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種地吧》“塌房”風波說起：綜藝觀眾是怎麼變成明星粉絲的？

不是觀眾抗議，

而是粉絲“戰爭”

《種地吧》是一檔講述“明星下地幹活”的節目。故事的主人公，也是節目組的常駐嘉賓是十位男明星組成的團體“十個勤天”，他們在節目里耕種運營上百畝的農場。由於節目的立意和內容向來都十分正能量，一直收穫的是社會各界的好評。

風波的起因發生在7月19日第二季的收官日，在最後一期的最後十分鐘展現了嘉賓們的一場會議，會議內容和新人有關。且這個會議跟和前面的場景/內容/情緒都比較割裂，有明顯的補錄之嫌。此外，官方微博發了一條招聘18到30歲男性的啟事，和常駐嘉賓的要求匹配，而不是協助種地的專家/專業人士。這些舉動都讓節目組的觀眾認為，下一季是要招新的常駐嘉賓來取代或者部分取代“十個勤天”。

事實上，綜藝的更新換代是一件非常正常和常見的事。對於已經經過兩季的《種地吧》來說，新人的到來不僅僅能夠讓觀眾們看到嘉賓參差的農業水平，重新體驗一遍“從新手到老手”的掙扎與努力，還可以在人物關係上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和友誼。

然而，這看似用心良苦，有可能帶來內容提升的的操作並沒有獲得喝彩，反而激怒了《種地吧》的忠實觀眾，他們紛紛採取行動，取消關注官方微博，在互聯網上表達絕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加新人。此後，節目組和常駐嘉賓本人接連發聲，表達新人加入的合理性，但觀眾的怒火仍未平息，反而越燒越旺。

公布換人的過程中，節目組自然有很多操作失當之處，如措辭和方式“過於傲慢”，公布信息的人選如果是嘉賓本人會更合適。但歸根結底，雙方矛盾的根源在於參演嘉賓的利益。

“十個勤天一個都不能少”的標語是目前觀眾最大的訴求。他們紛紛表示自己是男嘉賓們的粉絲，而不是節目的粉絲，節目能成主要靠的就是“十個勤天”。換人的行為“就像給初創公司當牛做馬累死累活，好不容易做起來了。結果公司立馬就要裁你”；也有人猜想這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新來的嘉賓是“資源咖”，“摘桃子”，來搶走老嘉賓的資源和鏡頭。

由此，許多人開始群體性地組織投訴節目，投訴播出平台，甚至跟贊助商留言反映。還有甚者開始深究節目製作組是否是靠這個“賺到錢”了，是否換車換房等，來試圖論證嘉賓只是被作為節目製作方的“圈錢工具”。

這顯然已經不可以用“觀眾行為”來解釋，而是典型的“飯圈文化”。

綜藝偶像養成

諷刺的是，如今這些“攻擊”節目組的粉絲們恰恰是節目組親自養成的。

無論在立意上怎麼拔高或者狡辯，自始至終，《種地吧·少年篇》是一個“偶像養成”的節目，它的核心看點絕非“種地”，而一直是“少年”。

節目組一開始選擇的嘉賓就是“少年”，第三季新招聘公告上招聘的18到30歲年輕男性，也是在對標“少年”。

這並不意味着嘉賓們只是來作秀或者不用心——他們的真心和付出大家都看在眼裡。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廣大綜藝觀眾（80%為女性）就是喜歡的看年輕、英俊、生機勃勃的男孩們。主角如果換成中老年、外表平庸的普通人，這檔節目在市場上絕不會受到如此大的歡迎。

為了達成“養成偶像”的目的，節目組可謂打造了一場完美的“綜藝景觀”：

內容上，節目組拚命呈現出一群近乎無缺陷的主角。節目組通過土地的廣闊，“零片酬”的噱頭（實際上綜藝嘉賓的收入可以不局限於片酬）、有限的物資創造出了一副堪稱“內娛緬北”的景象。而艱苦條件下的他們對社會有極強的榮譽感和責任感，少有一己私慾，更多的是團魂，吃苦，拼搏，學習，身上掛滿了正面標籤。

播出形式上，除了比起其他綜藝更長的錄播周期，還有頻繁的直播，以及團綜和演唱會等等形式，可謂是全方位立體式陪伴，培養粉絲的黏性。

更不要說，粉絲們被打上了“禾伙人”標籤，與節目內容以及嘉賓進行深度綁定。儘管沒有進行公投， “禾伙人”儼然是101中“全民製作人”的另一個版本，為粉絲們帶來的是強參與感和成就感，好像這一切成功都“有屏幕前的你一份”。

以上種種標誌性的“圈粉”伎倆，本身會回導致養育出的觀眾是擁有極高情感濃度的集群化的粉絲。

需要注意的是，粉絲甚至更廣泛的社會大眾往往會認為真人秀，尤其是含有直播的真人秀很難造假。一方面，長時間的拍攝和部分直播讓“演繹”變得困難；另一方面，難道這群明星的演技有這麼好嗎？（如果他們的演技這麼好，怎麼真正演戲的時候表現不好呢？）

但事實上，真人秀中利用“半真半假”的方式來包裝偶像早已不是什麼秘密。

“真實”作為一種養成策略

常年研究東亞大眾流行文化，尤其對於偶像產業有深度見解的日本文化批評家宇野常寬在他的著作《小人物時代（リトル・ピープルの時代）》中分析日本知名偶像團體“akb48”和“小貓俱樂部”後得到結論，稱與其他被縝密設定的偶像相比，“akb48”和“小貓俱樂部”都是通過強調其“業餘/素人感”來向消費者們演示其真實和“非偽造”的感覺，並取得了成功。

而偶像之父秋元康，正是通過在節目中進行一部分所謂“選拔內幕/後台”放送來創造沉浸感。甚至有些鏡頭會假裝是隱藏攝像機拍攝，來“揭露”偶像在休息室的真實面目，給消費者上帝視角的感覺。有些時候，他們也會額外展現一些無關緊要的偶像小瑕疵，讓內容產生真實感，引發更深層的觀眾情感共鳴。

宇野常寬認為，這種“半透明”的真實感已經成為我們這個“小人物”時代的常態，把自己定義為某個類型的人物/角色（即為自己創建的人設）早就是當下應對繁多而不同的社群交流的一部分——我們在（無意識之中）用某種特定的角色身份面對某個群體，就像打出合適的卡牌那樣。

也正是在這種“半真半假”的遮掩之下，《種地吧》的老觀眾們才會相信一個看似荒謬的結論——這樣一群外表優秀，簽約公司並走上星路的嘉賓是真的愛土地，想要長期當農民而不是從事別的演藝工作。

但實際上，所有內容依舊處於製作人控制之下，無論是從議程、拍攝範疇還是剪輯上，觀眾看到的都只有他們需要看到的那一部分。

這種類真實世界的模擬就像美國著名政論家、新聞記者沃爾特·李普曼在《輿論》中所提出“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為了能夠對真實環境加以把握，依照簡化的模型對真實環境進行重建。而設置得當的綜藝就如同一個人類行為與情感的“實驗室”，一切按照導演的要求運行。觀眾能夠看到鏡頭裡的“十個勤天”在辛勤耕耘，但看不到鏡頭外的場地選擇、劇情設計、飛行嘉賓安排、“外掛”輔助，也無法確定鏡頭之外，嘉賓是否全程困在“農場”，是否真的參與了所有種地的流程，他們之間的關係又是否是真的那麼“正能量”，沒有嫉妒、爭搶和齟齬。

更深層的是，觀眾無法確定他們是否真的收取了“零片酬”，他們參與節目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真的單純想要吃苦、學習、體驗抑或是從遍地優秀帥哥美女的演藝圈新人中另闢蹊徑，殺出重圍。

畢竟，撥開一切被花言巧語描繪的節目願景來看，“種地”其實是一個非常新鮮的偶像賣點：他們是明星里最能吃苦耐勞品德高尚的，他們也是種地的人中最有明星相的。粉絲們一再誇耀和推崇的辛苦和品質，例如吃盒飯，（相對）簡陋的住宿，辛苦的田間勞作……都不過是廣大農民的普通日常。而這一切之所以值得被反覆誇耀和讚美，顯得那麼可貴，恰恰是因為他們的明星身份。因為他們展現出來的是“明明可以靠臉吃飯，卻願意在地里賣力氣”。

但，靠“吃苦”和體驗“普通人”的職業而紅起來，獲得大把讚譽和收入的明星，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作繭自縛：

當粉絲開始綁架內容

近幾年，由於題材受限，綜藝高度依賴招商而受到經濟環境影響等等原因，綜藝“寒冬”成為業界共識。許多節目為了“活下來”開始走話題路線，即“掛羊頭賣狗肉”，並不真正專註於節目聲稱的內容，而是依賴流量明星或者社會敏感話題來博取眼球。

如一些演技培訓類節目，上熱搜靠的不是精湛的演技和表現，而是靠緋聞八卦、嘉賓衝突、明星出醜等。這看似“聰明”的做法不僅是在吸血嘉賓，創造“黑紅”的節目口碑，且也將節目和大明星大流量進一步綁定了。由此，一個節目是否能做成，取決於“陣容”如何以及“陣容”適合不適合、願意不願意“炒話題”，流量明星成為了絕對的話語權掌控者。

而《種地吧》的成功雖然經歷了一些波折，但指明了另一條道路，即通過素人/小明星為主角的節目同樣可以吸引觀眾。

但這場“換人”風波展現了美好故事的另一面——粉絲和飯圈文化已經顯現出對內容進行深度影響和綁架，而與之相關的衝突正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如今常見的事態是，在網絡劇/電視劇製作之前，粉絲們就會撕製作組，撕經紀公司/工作室，為自己的偶像挑選劇本，抵制他們覺得不合適的演員搭檔。劇本編寫或前期製作階段甚至播出之後，粉絲們會撕番位，抗議自己偶像的戲份不夠，甚至戀愛劇中甜蜜相愛的男女主粉絲都會互相爭論誰的戲份應該更多，誰“偷改劇本”，這到底是“大男主劇”還是“大女主劇”。

在綜藝界，這種戰火也逐漸燃燒起來。例如23年angelababy楊穎回歸綜藝《奔跑吧》（俗稱跑男）時，粉絲們發現好不容易回歸的楊穎所佔片長只有4分鐘，另一位女明星白鹿卻有10分鐘。當時引發了不少的抗議浪潮。

微博截圖。

這些現象的共通點是，粉絲們會普遍認為內容製作者/經紀公司/播出平台等對自家的偶像不好，存在消極怠工、欺壓迫害、資源分配不均等行為，“維權”成為粉絲常見的訴求。

而事實上，這些欺壓的發生頻率顯然沒有粉絲抗議的這麼高。尤其是對於《種地吧》這樣的節目來說，採用沒有名氣的新人意味着藝人和節目可以彼此成就，甚至，從商業角度上來說，還可以涉及到節目製作方參與諸如藝人經紀等後鏈路收益，可謂是一舉多得，節目組絕無“欺壓”嘉賓的必要。

美國心理學家斯蒂芬·卡普曼曾提出“戲劇三角形”理論，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分別是拯救者、受害者和迫害者。他認為，在衝突情境下，人們內心會不自覺地傾向扮演着其中任意一個角色,並配合或引導他人扮演其他角色。

而越是“養成系”的粉絲，越容易覺得自己一步步看顧着偶像的腳步，在精神上是名副其實的“守護者”。在拯救偶像的過程中，粉絲會感到實現了自我價值，一方面保護了“處於劣勢”的偶像，另一方面敢於站出來同非正義勢力做鬥爭並表達合理訴求。

於是，正常的內容生產變味了，一切都像kpi（工作績效）一樣是可以被量化的明星成就和指標：偶像在劇/綜藝中出現多長時間、站位如何、是被“力捧”還是被“吸血”、是否會獲得事業上的成功，都是粉絲們考量的對象。

如此邏輯之下，“嘉賓為內容服務”或者說內容是否好，反而是最不需要考慮的一項——儘管所有人其實都應該明白，應該是好的內容和作品來捧出一個個偶像。這，就是我們目前面臨的艱難困局。它並非一日之寒，也絕非單獨某一群體的“功勞”，它既是由向眼球和資本而行的大眾文化生產行業所引領，也是由充滿熱忱、心懷憧憬的觀眾們所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