腳踏實地了解了拍片的各個工種。
他後來做過獨立的自由創作者，接廣告片，但逐漸發現，在杭州很難報出更高的價格，市場環境也不穩定。考慮到養家糊口的壓力——他反覆說起這個詞，他背上了房貸——2018年他進了某大廠做產品運營。外部不確定因素太多，他需要一些確定性。
“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是這樣，有一點點天賦，但不確保你的天賦是否能適應這個環境。影視行業太過於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了，能走到最後面、最頂尖的是非常少數的一批人。不純粹靠能力，也要際遇。那就多一條路子，平攤風險啊。我看起來是斜杠青年，但本質上我做的是個保守策略。”
但還是想拍電影。
很多青年導演的第一部作品都完成於30歲之前，以此倒推，戴偲認定，賺錢到28歲，差不多得開始干這事了。“如果完全沒有計劃，你就會一直往後推。得定個時間，那30歲吧，就不改了。”接下大廠offer時，他就和父母說，這份工作他不會幹太長久。
辭職前，更保守的選擇是，先等一等。要麼等再賺一些錢——家裡人是這麼覺得的，大環境不好（當時是2022年），還是先保住飯碗；要麼等有更多、更好的靈感出現——很多創作者會在這一步踟躇。“但是我們怎麼預期，接下來會是上行、平穩還是下行周期？”“如果我有新的靈感，為什麼我不再拍一部片子？”
那就先干。撐着一口氣，他高效地走完了拍電影的進度條。
《莎莉的回憶》劇組在首映禮上（受訪者提供/圖）
不需要孤注一擲，一步一步來
“坦誠說，如果我繼續工作，不拍這部電影，跟現在收入會差別很大。以及我gap了這段時間損失的工作收入，一來一回（錢）就其實還挺多的。那肯定拍電影是更重要。做事情總要有所犧牲，就看怎麼取捨。”在西寧索菲特酒店一層的咖啡吧，坐滿了談項目的人、互相結識的人。戴偲微微駝着背，盯着茶碗。“可能有點悲觀，哪怕入圍了電影節，我也沒有覺得一定能進這個行業，這是非常殘酷的現實，我只能說非常希望未來能繼續努力在這個行業存活下去。”
頒獎禮時，戴偲趕飛機之前和雷雨晰說，萬一萬一獲獎了，讓她上去講兩句。不過《莎莉》最終在first影展顆粒無收。
雷雨晰客觀分析，片子粗剪出來，他們就感受到了矛盾：從導演到攝影指導，習慣於拍有質量的東西，“他們的經驗都是好好地打光，好好地布景”，但這是一個不順接的故事，如果要走節展，是不是該更飛、更劍走偏鋒一些？如果目標是院線，就該考慮大眾觀賞的舒適性、劇本的故事性。“所以這個片子非常難定義。去影節，它可能太大眾。要去面對大眾，它又不夠大眾。”
戴偲聽到的行業內人對《莎莉》最多的評價是，劇本好，演員表演好。“但是它（劇本）真的……好嗎？”半個月後，第二次接受採訪的戴偲自問。
“（文本）散不是不行，有時大家不滿意的不一定是劇本的文學性，而是情節、情緒沒有打動ta。情緒可以靠非常美和詩意的視聽語言去彌補。”他幾次提到他最不滿意的一場戲，在文本層面他很喜歡：母子二人推着自行車聊天，蔚英試圖理解兒子為什麼想要做翻譯。此處應有航拍鏡頭：下雨天，地面濕漉漉，自行車輪胎帶起一層層漣漪。但是拍攝時執行製片告知，做不到。成片出來有的觀眾覺得這場戲無聊。
如果知道預算、心力無法駕馭那個劇本，他可以在前期進行修正，要麼把劇本“再收一點”，使整體完成度更高；要麼用更長時間找投資。
戴偲（右二）和《莎莉的回憶》主創在first青年影展閉幕紅毯 （受訪者提供/圖）
他很喜歡濱口龍介的《偶然與想象》，這個80後日本導演，以超低的成本、精細的劇本、生活流的故事一次次闖進國際影節。戴偲不免鑽牛角尖地比較，以他們的小成本，也可以拍《偶然與想象》這個體量的片子，但沒有拍出來。“那還是我的劇本不行。”“我有點沒有逼數了。”
還有人說，六個月太短了，如果用12個月拍這部電影，會比現在的成片好很多。
他的競業期正好六個月，這倒不是促使他用這麼短的時間拍完電影的最主要因素。戴偲思考了一會兒說，“還是恐懼感，執行導演、攝影師，這些好朋友得願意且剛好處在相對空檔的時間，很多條件下才組成這個班底。每個人都有生活的壓力。他們為什麼把掙錢的事丟了過來干我這個事，對吧？我覺得我得兌現承諾，儘可能按照這個節奏來履行。”
劇組成員說過他，籌備期太短了，實際不到20天，“很多短片都得這麼久”；劇本圍讀也只有一次。
另一個恐懼來源是戴偲自己，“我很難說是面對失敗的恐懼，還是面對我做不好、寫不出、沒有更好靈感的恐懼。快點完成某件事，代表着不用面對這個壓力了。”總之，過往項目管理的經驗告訴他，先做出一個東西，再考慮怎麼優化。但換個角度也可以說，他不夠破釜沉舟。
在影展期間，戴偲、雷雨晰和其他熱愛電影的從業者一起吃飯聊天，大家都非常有激情，雷雨晰偷偷問戴偲，我們倆是不是有點格格不入？戴偲說，是不是因為我們班味重？雷雨晰後來想，那是一種篤定。“以前我覺得可能創作是激情，一些熱烈的情緒佔據主導，但戴導不是孤注一擲的那一類人。他是在工作當中找時間做他喜歡的事情。如果想長期做這件事，一個穩定的狀態也是重要的。”
戴偲肯定不會是“一次性導演”，雷雨晰在電話里說。她比戴偲大幾歲，有好幾年，她在電視台工作，周一到周五專心上班，周六周日找個安靜的地方寫2000字，就這樣寫完了小說。她告訴戴偲，他也可以這樣，周一到周五在大廠安心工作，“不需要額外耗費精力，晚上也不要思考我到底要做啥”，周末兩天寫劇本。一年，不也能寫出一個劇本嗎？戴偲說，有道理。
雷雨晰覺得，《莎莉》只開發了戴偲50%的才華，並沒有消耗他。“他是非常辛苦地寫出來嗎？並沒有，他就是按照他的想法，幾十場戲，第一場怎麼樣，第二場怎麼樣。如果有更大的空間，他能做得更好。”雷雨晰跟戴偲說，下一部我們可以拍個賺錢的，再下一部，可以彌補這次不夠完善的。“不需要孤注一擲地繼續，可以一步一步來。只要有恆定的堅持。別太着急。”
王普通想談談作為觀眾的他對《莎莉》的看法：他覺得蔚英的狀態像很多人，虛無、不耍花招地活着，但是迷失了，好像在沙漠里四處張望，找一口井。他期待在戴偲未來的作品中，看他的人物有沒有找到那口井。
我想起去年導演忻鈺坤接受採訪時說的話。2023年他的第三部長片作為first閉幕片放映。多年前，他帶着導演首作《心迷宮》在first影展一炮而紅。“我們那時候沒有被業界關注到，比較野生，具備的資源和條件也很差，就想如何用僅有的錢去完成一部影片，甚至不是完成一整部影片，只是完成這個影片的特點。”
對戴偲和《莎莉》來說，這一點，還是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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