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疑推理作家訪談錄(番外篇)丨林奕:在舞台上重讀阿加莎

林奕執導的阿加莎話劇《死亡陷阱》劇照。受訪者供圖

第一次看林奕導演的話劇是《死亡陷阱》,正當我沉醉於舞台右側劇作家西德尼·布魯爾家中牆上掛着的各種舞台劇海報,努力從中辨識懸疑小說史上的種種“彩蛋”時,舞台左側突然“詐屍”,着實把我嚇了一跳。猛然間我意識到,自己不僅僅是在“閱讀”一個懸疑故事,更是在觀賞一部驚悚話劇,強烈的驚悚體驗和舞台效果正是看劇與讀書的重要區別。

後來一次在後台休息室,林導問我有沒有注意到《尼羅河上的慘案》中的一處情節矛盾,自詡看過多遍小說及電影改編版的我當時被問得一頭霧水。直到她反覆推演情節,我才發現那個破綻——男主角西蒙·道爾在處理手槍、天鵝絨披肩和被墨水染紅的手帕這幾樣物證時,應該選擇分開處理,這樣才能最大程度降低被發現的風險。我感慨她竟然讀得這麼仔細,林導回答說,他們是通過親身表演來“閱讀”原作,當演員把自己徹底帶入角色時,行為上任何一點點不合理都會被格外敏銳地感受到。這或許是戲劇和小說之間的又一個區別。

從2003年至今,林奕排演過《無人生還》《控方證人》《東方快車謀殺案》等多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她追求“不做改編”,這與其理解為忠實於原著,或者源自導演性格上的謙虛低調,不如說是一種更接近於“阿加莎式”的性格與工作方式。

對於阿加莎和林奕而言,講好一個故事本身就是她們最大的追求。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把握好分寸,讓戲劇符合原著,讓作品符合生活。這裡就回到了林奕自身的話劇理念,要用生活的方式打開戲劇,而不是用戲劇的方式打開生活,“阿加莎要的不是單純的思考,我們要的也不是”。

罪惡故事裡的誠實與自信

林奕執導的阿加莎話劇《無人生還》劇照。受訪者供圖

南方周末: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的?

林奕:我接觸克里斯蒂的作品時間其實比較晚,並且我最先閱讀的也不是她的小說,而是她寫的劇本。2003年,我還在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讀大三,我們班有一個分組進行導演實踐的機會,我們組分到的劇本就是克里斯蒂的《捕鼠器》。當時我們使用的譯本,還是蔡學淵老師發表在《新劇本》雜誌(按:1982年第二、三期)上的《三隻瞎老鼠》,就按照這個劇本排演了全劇。

當時中國的話劇舞台上,更強調社會表達,像懸疑劇、驚悚劇這一類偏世俗化的題材比較少見。我們當時在黑匣子劇場公演了兩場,效果特別好,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同學擠在黑匣子劇場里看戲。

後來又遇到sars,需要一些劇來複蘇市場,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當時對於話劇市場的開拓很有遠見,策划了一批成本比較低,又能夠帶動市場的“小戲”,其中就有《捕鼠器》。《捕鼠器》正式開演前,七場門票就已售罄,這是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事情。2007年,童歆想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因為這部戲我們和克里斯蒂結緣,所以我們的工作室就取名為“捕鼠器工作室”。到了2007年底,我們開始排演《無人生還》,然後就一路走到今天(編者註:2010年之後上演的中文版話劇《捕鼠器》非林奕導演版本,也非上海捕鼠器戲劇工作室製作演出版本)。

南方周末:阿加莎·克里斯蒂1942年將自己的小說《無人生還》改編為話劇,這也是她第一部真正上演並獲得成功的話劇改編作品。2007年《無人生還》中文版首演。從2007年開始到我們採訪的2024年,你導演的話劇《無人生還》17年內共上演了七百多場,上座率100%,這個數字確實讓我感到有點震驚,為什麼阿加莎的話劇在國內會這麼火?

林奕:其實在英美戲劇界,克里斯蒂的作品已經談不上是主流了,很多戲多年都沒有被複排。但在我們的舞台上,某種程度上它們可能恰到好處。

南方周末:那你覺得阿加莎作品的魅力到底在哪裡?或者說它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林奕:首先,我非常喜歡克里斯蒂的洞察力,她對生活有着細緻入微且非常獨到的觀察,並且她不是把這種觀察上升為某種理論或者觀點,而是將其編織成故事和謎題。不同的人看了她的作品之後會有不同的感受,可能你通過她的作品感悟到了某種人生的哲理,也可能你只是看到了一個複雜而精彩的故事。

其次我覺得克里斯蒂特別吸引我的一點還在於她的誠實。雖然她小說里寫的都是人性之惡,但你能從中感受到她對於生活的那種自信,一種很傳統的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中上層階級的自信,他們不去迴避生活中糟糕的地方,不去迴避人性之惡。相反,只有正視人性之惡,才能更好地知道如何向善的一面走。比如《空幻之屋》中,女主角亨利埃塔一直在幫助約翰的妻子格爾達隱藏實情,但當格爾達發現並陷入絕境時卻反過來想要殺掉亨利埃塔。阿加莎在這裡寫出了一種人性的本能,就像小動物掉進陷阱時,在高度的驚慌錯亂之下,對於伸過來的手就會本能地撕咬、傷害,而不管這是一隻來救你的手還是害你的手,我覺得這就是一種對於人性本質的誠實態度。

而在2010年我第一次排這部戲的時候,曾參照英國itv拍攝的電視劇版對這一部分做了調整,因為按照我那時的認識,一個原本值得同情的人犯罪必然是由於某種社會結構層面的原因,因而要讓這種犯罪行為的可理解性被放大,觀眾才會買賬。其實這就是我們當時缺乏直面人性之惡的勇氣,現在我們和觀眾都更成熟了,以後如果有機會再復排這個戲,我一定會把它改回到阿加莎原本的故事設計中去。

南方周末:你說的這種“誠實”與“自信”,化用阿加莎自己小說的標題,就是她寫的其實都是“陽光下的罪惡”,罪惡雖然可怕,但生活的主要基調還是陽光明媚。相比於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小說,其中有很多照片勒索、偽造身份、小偷小摸的案子,阿加莎小說中則幾乎全是謀殺,而且很多連環殺人,甚至最後“無人生還”。但我們似乎並不覺得阿加莎的小說更令人感到緊張或恐懼,這是因為她小說中有一種高度穩定、自信的世界觀,作者的這種態度讓小說中的謀殺案也給人一種休閑和舒適的感覺,這就是奧威爾所說的“英國式謀殺”,或者用現在流行的說法叫cozy mystery.

林奕: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到了晚年她還是略顯悲觀的,因為社會環境的變化,其實超出了她的預期。

南方周末:確實,他們這一輩歐美黃金時代的推理小說作家,到晚年都變得有些悲觀。阿加莎是這樣,埃勒里·奎因更是如此,他甚至直接開始在小說中探討偵探的失敗與偵探的合法性等問題,可能和當時整體戰後的思潮有關,存在主義哲學也是在這一時期興起併流行開來。

阿加莎的作品改不得?

林奕執導的阿加莎話劇《蛛網》劇照。受訪者供圖

南方周末:引進一部西方話劇,通常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將其中的故事背景、人物姓名和情節內容進行本土化改編;你們採取的則是另一種方式,就是比較傾向忠實於原著,而不做大刀闊斧的改編?

林奕:我個人比較主張更符合原著風貌的二度創作。在我排演的作品中幾乎沒有做過本土化改編,這可能和我的性格與工作方式有關。

而且我認為一部好的作品,不可能是孤立於它所處的時代而存在的。當然,我承認有能夠跨越歷史、地域和語言、為人所共識的經典之作。但有些作品中的人物特徵、行為方式和當時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密切相關,在不一樣的地域、不一樣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下是沒有辦法成立的。比如《蛛網》這部劇,為什麼劇中治安官和外交官這些有着一定社會地位的人願意幫女主角克拉瑞薩隱瞞真相,因為英國採取的是判例法體制,這種司法制度下審判擁有更靈活的區間,很有可能會對他們這一起案件的特殊情況從輕審判,如果你把這個故事平移到一個以成文法為主的大陸法國家,這幾個人物的行為動機就根本不能成立,那麼整個故事發展的最重要基礎就沒有了。

我們不做改編,還有一個原因是中英演出版權合同的制約。捕鼠器工作室2010年獲得了阿加莎·克里斯蒂有限公司(agatha christie limited,簡稱acl)的獨家授權。我們如果要做改編的話,改編劇本一定要送回到英國,請他們審核批准才可以,他們要對克里斯蒂的作品負責。

南方周末:這種合同的制約會對你的具體工作產生束縛感嗎?

林奕:我喜歡在某種界定中遊戲。這可能也是我欣賞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創作品格的原因,在某種安全的秩序中,隱藏在作品裡自由地創作,這是一種戴着手銬腳鐐的舞蹈,是古典風格給人的安全感。

南方周末:那在你看來,肯尼思·布拉納(kenneth branagh)最近幾年導演並主演的阿加莎電影問題主要出在哪?我總覺得他把《東方快車謀殺案》(2017年)和《尼羅河上的慘案》(2022年)改得非常不像阿加莎的風格,波洛甚至都可以和兇手上演追逐和打鬥的戲碼了,乍一看還以為是在拍菲利普·馬洛或者詹姆斯·邦德。

林奕:可能還不只是打鬥戲的問題,我覺得新版電影改編最大的問題是破壞了克里斯蒂小說原著中偵探波洛與案件之間的關係。小說原作中,波洛最神奇的地方在於,一方面他是一個置身事外的功能性人物,另一方面他又是如此血肉飽滿。我覺得讀者喜歡的正是這個血肉飽滿的功能性偵探形象。而在最近的電影中,波洛的形象被過分強化了,似乎沒有他,整個故事都不能進行下去。偵探本身與故事和情節推進產生密切關係這是現代電影的基本構成,但它卻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觀眾所鍾愛的克里斯蒂的那種古典結構。

南方周末:你這個關於“血肉飽滿的功能性人物”的說法有點打破我們對於傳統小說和戲劇人物的分類了,借用福斯特的概念,等於波洛是一個“圓形的扁平人物”。我這裡可以補充一個細節,就是在阿加莎的小說里,波洛最常見的行為之一就是“偷聽”,偷聽意味着偵探既在場(所以才能“聽”到),同時又不在場(因為是躲起來“偷”聽),正是符合你所說的波洛與案件之間微妙的關係和距離感。

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阿加莎在自己改編的劇本《尼羅河上的慘案》中要刪掉波洛這個角色?

林奕:按克里斯蒂的原意是不想讓波洛搶更多的風頭,以導致觀眾不關注這個故事以及故事的主角本身。在她看來波洛是一個局外人,發生故事的是這一群人,她所觀察的也是這一群人,小說中的波洛只是充當了這個觀察者的角色。故事是這群人的,不是波洛的。在話劇劇本中,她選擇讓觀眾直接觀察這群人和他們的故事,所以刪掉了波洛。甚至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即使在小說中,除了解說案情之外,波洛對故事的總結也都是寥寥數語。

南方周末:波洛的確不像奎因,最後喜歡做大段的解說。

林奕:是的,波洛每次破完案以後,對於整個事件通常只有一兩句非常智慧的總結。

譯出“原汁原味”

林奕執導的阿加莎話劇《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受訪者供圖

南方周末:剛才我們討論過本土改編與忠實原著的問題,這一點體現在台詞上或許是最難的,因為完全保持原意的話,可能會讓演員說詞時顯得不自然。但反過來太過本土化的台詞,演員說的舒服了,但原著的味道又流失了。

林奕:確實需要把握一個臨界點,比如在《蛛網》中,某國高層“第二號人物”來訪,我們將其翻譯成“二把手”,感覺就是剛好踩在了臨界點上,既傳達了原作的意思,又讓中國觀眾感到生動有趣,不那麼隔閡。但如果為了喜劇效果,更世俗化地說成“二當家”,就過了那個臨界點,不合時宜了。如你所說,這裡面的感覺很微妙。

南方周末:這裡關於台詞的翻譯讓我想到了當年上譯廠的譯製片,他們當時應該也面臨同樣的難題,如何翻譯台詞。

林奕:《無人生還》最早一版的演員,也是元老之一,我們的曹雷老師就是上譯廠(即上海電影譯製片廠)著名的配音演員兼導演,她在我們很早期的創作中就幫助我們確定了許多翻譯上的風格。我這裡可以舉幾個例子,比如我們在排演《無人生還》的時候,隆巴德去搜查屋子,布洛爾諷刺他:mind he doesn’t get you before you get him。直譯過來就是:“在你抓住他之前,小心別讓他抓住你”,中文講起來還是有點彆扭。於是曹雷老師取其意,將其換成更有意思的表達:“小心打虎不成,反入虎口”,既生動又準確。還有劇中布洛爾謊稱自己是百萬富翁並用假名的事情露餡了,這時他說了一句英國諺語 cat’s out of the bag,曹雷老師建議翻譯成“紙包不住火”,既在語言風格上相對應,中英文都是諺語,語意表達上又十分生動。

這種生動又考究的翻譯風格對我影響很深,在排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時,有一句台詞pick yourself up,字典里的翻譯是“振作起來”,但就當時的戲劇情景來說,作為人物的語言還不夠表意,後來我們反而使用了半直譯的方法,將它翻譯成了“收拾收拾你自己”,意為告訴對方:別讓自己那麼狼狽,那麼難堪。必須從風格和情景出發來表情達意,這可能是戲劇翻譯最重要的法則。

我們的劇本翻譯標準其實就是從過去上譯廠的翻譯體系中學習而來的。我們現在經常管自己的上級領導叫“頭兒”,這是一種上下級之間比較親密的說法,但這最早其實是上譯廠的老廠長陳敘一在為電視劇《加里森敢死隊》(1967年拍攝,1980年引進)做譯配時創造出來的一個詞。當時既要保證意思合理準確,還要考慮到劇中演員說英文原文“ward”時單音節捲舌的口型,最終琢磨出了這樣一個詞彙。在譯配克里斯蒂最著名的幾部電影時,上譯廠的翻譯也經常有神來之筆。比如1978版的《尼羅河上的慘案》波洛在回應鮑里斯小姐指責他偷聽時,反駁說:some voice carry,直譯的話可以是“有些聲音傳得遠”,但這顯然不夠生動,而英語的那句表達恰恰十分生動,而且詼諧。最終我們聽到的配音是波洛那句幽默的台詞“刮進耳朵里的”,這樣的翻譯實在是絕妙。曾經那些優秀的譯製片中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寶藏,可惜現在它經常只被稱為“譯制腔”,這並不公平。

南方周末:一般我們認為和“譯製片”相對應的,就是“字幕組”,現在年輕一輩的觀眾會覺得看電影,外國原聲加中文字幕,是一種可以比較原汁原味地欣賞電影的方法。譯製片翻譯和轉譯的過程,可能通過漢語表達,鎖住了另外一種“原汁原味”的東西。

林奕:我覺得譯製片是有翻譯精神的,那就是尊重原作,而恰恰是在你我彼此不同的背景下,在轉譯和重新詮釋的過程中,才最能體現出這種尊重。這種尊重也基於一種自信,首先是對作品本身,也是對自我創作的一種自信。

南方周末:近幾年國內懸疑題材影視劇很是火爆,比如“迷霧劇場”“唐探宇宙”等等,這種懸疑影視劇的熱潮對懸疑和推理題材的話劇會有怎樣的影響?

林奕:觀眾的觀賞體驗更豐富,對於作品的要求也就更高,諸如推理的嚴密性、最後反轉的刺激與合理性等等。這反過來也能看出克里斯蒂厲害的地方,她的作品過了這麼多年,竟然還能符合當下觀眾對於懸疑和推理的要求。

同時現在觀眾對於舞台的呈現、戲劇的節奏等方面的要求也會更高。比如《蛛網》在今年“復排”時,我們就會考慮到增加表演的密度、整個戲劇的節奏,以及喜劇場面的濃度。現在上演的時長和十年前一模一樣,但我們在裡面其實增加了很多內容,所以實際的表演節奏是加快了的,整個舞台也變得更熱鬧了。

南方周末:我看《蛛網》這部劇,想到的是希區柯克的電影《怪屍案》(又名《哈里的麻煩》,1955年),那也是一部圍繞一具屍體而展開的懸疑喜劇,不過和現在你們排演的《蛛網》相比,戲劇密度上確實差別很大。當然也不是說哪一種節奏和密度更好,只能說現在觀眾更傾向於快節奏和高密度的戲劇。

林奕:英式喜劇不乏這樣的題材,大學剛畢業時我參演過一部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製作的戲叫out of order,中文劇名叫《亂套了》,也是圍繞一具“屍體”所展開的英式喜劇。其實排《蛛網》這種懸疑喜劇最大的挑戰還在於,如何讓觀眾笑到前仰後合的同時,還要把和前後推理有關的細節和信息準確地傳遞出去。

南方周末:具體要怎麼做呢?能舉個例子說說嗎?

林奕:比如探長接到報警來到莊園時,我們強化了幾個“心裡有鬼”的劇中人物的任務和動作,也就是阻止探長發現暗室的秘密。他們表現出對探長所說的信息有極大的興趣,利用這個來吸引探長的注意力,不讓他往暗室的方向走。這樣既在舞台上形成了動作和反動作,營造了喜劇效果,又強化了探長所說的信息,引導觀眾推理。

其實這一切是克里斯蒂早就給我們設置好的,我們只是挖掘出了她規定好的情景本身,強調了角色的動作,把它們呈現出來,用現在觀眾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把信息傳遞給觀眾。克里斯蒂的劇本本身就是取之不盡的資源。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戰玉冰

責編 劉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