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與我是沒有半點交集的，但我一直想對她說一聲“謝謝”。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匆匆從家裡趕往學校，去參加一場小型的文學討論會，研討會的主題與我選修課的關係不大，但嘉賓席里有王安憶的名字，我毫不猶豫地把它列入我的行程表中。
王安憶與我是沒有半點交集的。但我一直想對王安憶說一聲“謝謝”，是她的《本次列車終點》改變了我的命運。讀高中時，住校的我在校圖書館夜自修，無意間讀到了期刊架上《上海文學》中的小說《本次列車終點》，文中關於上海的描寫如此真實又細膩，引起了我強烈的共鳴和喜愛，使我堅定了我的學科選擇——當時的我正搖擺於文理科選擇中。王安憶，彷彿讓我看到了選文科、讀中文系、寫小說、當作家的夢的方向。所以，每一次，看到王安憶的名字，我的心都會默默地顫一下。
當編輯時，我的同事稱王安憶為朋友，因為她做過王安憶散文的責任編輯，我暗中羨慕；看電視時，我喜愛的《鏘鏘三人行》邀請過她當嘉賓，我暗自激動；看電影時，銀幕上有王安憶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我暗生欣喜。
從新加坡回滬後，其實有很多見到王安憶的機會，但那都是大型活動，我不去湊那個熱鬧，只在家裡看線上直播。知道她在我進修的大學教創意寫作，很想去旁聽，至少一次也行啊，但覺得太貿然；又從朋友處獲得了她的郵箱地址，但被告知“她不看電郵的”……我只是想近距離地接觸她一次，讓我與那個影響我一生的人切切實實地見一面。
在新加坡的圖書館我曾借閱了不少王安憶的作品，如《小鮑庄》《長恨歌》等，尤其喜歡富有上海特色的《妹頭》。人在異鄉，讀着《妹頭》里久違的滬語和熟悉的場景，無比親切和感慨。
為了準備與王安憶的不期而遇，我反反覆復地閱讀着《本次列車終點》，甚至在《繁花》一千多次的“不響”被熱熱鬧鬧地評論的同時，發現《本次列車終點》中竟然也有7處“不響”——這是作家在一篇短篇小說中少有的重複。顯然，敏銳的王安憶在1981年就把“不響”作為上海人的“一句頂一萬句”了。
研討會那天，我提前一個半小時抵達會議現場，選擇了能清楚看到王安憶的左側的座位，並在準備好的紙上寫下了一封簡短的信。下午1：30，會議室有了點小小的騷動，王安憶隨中文系教授走進了會議室。依然是高挺的身姿，依然是端莊的衣着，依然是盤着的髮髻，依然是認真的神情，“終於遇見”，我把目光投向她時這樣對自己說。
討論會休息間隙，一些人湧上來，請王安憶簽名，我遞上了信後離開了。結束簽名後，王安憶來到茶點處，見到有些疲憊的她幾乎無暇吃點什麼，我便倒了杯咖啡，遞上並提醒她要不要吃些點心。她搖搖手說：謝謝。然後我們閑聊了一陣。
下半場討論開始前，大家回到了座位。我看到王安憶打開了我的信箋，她應該是看到了我字裡行間的“感謝”。這一刻，我知道，藏在我心底幾十年的願望實現了。（宣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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