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溫世君
編輯 | 王偉凱
出品 | 稜鏡·騰訊小滿工作室
2024年4月，就在黃奇帆即將72歲生日的時候，他又出版了一本新書——《重組與突破》。
1952年出生的黃奇帆，幾乎與共和國同齡，也是這個波瀾壯闊時代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正如他在《重組與突破》的自序中所言：“人生和事業在不斷重組、不斷解決難題的過程中跌宕起伏，會化育成生命的樂章，奏響重組的旋律。”
黃奇帆在古稀之年出版的這本新書，當然是他人生樂章的註腳。但對於廣大讀者而言，更是可以去一窺這位歷史當事人的智慧和決斷，並從中得出結合自己當下境遇的不同體悟。本期《稜鏡》正是與大家一起來讀這本《重組與突破》。
《重組與突破》，黃奇帆/著，中信出版集團，第1版第1次印刷（2024年4月）
上任重慶第一天：爛尾樓“遭遇戰”
在《重組與突破》中， 黃奇帆感言道：“我在 50 余載的工作歷程中，有幸參與、主導了一系列重組，包括在上海重組本地股、振興工業、開發浦東，以及在重慶推進經濟社會各領域改革，從中我深刻領悟到重組的真諦與妙趣。其真諦在於資源優化配置；其妙趣在於，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早在1990年代，黃奇帆就曾出版過《談浦東開發的戰略、政策及其管理》。而時隔近三十年後的這部《重組與突破》，則把重點放在了黃奇帆在重慶任內的一系列“重組”經歷。
從他到任第一天就開始了。“2001年10月12日，星期五，是我到任重慶市副市長的日子。當時的重慶，gdp（國內生產總值）僅1900多億元，財政收入不到 200億元，正處在底子薄、矛盾多、任務重的發展‘破冰期’”。
報到當天，黃奇帆路過市委大院時，看到了門口兩三百人黑壓壓的一片群眾，原因是一處爛尾樓。
這是1990年代那場地產運動的後遺症。開發商本身資金不足，抵押土地給銀行負債造樓，不僅給動遷居民沒有到位的拆遷款許諾了高利息，還搞了“售房返租”預售房產，並承諾高額“租金”回報以回籠資金。但隨着資金鏈斷裂，銀行收不回貸款，拆遷戶的動遷款沒有了着落，買房人付了錢也拿不到房產，最終形成了看似無解的僵局。
“這件事性質很明確，就是項目業主騙了百姓、坑了銀行。”但按照慣常的辦法就是兩種，一種是強制開發商還錢，另一種是政府出錢兜底。但問題是開發商也沒有錢，“抓了也沒用”，市裡財政本身就吃緊，而且“政府有錢也不能這麼做，因為這麼做毫無道理”。最終就是“大家都想解決，但都束手無策，開了20多次協調會也沒能破局”。
在《重組與突破》中，黃奇帆把這件事稱為“上任之初的遭遇戰”，他說：“打破僵局只能靠重組。”
他拿出了“重組”的解決方案：
首先是債務做減法：銀行貸款本金和法定利息收回，但放棄除此之外的高利息。施工單位的工程款如數支付，避免欠薪連環套。拆遷款和購房款的本金足額償還，但開發商承諾的高額利息並不算數，而且之前已經收到的利息還要折算抵扣。
然後是找到“接盤”者。實際上，這個地產項目位於重慶的核心地段，如果項目最終建成，當時的市場價值是4億元。前面的債務減法做完，這個爛尾的項目債務就從3.7億元降到了2.1億元。“戰略重組者只需支付2.1億元就能拿到產權，之後再花6000多萬元把房子建好，總成本也不過 2.7億元。”
作為副市長，黃奇帆直接指定了接盤方——重慶城投公司（重慶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雖然當時的城投公司負責人有些“不願意蹚這趟渾水”，但面對新來的副市長，也接下了這個指令。
最終的結果“皆大歡喜”，拆遷戶錢款到位，還給市政府送了匾。由於項目主體變更為城投公司，信用主體變更，“銀行對城投公司這個新業主很有信心，不急於馬上收回貸款本金，甚至還願意再借給城投公司幾千萬元”，施工單位也不着急要錢，只要求繼續承建工程。最終，城投公司參與重組，但並沒有真的掏出2.1億元現金，處置這個爛尾樓項目，還賺了一筆錢。
現在來看，這就是一個標準的不良資產處置的商業模式。但這個重組過程一定是多方共贏的，因為“任何一方利益嚴重受損，重組都推不動”。更關鍵的問題在於，當局者理清思路，理清利益，去下場當破局者，才是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
用市場化手段體現政府意志
這個邏輯也可以放大。黃奇帆在《重組與突破》的自序中所言，重組涉及國家宏觀調控制度：
“市場經濟有其局限性，對市場難以觸及或因市場競爭引發社會不公的地方，國家會採用法律、經濟、行政的手段進行干預，使其朝着良性方向發展。重組與這套制度安排密切關聯。”
這樣的結論，必須是經歷者、操盤者做出，才更有說服力。
從一個爛尾樓項目開始，《重組與突破》詳述了黃奇帆在重慶參與的城投融資平台類企業（重慶“八大投”）、國有資本運營投資類企業、地方金融機構、國有工商企業集團和非公有制民營企業的改革重組的實踐和思路。
不過，“開局”的條件非常有限。
黃奇帆在書中回憶，在他到重慶的第一天，就在機場碰到了時任財政部長。他當時跟黃奇帆說：祝賀你到重慶去，但你要當心哦，重慶財政可是一個“破產財政”！
根據《重組與突破》書中記載的數據，當時重慶地方財政收入100多億元，政府負債400多億元，“3年不吃不喝才能把債還完”。而且當年重慶貸款餘額1600多億元，壞賬就有500多億元。“企業也好，政府也罷，信用都很差，從銀行已經借不到錢了。”
而正是這樣充滿挑戰的局面，才更需要“重組”。
例如對重慶地方融資平台“八大投”（高速公路——高發司、高等級路——高投公司、城市路橋隧——城投公司、土地儲備——地產集團、城市能源——能投集團、地鐵軌道機場——開投公司、城市自來水污水垃圾處理——水務集團、農村水利——水投公司）的重組，核心的邏輯就是盤活資產、理清債務、注入資產、注入信用，進而實現其自身的造血發展。
信用的問題特別關鍵。在現代經濟體系下，信用以及背後的融資能力、資金成本，不僅決定着發展的能量，更是關係到企業的生死存亡。黃奇帆特別提到了“八大投”信用風險的防火牆“三個不”：
財政不直接擔保，目的是隔離企業債務和政府債務，避免企業的信用風險成為政府的信用風險；八大投互不擔保，這其實是為了防止隱藏債務，甚至造成連環信用危機的傳染；財政專項資金專款專用，這是在企業內部實現項目之間的風險隔離，哪裡起火只燒哪裡，不能火燒連營。
黃奇帆在《重組與突破》中認為，“八大投”通過重組，在當時的財政環境下，有其歷史使命：能夠在市場理論不願意介入的情況下，用市場化工具完成建設任務，是“用市場化手段體現政府意志”。
當然，黃奇帆也非常清楚，必須根植於市場經濟的微觀、宏觀制度之中。不管遇到哪種情況，也不管用什麼方法進行重組，都要把握五個要點：
一是不能在重組時搞“民粹主義”，換言之重組是管理者之間的“默契”；二是重組要講時機、講機遇，要擇機而行、果斷處置；三是重組一定要儘可能照顧方方面面的利益，這是黃奇帆一直強調的一個原則，只有利益互補、各方共贏才能推動事情向前；四是重組必須在陽光下作業，“合乎法律，合乎市場規則，合乎社會公共利益”，不是幾個有權力的人搞的“陰謀詭計”；五是重組要基於自身實力，量力而行，適可而止。
黃奇帆舉了一個例子：“你有10元的能力，可以拿出3元去重組。但若拿出全部老本，甚至以高槓桿、高負債去重組，那就得不償失了，不僅眼前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新的問題也會層出不窮，甚至會陷入意料不到的債務危機。”
“大千世界，沒有什麼是不可以重組的”
黃奇帆在書中對重組有一段“官方”釋義：“站在歷史和戰略的高度，發揮聰明才智，抓住問題主線，對事物的構成要素重新進行排列組合，形成最優解決方案。”
換言之，重組的目的是要解決難題。遇到難題不去硬碰硬，不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是通過“資源的優化配置”，去逢山開路，遇水架橋，這正是《重組與突破》核心的價值觀。
當然，這也是作為一個實幹派理論家的思想底色。黃奇帆在《重組與突破》站在了他所言的“歷史和戰略的高度”，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結論——“深化改革離不開重組”。
在當代中國語境下，改革的關鍵是什麼？黃奇帆說得鞭辟入裡，就是“要抓住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的‘牛鼻子’”，通過“優化資源要素配置方式”，從而“提升綜合效率”。在《重組與突破》中，改革和重組二者幾乎划上等號：“改革是體制、機制、制度的重組，重組是資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在黃奇帆看來：“改革與重組異曲同工。”在這個角度下思考，“深化改革離不開重組”這個命題已經毋需證明。
《重組與突破》在改革的議題上拋出了一系列時代之問：“我們處在一個深刻轉型的時代，原有體制弊端尚未根除，新生市場機制有待發育，如何破解長周期、大範圍、反覆出現的歷史遺留問題？如何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等各項工作中產生的新矛盾、新問題？如何依託現有條件，着力解決現實的問題，實現預期目標？”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當下的熱門話題，也是改革的現在進行時。《重組與突破》中，黃奇帆斷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離不開重組”，進而用他的理解，向讀者拆解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
“經濟發展的動力轉換、方式轉變、結構調整，本質上都是通過經濟要素、創新驅動、資產結構、股權結構、組織結構、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經營運作，以促進資源配置最優化和整體功能最大化。”黃奇帆將一系列的重組納入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範疇之下，“包括資產重組、組織重組、管理重組、資源重組、要素重組、權利重組等，其目的都是通過重組達到‘1+1>2’或‘5-2>3’的效果。”
實際上，黃奇帆這本新書，正是用自己的經歷、自己創造過的歷史，用中國改革發展中的一些確實發生過的事件，試圖就這些問題給出他的解答：
“大千世界，沒有什麼是不可以重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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