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佩佩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方迎忠
香港廟街，一家老牌餐室里，人聲鼎沸。這家餐室有兩層樓，地方不大，二樓都是卡座。載我們到此地的出租車司機，聽我們一說目的地，就來了精神：“這家餐室非常有名，以前經常用來拍一些懷舊戲。”
鄭佩佩選擇了在這裡接受我們的專訪。這是一家和她閱歷相同的餐室，擁有超過半個世紀的歷史。她一見到我們的攝影師老方，就說：“你很臉熟，我好像經常能見到你。”
老方愣了一下，尋思曾在什麼場合見過這位採訪對象。鄭佩佩笑聲爽朗，她顯然不認為自己搶了老方的開場白——畢竟記者和老方才是經常見到鄭佩佩的人，儘管是在影視劇中。
談話中，鄭佩佩喜歡說“yeah”，喜歡大笑，常微笑着說“對不對”，談到一些往事的細節，如不能確切記得，她會直接說“我不曉得了”。由於與店方熟稔，這裡成了她的客廳，很多人能認出她來。採訪中，隔壁餐桌來了很多食客，他們低頭吃飯，各自談着事情，在我們走動時，甚至沒有人投來好奇的眼光。這似乎坐實了鄭佩佩喜歡香港的一個原因：這裡的人，就像自己的鄰居一樣。
談到人生的各個階段，鄭佩佩最喜歡目前的自己。關於往事，她眼神會黯淡，但很平靜。她說，那時候的人，想法很簡單，不像今天年輕人想得那麼複雜；早點結婚生子，大家都覺得天經地義。在巔峰期息影，人們替她惋惜，她對這些惋惜敬謝不敏，但對子女有內疚，認為自己虧欠了孩子一生。
平生俠名為吾累
鄭佩佩的愧疚，源於1989年與丈夫原文通的離婚，導致她的4個孩子沒有完整的家庭。
那是她人生的分水嶺，直接否定了她過去的20年。原文通是中國台灣的商人，其父是邵氏公司在台灣的代理商。他與鄭佩佩的相識頗具戲劇性：鄭佩佩的母親到原家打麻將，輸了錢，讓鄭佩佩送錢過來。她就這樣和原文通相識並相戀，於1969年結婚。
1970年，鄭佩佩決定息影，和原文通移民美國。對於鄭佩佩的決定，小她6歲的妹妹鄭保佩（現在是佩佩的經紀人）說：“那時候講究歸宿，如果一個女孩到24、25歲還沒有嫁出去，就已經是很誇張的事情了。”
老闆邵逸夫、恩師胡金銓都支持鄭佩佩。她說，“胡導演很喜歡我的選擇。覺得我選擇很對，很會選。當時所有人都認為我選得好，就覺得我嫁這樣的人最合適。可能大家也看不到很多很細節的東西。”
師長們對原文通評價很高，“主要他不是圈內人，有學問、很正派。”而原文通在眾多追求者中勝出，也因為他的確與眾不同。
“他老跟我唱反調。（笑）譬如我愛喝可樂，我拍戲時，羅（維）叔叔買一打可樂，放兩大杯冰塊在那裡讓我喝。我結婚以後，原文通的第一點是‘不許喝可樂，不喝可樂不會死掉’。我心想對啊，不喝可樂不會死掉，為什麼我非要喝可樂？我是覺得他跟別人不太一樣。”
在俠女的光環下，鄭佩佩接受着廣泛的寵愛。“突然有人唱反調，就覺得其實這個人還比較有道理。至少我說月亮是方的，他告訴我，不是方的，是圓的。”
在美國，鄭佩佩過起了相夫教子的瑣碎生活。20年里，她懷孕8次，流產4次。“借個肚子為丈夫生孩子”，她當時認為是自己的義務。如果不是在1985年為單傳的丈夫生下一個兒子，她的生子事業還將繼續。
鄭佩佩沒有俠女的武功，但無疑擁有俠女的體質，4次流產並沒有對她的身體造成很大影響，相反，她還幹了很多活兒：開舞蹈班教人跳舞，管理百貨商店，親自送貨上門，經常把大件貨物送到買主樓下，然後通知買主：家裡有沒有男人，下來一起搬東西。
“去了美國之後，我才知道我有多紅。”在唐人街，幾乎無人不識鄭佩佩，那裡的華人經常做的一件事，是猜測她肚子里是男孩還是女孩。
這給了原文通很大壓力。
“他本身就很大壓力。因為別人都會叫他鄭佩佩的丈夫，甚至有人叫他鄭大哥，不容易，找一個有名的人做太太，而且這個太太還——雖然不要穿名牌，但是她要的東西，太理想，太虛無。”
她要回歸社會，希望為當地華人做些事情，於是辦了個華語電視台。即使已經息影，鄭佩佩似乎還是把武功高強的“金燕子”角色代入到真實生活中，認為自己想要的東西，一定能憑藉自己的努力拿到。
移民美國時，她認為在戀愛中擁有了一個happyending，“沒想到以後，完全沒有想到。我就覺得女孩子最終還是要一個歸宿。沒有想到，喔，這些東西都看不到了。”
華語電視台非但沒有做成功，還讓她虧損了二三十萬美金。丈夫是生意人，並不支持鄭佩佩的這一事業。分歧日漸加大，最終他們在1989年結束了這段婚姻。離婚後，一向對錢沒有概念的鄭佩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她要獨力為生計奔波，還要求自己與前夫一起撫養子女，此外還須償還做電視台欠下的債務，那筆錢對於她來說，是個不小的數目。
最近，鄭佩佩總結這段婚姻：“我不是溫柔的女人，我太好強了。我覺得女人不要太強，弱一點的女人男孩子會喜歡多一點。我不太像女人，所以丈夫才把我開掉。”
離婚後，她還和丈夫一起住了些日子，不讓孩子知道。甚至媽媽及妹妹都是過了好久才知道鄭佩佩離婚的消息。
問：“你說過‘戲外不是戲裡面’，當時自己沒有區分得太開嗎？”
鄭佩佩說：“對，我想起還是。演戲一定會有個ending，人生其實是不那麼容易有ending的，這讓我學到很大的一課。雖然我們常常說人生是戲嘛，但是事實上那部戲是比較長的，要你自己導、自己演、自己編，然後自己去承受所有的代價。”
九百多年前，蘇軾經歷了烏台詩案的折磨，九死一生後得以出獄，感慨寫道：“平生文字為吾累。”如今的鄭佩佩總結婚姻教訓，頗有那麼一點“平生俠名為吾累”的意味。
在絕望中，鄭佩佩想起了拍戲，想起了香港。
青年鄭佩佩
俠女闖香江
1946年，鄭佩佩出生於上海，其父是上海人，“佩佩”的上海話發音與baby接近。1961年，她隨母親投奔香港的舅舅，在此地生活、工作、成名。1971年，她和原文通移民美國。
現在，鄭佩佩在香港生活。她喜歡這個令她成名的地方，這裡讓她感到親切，此外還為老人提供了許多養老的方便。復出至今，她沒在香港買房，現在和女兒租住在一間公寓里，“我對我的老來有了安排，香港政府有一種老人公寓，我現在在申請中，等他們批下來。”
然而少年時來香港，鄭佩佩並不喜歡這個地方。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探長，1949年後在內地入獄，被關在了數千里外的內蒙古。在鄭佩佩小時候的記憶中，自己是反革命家屬，因此改跟母親姓鄭。但即使如此，她也沒能逃脫這個群體在那個年代的固有命運。
“剛解放的時候，國內其實不是（現在）這樣的，我們那時候的教育，每個人都非常有禮貌。我父親不在，我媽媽很早就帶我弟弟妹妹到香港，剩下我一個人在上海。那會兒治安非常好，人也非常懂禮貌。但是我在他們中間，總覺得很被排擠，因為我身份不好，所以我從小很好勝。我覺得雖然我是反革命家屬，但我不一定是資產階級思想，所以我從小就願意穿破衣服，願意比人家勞動多一點。我從小就很不服氣，為什麼反革命家屬、資產階級的家屬，我就一定是不好的？！”
16歲時，她並不心甘情願地來了香港，“我媽媽一定要接我過來，騙我說外婆病了——外婆很疼我，也在香港。我來的時候，覺得香港很腐爛，（這裡的人）經常打麻將，不務正業。”
帶着這種倔強，她進入了邵氏。當時公司會請一些武行師傅來培訓新人，以拍攝武打片。鄭佩佩也在其中。當她看見一些女孩因為被打到鼻子出血而哭起來時，心裡不以為然，認為這是丟女孩子的臉。
由於出眾的舞蹈功底，她被胡金銓導演看中，讓她出演《大醉俠》的主角金燕子。這部電影被譽為新派武俠電影的開山之作，上映即大獲成功，她很快成為香港街知巷聞的女一號。
那時候，很少有人贊她漂亮，集中在她身上的讚美，是“能打”。她說，自己並非真的能打，而是比其他女孩子會打，能吃苦，所以就以這個出名了，“我走在彌敦道，那些‘飛仔’（流氓）都不敢碰我，他們不曉得我（會武功）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是我最得意的事情。”
更令她得意的是自己那時候參演的電影，票房都很好，“我的戲都過百萬。不得了，不得了！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漂不漂亮，每個人看法不一樣，對不對？他覺得你很漂亮，你可能不是很漂亮，對不對？”
她漸漸定型，成為當時香港媒體眼中的武俠女皇。認識原文通前，她和兩個人先後戀愛。第一個是陳鴻烈，在《大醉俠》里演反派玉面虎；第二個是岳華，演醉俠范大悲。和陳鴻烈的戀愛很短暫，結束得還頗有戲劇性，“他雖然整天說我是他第一個女朋友，但我們沒有真的怎麼樣好過，那時候他追我，還同時在追潘迎紫，結果他哥哥告訴我了。我蠢得要死。（笑）那時候我很紅了，他就擔心我會對潘迎紫不好。為什麼我要對她不好？”
至於戀愛5年的岳華，她不願談及，“我想還是要少提他，回頭他回到家裡還要挨揍。他太太還是蠻在意，所以我盡量不說他。”
在《大醉俠》里，潘迎紫飾演鄭佩佩手下的一個無名女兵，後來潘與陳鴻烈結婚，這段婚姻只維持了8年。《大醉俠》的武術指導是韓英傑，跑龍套的有程小東，當年13歲，在片中飾演一個被刺瞎眼睛的小和尚。
這些人後來都成了如雷貫耳的人物。只有絕對主角鄭佩佩不僅淡齣電影圈，還遠離了華人社會，一走就是20年。這段時間，香港影視滄海桑田，當年看她電影長大的後輩，已成為這個領域的中流砥柱。而資訊傳播發達，讓這個職業的從業者可以擁有更多光環，更多人湧進來競爭。
鄭佩佩還能演戲嗎？
《唐伯虎點秋香》
東山再起
90年代復出前，她為自己是否還能演戲感到困惑。此外，她仍然希望留在美國，這樣能與前夫分擔撫養子女的責任——儘管她自己已經破產。但她很快發現自己謀生乏術。
“我當時是想，最好能留在美國，孩子還那麼小，所以我就想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實際上每個人都以為我開玩笑。我到餐館說，我給你做洗工。他們覺得我開玩笑。”
糾結中，她陷入了有生以來最深的彷徨中，“誰告訴我什麼東西我都會去拜，拜神、念多少經，我都做了。哪棵樹砍掉就好，我就把那棵樹砍掉了。其實我後來發現，這些都是錯的，根本上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我自己只要站起來，往前看，就沒事，就把前面不好的全部都斬斷，重新開始。”
她去澳洲看望母親，在那裡又見到了師父——1988年她就已皈依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告訴她，她還是應該重新做回“鄭佩佩”，這樣可以做更多事情，幫更多的人——這些人自然包括她的孩子。她想了想，覺得目前為止自己最能勝任的，還是演戲這份工作。
1992年，她回到了香港。因為沒錢租房，星雲大師讓她住在香港佛香精舍，一住就兩年。這段時間，她在香港深居簡出，平素在佛堂幫忙做早課、晚課。經紀人馮美基告訴她：現在周星馳很紅，你要跟他拍戲。於是，她接拍了《唐伯虎點秋香》。
跟影片充滿笑點不同，拍攝的時候，片場顯得很嚴肅，“太吵的話，周星馳他們就想不出東西了。你必須要很嚴肅，不能嘻嘻哈哈。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嘻嘻哈哈的東西，對不對。”
當時接到劇本，她只知道自己演的是一個會武功的華夫人，跟她之前的戲路一樣。拍攝時，鞏俐不肯搞笑，周星馳就問鄭佩佩能否試試，鄭佩佩二話不說，就與周星馳賣起葯來。
昔日的俠女金燕子，搖身變成諧星。她與周星馳對戲，一個賣“一日喪命散”，一個賣“含笑半步癲”，令觀眾捧腹，也令胡金銓和李翰祥痛心。師伯李翰祥導演說，華夫人這個角色，把鄭佩佩給糟蹋了。
面對師長們的質難，鄭佩佩保持沉默，“我心想我現在最要緊的是工作。我只是這麼想，接下去我們都要工作，我也不能向你們拿錢，對不對？他們一個是我師父，一個是我師伯，都可以說我，我只能聽着，他們講我什麼我只能聽着。”
現在的鄭佩佩，如何看待華夫人這個角色？“我是幸虧演這部戲，不然內地不會有那麼多人認識我。他們（胡金銓、李翰祥）不知道，他們不能想象，因為在他們的想象中我還是金燕子。”
在眾多親友都依然沉湎於金燕子這個角色的時候，鄭佩佩率先走了出來。1996年，李翰祥去世，次年，胡金銓去世。這兩個讓鄭佩佩感念一生的人，沒能看到她在《卧虎藏龍》里的演出。這一次，鄭佩佩第一次飾演反角——碧眼狐狸。
鄭佩佩說，“我相信胡導演見了不見得會喜歡。因為我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影迷反對得不得了，說把我弄得那麼丑！其實他們不把我當演員，把我當鄭佩佩，還是漂亮的鄭佩佩。”
離婚後的鄭佩佩，從來沒有想過再婚，“我覺得婚姻不是全部，我在婚姻這個課程裡面，已經修足分了。不管生孩子也好，作為太太也好，都修足了。如果這輩子要做的事就是修那個分，我前面還有演戲分還沒有修完，所以我回來修那個分了。”
午後的餐室，人漸漸多了起來。有一名女食客，大概因為店方上錯了菜，與掌店的一個高大男子吵了起來。吵架顯然不是男子的強項，他情緒激動，略有失態。
鄭佩佩先於我們下樓，68歲的她腳步輕健，從男子身旁走過時，停下，微笑，用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後迅速下樓，把吵架雙方的喋喋不休，拋到了腦後。
我的朋友，在天上的比人間的多
南方人物周刊：爸爸入獄之後怎麼樣了？
鄭佩佩：他1963年在牢里死了。1963年我才開始拍戲，不知道這個消息，是後來結婚的時候舅舅告訴我的。拍《楊門女將》的時候，我到內蒙古拍戲，正好是我父親100周歲。我就覺得是冥冥之中，父親希望我能夠回去看他，看看他當時是怎麼樣生活的。
南方人物周刊：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你有什麼反應？
鄭佩佩：我跟父親不是很親，知道他去世的時候，已經距離去世差不多快十年了。就等於是很以前的事情了。所以也沒有特別的反應。但在我的腦子裡面，就造成了一個很大的陰影：沒有父親長大的孩子。我婚姻不好，我對孩子們覺得抱歉，也是因為這點。我覺得不管怎麼樣，我是希望他們有父親和母親存在的。
南方人物周刊：經歷過這麼多身邊親友去世的過程，你現在對死亡這個問題有過什麼樣的思考？
鄭佩佩：其實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也是停一個站，可能在下一站我們又碰到。我周圍很多好朋友都走了，有時候我們好朋友也不是天天見面，但是有什麼事情我就說哎，打電話給誰，就發現這個人已經不是打電話就可以找到的了。就是這種感覺，因為已經越來越多了。可能我的朋友裡邊，在天上的比在這裡的還多。
南方人物周刊：拍《大醉俠》紅了之後，生活有什麼變化嗎？
鄭佩佩：沒有什麼變化，我從小賺多少錢都給我媽媽，我媽媽那時移民澳洲，把我幾年的薪水都拿走了。所以我要教跳舞、要配音，來維持自己的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那麼多合作過的導演，有哪些人是讓你記憶很深刻的？
鄭佩佩：那真是講不完。比如岳楓導演，他是我第一部戲《寶蓮燈》的導演，他一直告訴我怎樣做一個正直的演員，讓我一定要做一個演員，不要做一個明星。他的話我一直記到心裏面，後來他走我也送了他。胡金銓導演是改變我命運的人，對我的影響很大。其實我如果能學胡導演那麼愛看書就好了。
沒有人可以真正了解你
南方人物周刊：去了美國後，有沒有覺得自己過着那麼平常的日子？
鄭佩佩：我沒有想這個，只是覺得想的事情，不可能做不到。這其實是我的致命傷。（笑）譬如說，我們搬了新房子，不夠錢買窗帘。我說不要緊，我可以車（做）窗帘。那個房子很大，有2600尺，五六個房間，而且他們還講究要像戲院那種波浪形的，我都可以做。我還煮飯，還要帶孩子，還要車那個窗帘，有人不滿意我就拿下來重車，車到大家都滿意為止。
南方人物周刊：離婚後，你欠下來的賬要獨自償還嗎？
鄭佩佩：確實應該是我的事，對。
南方人物周刊：當時欠的債，也不至於到令家庭破產的地步吧？
鄭佩佩：後來我們分開以後，我個人沒有辦法維持下去，所以就宣布破產，跟他沒有關係。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談到，離婚之後你的生活陷入困境。而前夫是生意人，離婚的時候沒有進行財產分割嗎？
鄭佩佩：我覺得自己不懂理財，4個孩子還小，至少我們之間有一個需要負起責任，況且那些都是他辛苦賺的錢，所以並沒有去爭取。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能讓時光迴流，你最想修正生命中的哪個階段？
鄭佩佩：其實每一部分都是不可缺的。逆境你能學的，要比順境多。我現在回首看當時，想法完全不一樣。當時很多事情過不了，其實過不了的就是你自己。所以我基本上不太會去怨別人。我們分開的時候，我找過心理醫生，醫生說你為什麼不怨他？我說因為我覺得這沒什麼好怨的，做還是你自己要做的，比如生孩子這件事，是我情願的，不是他拿着槍強迫我做的，所以我認為，或許我修正任何一部分，我都不會成為今天的我。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當時心裏面難過的點是哪些？
鄭佩佩：這個人跟我生活在一起那麼久，為什麼他會那麼不了解我。其實沒有一個人可以真正了解你。
南方人物周刊：他誤解或者說是不了解你的地方有哪些？
鄭佩佩：我們倆對於很多東西的觀念太不一樣了。比如教育孩子，這個價值觀完全不一樣：因為我從小沒有父親，所以認為孩子們必須要有父親；他覺得我從小沒有父親，所以我不懂得父親的重要性。
得失不能看太重
南方人物周刊：90年代復出那會兒，香港觀眾又換了一大撥人了，有沒有擔心年輕一代會把自己完全遺忘？
鄭佩佩：我覺得我很lucky的一點是，雖然換了一代人，但是領航這一代的人，都是跟我在一塊兒長大的，而且這些人，小時候我都對他們很好，所以他們都對我好。所以我覺得人，得失不能看得太重。
南方人物周刊：你當年怎麼對他們好？
鄭佩佩：當年我是坐館姐姐嘛。打風了，我們拍戲很多那種叫花子演員，他們都不能出去，我就在片場招待他們，他們都記得。還有一次，我在馬來西亞接了一個戲，那個監製，我都忘了他叫什麼名字，他說你知道嗎，我有今天，就是因為你的一句話。
南方人物周刊：是哪句話呢？
鄭佩佩：我不曉得了。（笑）他說是我在片場跟別人隨便講的一句話，就幫助他，一直到後來，成就了他的今天。
南方人物周刊：他們後來怎麼幫你？
鄭佩佩：給我很多機會。你看不管哪個戲，尤其是動作片，他們這些武行或者武指，都是以前我們的小武行，他們都把我看作親人。所以我常說不用他們老是幫我請助理，每個人都是我助理。（笑）
南方人物周刊：90年代回到香港的時候，是以什麼樣的姿態去面對故人的？
鄭佩佩：那時候住在佛堂，慢慢才跟朋友交往聯繫。我當時的一些老朋友，比如胡導演啊，羅叔叔啊，岳老爺啊，我相信他們慢慢慢慢開始覺得既然我能接受，他們也能接受，對不對。
南方人物周刊：當時的同輩朋友呢？比如陳鴻烈他們。
鄭佩佩：陳鴻烈是幫我最大的，他很快就介紹我給周令剛，到北京去拍《馬永貞》，去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這是我最困難的時候。
南方人物周刊：當時已經拍了《唐伯虎點秋香》，經濟方面還是很困難嗎？
鄭佩佩：還是很困難。經濟上困難，工作也很困難。不是那麼容易的。我經濟上的問題一直到拍了《卧虎藏龍》後才比較好。
2009年上吳君如、錢嘉樂的《星星同學會》節目，我和岳華、陳鴻烈都去了。那天看3個人的話，覺得他比我和岳華兩人感覺都要好，看起來身體都比我們強。他一直跟我說，他過不了67歲，是算命的跟他講的。我就整天罵他，因為他有一個很小的孩子，我就說，你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你的孩子怎麼辦？我每次都這樣說他。我沒有想到他會這麼突然就走了（註：2009年，陳鴻烈在香港拍戲時因心臟病突發去世），我們還有好多東西沒有講。
南方人物周刊：碧眼狐狸讓你拿到金像獎最佳女配角，你拿到這個獎後有什麼感受？要知道你當年是非常紅的女主角。
鄭佩佩：我當時是很感激的，感激這些人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幫我。其實是女主角還是女配角都無所謂，只是他們對我認同。在生命裡面，你永遠是自己的主角，需要你一路走過來。你做些什麼，那是工作，不是那麼需要去執着的東西。
（實習記者曾琳、林渟對本文亦有貢獻）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鄒金燦 實習記者 楊宙
責編 楊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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