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她們”的文學與女性的成長

6月2日，《西方女性小說經典導讀》的兩位作者——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楊莉馨和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王葦，與南京大學教授黃葒、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呂洪靈一起來到先鋒書店五台山店，就女性文學與現實人生的關係、西方女性小說主題的發展演變、女性文學與女性的精神成長等議題，探討了文學與現實人生的密切關聯。以下為對談實錄整理稿。

對談現場

楊莉馨：各位書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興來到先鋒書店，參加由商務印書館和先鋒書店共同舉辦的“‘她們’的文學與女性的成長：《西方女性小說經典導讀》的新書分享會”。

如果從18世紀歐洲的啟蒙時代算起，西方婦女解放運動迄今已有兩百餘年，中國的婦女平權運動也走過了風風雨雨的百年歷程。從魯迅先生的“娜拉走後怎樣”之問，到女性如何在個人幸福與社會擔當之間抉擇的兩難與痛苦，再到女性對自我實現的求索與私密慾望的正視，以及女性在擁有了“自己的房間”之後又如何不一味地淺唱低吟，而是打開視野以擁抱整個世界等方面，中外女性思想者和文學家始終在探索如何踐行弗吉尼亞·伍爾夫所構想的“雙性同體”的兩性包容、溝通、理解與合作的理念，如何摒棄西蒙娜·德·波伏瓦所批判的“主體與他者”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以及反思所謂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社會建構本質，推進中國社會的兩性平等。在此過程中，西方眾多女性小說家不僅以自己卓越的才智和出色的文學書寫反思與批判着長期以來男權中心的歷史文化傳統，推進着社會的進步與文明的發展，亦為20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與文學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精神滋養。今天向大家推薦的這本小書是南師大外國語學院王葦博士和我本人在長期的女性文學教學與研究過程中的一些心得與體會的結晶，也請各位讀者批評。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能有機會和南京大學黃葒教授、南京師範大學呂洪靈教授進行交流。本次分享會的主題詞之一“‘她們’的文學”，得名於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伊萊恩·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的著作《她們自己的文學：從勃朗特到萊辛的英國女性小說家》。而該書又得名於英國女性文化研究先驅、意識流小說大師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名作《一間自己的房間》。《西方女性小說經典導讀》（以下簡稱《導讀》）覆蓋了從18世紀末到21世紀以來歐美眾多女性文學經典。黃葒教授長期從事法國文學研究，尤其是女性文學的翻譯與研究，自己也是一位出色的才女作家。我們首先請黃教授談談自己對女性文學的理解、女性文學的意義與特點、長期從事女性文學寫作與研究的心得體會。

《西方女性小說經典導讀》

黃葒：謝謝楊教授！我拿到這本書時非常欣喜，因為大家一直都在期待這樣的書，我自己也是老師，我在南大教學時也經常有女生說，老師你能不能給我們推薦一些適合女生閱讀的經典作品。就目前來看，這本書應該是我在國內看到的第一部以女性小說經典導讀的形式推出來的書。為什麼女性文學很重要，我覺得這個重要性不言自明，因為女性是半邊天，既然是半邊天，就一定也要有適合半邊天閱讀的文學。

就像埃萊娜·西蘇（hélène cixous）講的，女性必須寫自己，女性必須寫女性。為什麼女性必須寫女性？因為在漫長的歷史中，很長一段時間女性都沒有受教育權，那是一片“黑暗的大陸”，絕大多數的女性都沒有受教育的權利，都處在未被啟蒙的自然狀態，天真無知、沒有被啟蒙就意味着女性沒有進入社會、爭取自由和獨立的能力。所以我覺得女性文學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它呼籲女性一定要拿起筆去書寫，一定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僅讓女性，其實是應該讓所有人都能夠了解父權制社會女性的真實處境。剛才楊教授講到“成長”，成長就是受到啟蒙後認識了自我，成就了自我。成長就是終於成為自己想成為的自己。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這些經典小說的作家，她們其實都經歷了很多痛苦和摸索，艱難地成長，在家庭和社會的泥潭中奮力掙扎，在這種不懈的努力中，我們看到弗吉尼亞·伍爾夫成為弗吉尼亞·伍爾夫，杜拉斯成為杜拉斯，西蘇成為西蘇，阿特伍德成為阿特伍德。

所以，我覺得《導讀》這本書的好處，就在於一方面楊莉馨教授和王葦博士介紹剖析了經典作品本身，另一方面也很好地融入了作家自身的成長曆程、人生和創作軌跡。它談作品的源流、主題和風格，也談作家生活的歷史社會環境、她的覺醒。同時，我們也看到書中從19—20世紀上溯到18世紀，由緒論引出，然後向大家展現小說這個樣式如何從19世紀開始成為一種主流的文學體裁，展現這些作家如何走上文學之路，如何創造出這些經典作品，這些經典作品又如何在一代代女性文學家之間傳承。傳承很重要，比如剛剛楊教授說我們經常提到弗吉尼亞·伍爾夫，要知道伍爾夫對法國當代女作家的影響也非常大。關於伍爾夫，波伏瓦在《第二性》里談論了很多，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她的代表作《悠悠歲月》，法文原名是les années，翻成英文其實就是the years。我們一看這個標題，就能知道伍爾夫對她的影響有多麼重大，她們的創作理念和寫作手法也很接近，在某種程度上她們都認為對日常生活的碎片、對平凡歲月的記錄，其實跟官方的歷史敘事有着同等的重要性，這就是文學的魅力和抵達真實的力量。此外，伍爾夫的《歲月》在某種程度上也沉澱了她之前的所有作品，而埃爾諾的《悠悠歲月》同樣也沉澱了她之前的所有作品，是之前作品的融合和升華。所以我覺得這種文學傳承，在某種程度上跨越了國界，在某種程度上也跨越了階級。

唯一的遺憾是，這本書讀下來我感覺法國小說家太少了，獨立成章的只有一個杜拉斯，波伏瓦有談到，西蘇也有談到，但是沒有作為重點作家去談論。這也給了我啟示，我想今後我是不是可以寫一部法國女性小說導讀。我不是第一次跟楊教授合作，我們之前合作出版過一套“女性天才系列”，在這個系列裡楊教授寫的是維吉尼亞·伍爾夫，我寫的是瑪格麗特·杜拉斯，也有寫其他作家的，比如波伏瓦、桑塔格、阿特伍德……八個西方女性作家-思想家系列，同樣也是由國內八個女性學者撰寫。這套叢書的副標題是生命、思想與言詞：女性作為一種力量，不僅僅在文學，甚至在思想、在言說方面都可以給當下的社會一種新的啟示，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楊教授問我如何理解什麼是女性文學，我覺得只要是張揚了一種男女平等、女性獨立的向度的作品，都可以稱之為女性文學。

楊莉馨：謝謝黃教授！黃教授談到了自己對於女性文學的理解，談到了她所熟悉和深耕的法國文學，尤其是法國女性文學和英國女性文學之間的關聯，還回溯了西方女性文學發展的成就和它的源流，我覺得說得非常好。

其實中國也好，西方也好，女性文學的傳統都是很悠久的，只不過有很多作家與作品可能沉沒於歷史的地表之下，還沒有更多的人去深入挖掘，拂去它身上的塵土，梳理出傳統和脈絡。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剛才黃教授也說到，女性文學當中有很多關於女性生活的思考與積累，以及和現實生活的互動，能夠給我們提供很多啟發。黃教授還談到女性文學的概念。我想在座的很多聽友都有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可能很多人認為女性作家創作的作品就是女性文學，或者，有關女性的文學就是女性文學，是不是這樣呢？其實這兩者是不一樣的。黃教授對女性文學的理解我非常認同。女性作家創作的同時又能體現出兩性平等的意識，體現出一種自覺的女性思考和女性意識，這樣的作品可能才是更加準確意義上的女性文學。這樣的作品有很多，包括我們書里談到的，18世紀之後、19世紀以來的很多作品都滋養了我們，比如讀者熟悉的簡·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還有20世紀的很多作品，對我們而言，它們都是一種非常豐厚的精神滋養。

再次感謝黃教授！呂教授是南師大外國語學院的資深教授，雖然看起來非常年輕。呂教授長期從事英國文學研究，是國內從事伍爾夫研究、蘇格蘭文學研究的知名專家。我們也請呂教授談談自己對女性文學的理解、女性文學的意義與特點、長期從事女性文學寫作與研究的心得體會。

呂洪靈：各位讀者朋友好！非常榮幸能有這個機會和大家在先鋒書店做這本書的分享，當初楊莉馨教授和王葦博士跟我提出對談邀約時，我沒有多想就答應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和楊教授、王葦博士有着一種學術上的姐妹情誼，楊教授在我們南師大的文學院，我在外國語學院，但我們都從事外國文學研究，尤其我和楊教授還都對伍爾夫比較感興趣。當然楊教授在伍爾夫研究方面做得更加精深，這些年一直在伍爾夫研究方面投入很多，出版了很多關於伍爾夫的研究專著，以及相關伍爾夫文學文化現象的研究專著。不僅如此，我記得她在2002年就出版了學術專著《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研究》，這本書在當時促進我們了解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的發展，對於西方女性文學發展的見解非常有見地，讓我很受教。我們這本書的另一位作者王葦博士也是我的同事，我也非常高興今天能坐在她的旁邊，她是我們江蘇省外國文學學會秘書處的青年骨幹教師，平常都喊她“葦姑娘”，非常高興這位“葦姑娘”繼承了母親的衣缽，在女性文學研究方面嶄露頭角，在德拉布爾研究方面寫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文章。當她們把這本書遞給我時，我從書中看到了母女攜手、薪火相承的意味。書中有老到的分析，也有清新的觀點，帶給我很多關於西方女性文學的反思。

這些年我在蘇格蘭文學方面投入得比較多一些，但之前對女性文學的閱讀、對伍爾夫的閱讀，其實一直在影響着我自己現在做的一些研究，今天我就《導讀》來談一談我對西方女性小說的粗淺認識。楊教授和黃教授剛才都談到了女性文學、女性小說的含義是什麼，我們在外國文學的閱讀和研究中，越來越多地把女作家當作一個群體，關注她們表現出來的藝術力量，那麼女性寫作女性小說、女作家的寫作就是女性文學嗎？

這些可能是我們在閱讀和研究過程當中不斷會問自己的一個問題，我覺得，是也不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覺得女性文學是一個看似很簡單但又很難以界定的宏大概念。因為僅僅從性別範疇來說的話，它涉及的方面很多，像我們現在對性別的理解，對性別的可變性和流動性的認識都比以前要更加深入，甚至在美國性別的種類可能細分到100多種，我們對人的生理性別、心理性別、社會性別的差異的理解都在深入，這樣也給我們帶來了性別理解的困惑。但在理解女性文學時，我覺得未必要做這樣細緻的性別界定，否則我們無從談起女性文學。

作為一個普通讀者，我覺得可以從非常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女性文學，首先它的確就像兩位教授剛才提到的，是基於女性身份普遍概念理解基礎上的女性作家創作，而且我們也要關注到這些女性作家創作，她們的女性意識的表達，對女性生存的關注，乃至對人類整體上的關注。我們可以去觀察她們的寫作，去看她們的寫作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具有深刻的人文價值和獨特的藝術建構，這樣我們才可能會更多地欣賞到女性文學帶給我們的魅力。其實我們也知道，過去很多女作家想彰顯自己女性作家的身份還是不太容易的，尤其在18—19世紀小說剛剛興起的時候，那時候女作家很少，像勃朗特姐妹、奧斯丁，她們都不得不隱瞞自己的女性身份來出版自己的作品。

我們還記得艾米莉·勃朗特出版自己激情澎湃而又充滿詩意的小說《呼嘯山莊》時，就是以男性化的名字埃利斯·貝爾署名的，當時蘇格蘭有位女作家叫喬安娜·貝利，她一開始也匿名發表作品。對於她們來說，如果別人知道了她們的女性身份，反而會影響到作品的口碑。喬安娜·貝利就有這樣的經歷：當人們知道作品是她寫的，是女性作家寫的，他們覺得非常驚訝，覺得女性沒有能力、創作不出這樣的作品來。所以以前對女性文學的這種性別偏見還是非常明顯的。

現在，大環境相對要寬鬆很多，但很多女作家可能又不願意自己被狹義地定位成女作家，或者是女性作家也不願意接受女性主義作家這樣的稱呼，即便是伍爾夫本人，她也曾拒絕過女性主義作家這樣的稱號。只是我覺得在現在以男女性別作為一個人類存在身份的基本區分手段的環境下，我們把作家作為一個群體更容易分類，可能也能夠去探查到他們一些相似的地方或者共同的特徵。實際上我覺得對她們來說，她們在意的不是自己的性別，不是自己是女作家還是男作家，她們在意的是自己的作家身份，她們想讓讀者看到自己的文學才華和藝術品格。當然了，這也不妨礙很多女作家特彆強調自己的性別身份，以有意識的性別視角的書寫去挑戰傳統的男權寫作。

黃葒教授曾經對談過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埃爾諾，我讀過您的訪談，埃爾諾說她的寫作是為了她的身份和性別復仇，這裡的女性意識是很強的，但她同時也說到她寫作的意義在於“深入現實、女性顯示和歷史現實”。和埃爾諾這樣的女作家相似，很多女作家樂於將女性作為一個描寫的對象，也樂於把自己的經歷融入到小說創作當中。比如，《導讀》中普拉斯的《鐘形罩》，她在女主人公埃絲特身上嵌入了很多自己在陷於家庭事務為人妻為人母和天才的藝術家之間的掙扎。這些作家通過個人經歷深入到集體經歷的創作，她們談個人寫女性，談女性受到的性別統治，同時也會和社會階級、種族、民族意識這些層面聯繫在一起。所以，我認為即便女作家會特別突出自己對性別的關注，對女性書寫的在意，但同時她們也會注意到“大寫的人”，注意對人性的反映，注意到了多重主題的融合。

楊教授和王博士在《導讀》中很好地呈現了女作家的這份追求，讓我們清晰地看到性別視角是女作家寫作的一種視角，但並非她們的全部。她們作品中有不同主題的深刻纏繞，顯示出她們藝術創作的魅力。比如，《導讀》對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的介紹和解讀。這是第一部歐洲科幻小說，《導讀》也揭示出了這部小說中的反烏托邦精神。這部小說是一種現代普羅米修斯悲劇，它寫出了技術主義和人倫親情之間的矛盾，它也談愛情、談婚姻，還反映了“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樣一些基本的哲學問題。這些複雜深刻的主題蘊含於小說本身，在書中我們兩位學者把這些主題很好地展現給我們，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可取、非常難能可貴的。再舉書中另外一個例子——托妮·莫里森的《秀拉》，書中談到她的多重主題建構——黑人苦難的主題，以及對人生的理解、對人性幽暗的理解，還有深刻的姐妹情誼。兩位學者條分縷析，讓我們深入體會到女性寫作的豐富性、女性寫作主題的深刻性。

從她們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女性寫作的路越來越寬闊，更加具有國際化的特徵。她們提到肖瓦爾特在後期修正自己之前的一些觀點，談到現代女性作家的創作背景跨越國別、跨越文化的邊界，越來越呈現出國際化的特徵，確實是這樣。書中她們也談到德拉布爾的《紅王妃》，講到這部小說描繪了現代英國女性、古代韓國女性，她們在不同時代的旅行，這種跨越時光、跨越東西方文化的溝通之旅。對這些創作特點，《導讀》都做了很好的揭示，在女性寫作國際化、多樣化的過程中，女性寫作也不斷表現出繼承—顛覆—創新的活力。《導讀》還提及一個比較普遍也很值得反思的現象：很多女性作家，像勃朗特姐妹、簡、喬治·艾略特、凱特·肖邦，她們的作品可能剛剛出版時並沒有受到什麼關注，評價也不是很高，但經過時間和歲月的洗滌，經過批評話語不斷的發展、轉變，她們的創作逐漸被人們認識，並逐漸成為經典。其中女性主義的視角和各種理論批評的結合，像後殖民主義、生態批評、空間理論等種種理論的結合，也都拓展了我們看待她們創作的視野。

《導讀》反覆提到兩個女性主義評論家——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蘇珊·古芭（susan gubar）的《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還有肖瓦爾特的《她們自己的文學》，本書的兩位學者將她們評論性的話語運用到對文本的分析當中。比如在導讀《簡·愛》時，她們就講到吉爾伯特和古芭的女性主義解讀，讓我們如何看到簡·愛和閣樓上的瘋女人之間可能存在着共謀關係；然後又提到福柯的權力話語對於瘋癲的理解，讓我們更加深層次地理解共謀關係。有意識地運用批評話語，但又不過度使用理論，這讓《導讀》很具有可讀性。

不僅如此，《導讀》在談《簡·愛》時，還談到這部小說對後人創作的啟發，談到簡·里斯創作了以《簡·愛》中的安托瓦內特也就是羅徹斯特的前妻伯莎為主角，創作了《藻海無邊》，這又是另外一部女性文學經典作品。從中，我們還可以引出女性寫作的很多其他特點：女性寫作善於借鑒已有的經典，對經典文學進行質疑，對經典作品有一種互文性的表現，對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經典作品的繼承、借鑒和發展，女性作家之間互相的借鑒、改寫，她們之間的傳承、影響、評價，都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其中的伍爾夫、簡·奧斯丁、勃朗特姐妹，還有喬治·艾略特，她們被肖瓦爾特稱為女性主義文學中的四個巔峰性人物，而其中伍爾夫對這些前輩女性作家的評點就非常有意思。女性文學作家之間的繼承關係、互相學習借鑒發展的關係，在這本《導讀》中也體現得非常細緻。

楊莉馨：謝謝呂教授！呂教授分享了自己關於女性文學的理解，使我們獲益良多。她談到了女性文學的內涵和主題的豐富性，她例舉的她所研究的對象——蘇格蘭女作家以及其他很多女作家，她們作品中的女性意識非常突出、自覺和鮮明。這種情況在中國當代女作家群體中也很多，比如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女性文學寫作活躍時期，林白、陳染等作家的創作也有着鮮明的女性自覺意識。也還有另外一些作家，她們可能更願意被稱為作家，而不願意被稱為女性作家。我想可能的潛在原因是社會上或者說某些人可能會存在一種偏見，認為以女性文學稱呼或者界定，降低了她在藝術上的水準。所以這些女作家更願意以作家的身份來確認自己的文學地位。五四時代的丁玲曾經就很明確地說，我是賣文的，不是賣女字，我估計可能也是出於這樣的動機，她更願意別人認可她是一個嚴肅的作家。呂教授談到了女性文學的不同形態，黃教授也談到歷史上女性有一些匿名或用筆名的寫作，這些其實都是歷史上女性文學有可能遭受不平等待遇所存在的批評困境所致，我們希望以後有更好的文化環境。

呂教授談到女性文學的很多主題，如果熟悉中外女性文學創作，我們會發現很多主題是有相似性的，而這種相似性其實和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很多女作家特別是早期女作家，她們的創作中有很明顯的自傳或者傳記的因素，例如探討愛情的真諦是什麼，婚姻的本質是什麼，女性一旦進入愛情或者婚姻，是否和她走向公共社會空間來獲得社會身份之間存在矛盾，女性是否可以袒露自己的真實慾望，包括心理慾望和身體慾望，女性走向職場，如何獲得同樣的基於自身業績而不是基於性別身份的公正評價，等等等等，這些都是大家關注的社會問題，也是女性文學所表現的重要主題。

本次分享活動的主題詞之二，是“女性的成長”。自19世紀以來，很多西方女作家如大家熟悉的簡·奧斯丁、夏洛蒂·勃朗特、喬治·艾略特，以及20世紀的西爾維婭·普拉斯等，都專註於探索女性成長中的問題，比如如何實現男女兩性的人格平等與精神交流，愛情與婚姻的真諦是什麼，女性的愛情和婚姻與自我價值實現之間的關係，女性走向公共社會空間需要克服哪些困難，等等。這些也是當今中國女性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可以說女性文學記錄了數百年來女性的精神發展，並給與讀者以啟示與力量。本書作者之一王葦老師的博士論文就是圍繞當代英國著名的女作家瑪格麗特·德拉布爾的小說創作展開的，探討的是女性的精神成長主題。我們有請王老師以德拉布爾為例，談談德拉布爾的創作在哪些方面可以為當下的我們提供精神方面的啟發和參考。

王葦：各位聽眾好！關於“她們”的文學，三位教授已經進行了非常精到的分析和宏觀的概括，我就以自己的一點研究略做補充，希望大家批評指正。瑪格麗特·德拉布爾是英國當代著名作家，也是《佔有》的作者拜厄特（a.s.byatt）的妹妹。她於20世紀中期開始文學創作，非常幸運地因處女作《夏日鳥籠》一炮而紅，很快就進入了文學評論界以及批評家的視野。她的作品為什麼如此受讀者歡迎？半個多世紀以來，她創作了近20部小說，經常受到批評家的追捧和市場、文學獎項的青睞。我就結合她的寫作和觀念，與大家進行一些分享。個人認為她的小說創作非常具有特色，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她的性別化書寫。雖然在作者訪談和評論家的評價中，諸多作家都希望首先被視為一名作家，而不是一名女作家，這一點在德拉布爾身上也有同樣的體現。因為她早期師從利維斯，因為她的性別化寫作特徵，所以被肖瓦爾特等學者評論為典型的女性主義作家和現實主義作家，但作家本人在訪談中都希望不要給她貼上這樣的標籤。實際上，在她的寫作中，她是從一位女性作為作家的身份出發，進行了性別體驗的呈現，例如有關婚姻的問題。她的處女作就是因為她自劍橋畢業後便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一些作為一個人、作為女性的觀察，所以希望進行一些分享。過去，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外國，很多女性對私密的事情哪怕是跟女性同胞，更何況是跟男性絕對不願意分享的，比如你怎麼樣走進婚姻、怎麼樣等待着你的新郎來接你的那一天、怎麼樣分娩你的第一個孩子，這些很私密的體驗她都在小說中進行了分享，因此受到了一些不友好的評論，但是作家都很誠摯地把它們分享了出來。就是希望建立這樣一種“sisterhood”（姐妹情誼、婦女團體），希望女性可以認為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接受自己的身體變化，接受自己的心理變化，接受自己的身份變化。在《夏日鳥籠》以及她的第三部作品《磨礪：一個未婚母親的自述》中，她涉及了很多自己的個人經驗，如《夏日鳥籠》女主人公莎拉要回國當伴娘，陪伴她即將加入豪門的姐姐結婚成家，作家對她其間的心理都進行了詳細描寫。

其次是她的空間化寫作特徵。當下很多批評家將碎片化的雜糅空間進行了理論上的分析。在德拉布爾的寫作當中，因為她自己的學術背景與創作背景，小說中的許多人物跟作家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作家寫作就具有了很強的自我指涉性。她寫一個女大學生畢業了以後怎麼樣找到自己的房子，構建自己的獨立空間，怎麼樣挑選她的男朋友，怎麼樣撫養自己的孩子。《磨礪》的女主人公羅莎蒙德沒有結婚，但她在意外懷孕後希望有一個自己的孩子。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她甚至要躲避家人的追尋以免使家族聲譽蒙羞，還要在社會上塑造出她成功女博士、女教師的身份，所以塑造了很多獨特的物理與心理空間，包括她待產的產房、她自己帶孩子去醫院的等候室等，以及在其後來的寫作中出現的老年女性坎迪達，離異後獨居在一個小小的閣樓上，或者主婦每天在廚房、小花園裡的生活。這種具有性別化區隔的空間，在她的寫作中有很多呈現，包括有對花園、雕塑，帶有自然主義特色的詳細描寫，這種源自利維斯現實主義“偉大的傳統”的特色，這種對細節的娓娓道來，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非常生動的展示。

最後是她的社會化寫作。就像剛剛幾位老師談到的，女作家並不是要賣這個“女”字，她是一名作家，是一名嚴肅的文字工作者，她的寫作並不只應談女性問題，並非要完全以一種女性視角來展開，她也關注到了社會問題，因此才能成為一名成功的作家，成為一名為男女讀者都接受的作家。她的寫作呈現了很多社會問題，包括經濟蕭條、中年危機尤其是老齡化問題，她對老年人在生活當中怎麼樣接受自己不再是支柱與主流，不再那麼被需要，但是她需要自己、怎樣照顧自己，接受生活的變化，其中也反映了很多時代、觀念的變遷。20世紀中後期，英國社會進行了很多方面的變革，在教育、選舉、經濟增長、就業乃至社會結構等很多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問題也都在她的小說中有所體現，比如她的中期作品《冰期》以及《人到中年》等，都體現了她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所以我認為德拉布爾的小說，是女性的文學，同時也是人的文學——生命小說。

楊莉馨：謝謝王葦博士！她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當代英國女作家，因此她結合了作家的具體作品，從三個層面分析了作家的創作特色，非常有啟發。剛才黃葒教授提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文化研究史上，法國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女性在父權中心的歷史文化中屬於“第二性”、“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等，這些為我們所耳熟能詳的觀點或者表述，都來自波伏瓦。黃教授對波伏瓦，包括對瑪格麗特·杜拉斯——也是我們在座的很多書友、老師、同學都很喜歡的作家，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風靡一時的電影《情人》，很多人都看過，就來自杜拉斯的同名小說——都有精深的研究，我們請黃教授給我們談談對這兩位作家的理解和研究心得。

黃葒：在談波伏瓦和杜拉斯之前，我想先回溯一下，談談19世紀的喬治·桑。正如呂洪靈教授所言，由於早期社會對女性寫作的不認可，而且認為女性寫作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其實在19世紀的法國也是如此。這有深遠的歷史原因，從法語的語言中就可見一斑，法語單詞有陰陽性之分，比如法語中的職業表達就體現了深深的性別歧視，如作家écrivain，或者說作者auteur，就只有陽性名詞，沒有陰性名詞，教授professeur，醫生médecin，畫家paintre，主席président等都只有陽性名詞，沒有陰性形式，但隨着時代的進步，語言也在逐步去性別歧視化，這些詞也都開始有了陰性形式，比如作家écrivain，出現了écrivaine，作者auteur，現在也有auteure，就是在後面加一個元音字母e，讓它變成了陰性名詞。在某種程度上，女性不僅僅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還需要走出房間，和男人一樣走到社會中去。在漫長的歷史中，女性一直被關在自己的房間里，關在“家”里，她根本就沒有出去的機會，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伍爾夫在評論簡·奧斯丁的寫作時，說她就寫的永遠是閨閣生活，她也只能寫這樣充滿閨閣氣的關於男歡女愛的題材，但是她在這種小題材中也寫盡了人生的悲歡離合和高低貴賤。不管是《傲慢與偏見》，還是《理智與情感》，一直到現在，這些關鍵詞依然是我們面對社會、面對愛情時思考的重要維度。喬治·桑也一樣，她給自己取了一個男性化的筆名喬治，她像男人一樣給報紙寫專欄，把寫作當作職業，通過寫作取得自己的經濟獨立。在現實生活中，她有非常強烈的男女平等意識。比如她會穿褲子，以前女人穿褲子是一件離經叛道的事，她會騎馬，還抽水煙。從某種意義上說，女性爭取自由哪怕是着裝自由、思想自由、書寫自由，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而且這種權利需要去爭取，並不是一開始就賦予女性的。法國大革命期間，除了有《人權宣言》，其實也出過一個不那麼知名的《女權宣言》，作為女性應該跟男性有同等的權利，但這些權利都不是給予女性的，而需要女性自己去爭取才能獲得。我們一直以為法國是一個自由平等博愛、女性地位很高的社會，其實看歷史，法國女性1945年才擁有投票權和選舉權，1965年已婚婦女才可以不經丈夫同意從事職業工作。1967年法律才允許婦女避孕。一直到1975年法國憲法委員會批准《韋伊法案》，女性才有墮胎的權利。在那以前，墮胎是違法的，有女性被強姦而懷孕，居然都不能墮胎，這對女性受害者的身心傷害是極其巨大的，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1971年4月5日，在波伏瓦的組織下，343位法國女性聯名在《新觀察家》雜誌上發表了《我們的子宮屬於我們自己》即《343宣言》。她們在宣言中公開承認自己曾經墮胎，用宣告自己違法的方式挑戰保守的法律和道德。可能她們並不是真正墮過胎，但她們為了支持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不管是波伏姐妹，還是杜拉斯，當時很多法國知名女性都參與了簽名，以至於1975年終於順利通過了《韋伊法案》，使女性自由邁出了很大一步。

喬治·桑的寫作女性意識很強，但是在女性意識以外她也有田園，也有社會和政治主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女性一旦走出家門，她的天地會越來越寬廣。到了20世紀，像波伏瓦，可以說她是把自己作為方法的一個作家和思想家，她非常關注自己的成長，她有一部從18歲到24歲的日記——《青春手記》（1926—1930），這本書很快會在國內翻譯、出版。在日記中，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波伏瓦如何成為波伏瓦，她一直都很優秀，當時她有一個青梅竹馬的表哥雅克，當她自己面對可能的婚姻陷阱時，她就已經做出了思考。她說她想要的東西對雅克來說毫無用處，但她不能為了他而犧牲這些，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她女性意識的萌芽、覺醒，最終她選擇了薩特。她的整個心路歷程，其實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的成長曆程。這也是為什麼波伏瓦的養女會說並不是波伏瓦選擇了薩特而成為波伏瓦，而是因為波伏瓦成了波伏瓦，所以她選擇了薩特。20世紀法國作家中，在波伏瓦之前還有一個重要的女作家，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個作家，就是科萊特。她一開始是鄉下姑娘，後來隨着丈夫去了巴黎。她丈夫是記者，也是一個音樂評論家、小說家。他覺得科萊特挺能寫東西，就利用了妻子的寫作，讓妻子把小時候的經歷寫一寫，科萊特就寫了“克羅蒂娜”系列。科萊特於是就成為她丈夫寫作的捉刀手，“代筆”，書出版時也只以她丈夫的名字“維利”署名，直到離婚以後，她才用自己的姓氏科萊特作為筆名去發表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克羅蒂娜”系列，其實也是科萊特的成長曆程，國內也有譯本，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讀一讀，前三部分別是《克羅蒂娜在學校》《克羅蒂娜在巴黎》《克羅蒂娜在婚後》，之後就是《克羅蒂娜走了》，就跟娜拉出走一樣，是女性覺醒，用這種決絕的出走的姿態奔向她的自由，奔向她的獨立。跟很多作家一樣，她的作品其實就是她人生的寫照，她離開她丈夫以後，投身歌舞場的表演，她曾經在紅磨坊表演，一度成為社會醜聞。她的戀愛風花雪月的故事也特別多，備受爭議，但最後她成為龔古爾文學獎的評委，之後又成為主席。1954年她去世時，因為她離過婚，行為大膽、出格，教會拒絕給她舉辦宗教葬禮，但法國給她舉行了國葬，而且是第一次為女性舉行國葬。她的整個人生其實就是一個逆襲的人生，一個奔向自由，成為她自己、成就她自己的歷程。波伏瓦、杜拉斯也都一樣，她們在一段時間內都是備受爭議的女人，但最後她們都成了經典的傳世作家，我覺得這就是“成為”的意義。

楊莉馨：謝謝黃教授！剛才黃教授舉了她所熟悉和深耕的幾位法國女作家的例子，來談如何成為一個優秀的女人，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非常精彩。在百年以來的中國婦女運動發展史，婦女爭取平權史和女性文學-文化研究史上，還有一個繞不開的著名的名字，就是剛才我們不斷提到的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她的兩次劍橋演講後來被整理成一個著名的小冊子，即《一間自己的房間》。在書中，她說一個女人如果要成為作家，必須要有一年500鎊，還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這個表述被後人引申為女性要成為一個作家，必須首先要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同時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立的精神空間。這個觀點啟發了一代代女性追尋經濟獨立、思想與人格獨立。黃教授也談到，伍爾夫同時又說過，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固然很好，但如果被關在這個房間里而足不出戶，其實可能更糟。所以也希望女性能夠擁有豐富的社會閱歷和開闊的文化視野。伍爾夫所提到的“雙性同體”則是指兩性之間不是對立的，不是對抗的，而是彼此尊重、包容、和諧、合作的，這為我們看待兩性關係問題提供了啟發。作為研究伍爾夫的專家，我們也請呂教授談一談。

呂洪靈：伍爾夫提倡普通讀者的姿態，我作為一個普通讀者離她要求的境界還要再有一些差距，我就講一點自己的零星感受。我們都知道伍爾夫在西方女性文學、女性文學批評方面都建立起了一個非常經典的地位，但實際上她的這種形象和地位也受到很多爭議。記得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中寫過一句台詞，他說瘋子、情人和詩人都是幻想的產兒，我想伍爾夫也是這樣一位幻想的產兒。伍爾夫是誰？在人們的評論或者講述中，會有人不屑一顧地說她是一個女怪人、布魯姆斯伯里瘋婦、女同性戀者、瘋子。還有人不滿她激進的女性主義思想，甚至把她的名字（woolf）戲謔地影射為一匹狼（wolf），也有人寫過《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標題就暗諷了伍爾夫的女性主義地位。伍爾夫同時也被奉為女性主義先驅、新散文首創者、意識流小說大師。人們說如果要列出一位可以比肩莎士比亞的、可以與其同時出現的經典女作家，必然是伍爾夫。就連批評女性主義批評的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也將伍爾夫當作與佩特和尼采一樣的天啟式的審美家。伍爾夫總是以這樣一種充滿矛盾、引起爭議的形象存在於我們的印象中，我想對於這些，伍爾夫本人也會笑納的，為什麼呢？伍爾夫創作了很多作品，她一向喜歡在日記中說：我是20個人，我有這麼多的自己。

在文學創作中，她就以自己的這種方式去對多樣的自我進行另一種表達或者提升。伍爾夫寫有約30部長短篇小說、4卷文論集、近4000封書信，還有30卷日記，無論哪一種文類的創作，她都專心致志，她似乎帶着一種狂熱去創作，以非常執着的創新精神去追求主題和風格的多樣化。她平時經常受到精神折磨，備受精神失常的困擾，但我覺得對於她來說，這種煩惱有時卻是文學靈感的來源，不斷促進她去抓住她所主張描寫的人生瞬間。在20世紀初那個所謂暴力橫行、宣揚理性的年代，弗吉尼亞·伍爾夫提醒我們情感的重要性、感覺的重要性，她率先進入了意識流小說寫作的先河，深入到人物的內心。我想大家也都記得《牆上的斑點》這部小作品，其敘述者看到牆上有個斑點，由這個斑點產生了一系列的聯想，想到莎士比亞，想到古物收藏者，想到很多很多……最後才發現那是一隻小蝸牛。這樣的一種意識流動，在她後來的長篇小說《到燈塔去》《達洛維夫人》以及《海浪》中，都得到了更加完美的表現。她銳意創新，後來又創作了隨筆式小說《歲月》、新傳記小說《奧蘭多》，還有用小狗的視角來寫勃朗寧夫人愛情的傳記作品《弗雷希》，還有《羅傑·弗萊傳》等，作品風格都很不一樣。她在最後一部作品《幕間》中，試圖融合之前各種文學實驗和手法，再達到一個新的創作境界。所以伍爾夫一直處於不斷求新、不斷深入描寫人、描寫女性的過程中。

她關於女性、關於女性寫作的思想在她的散文中得到了更為集中的體現，有人統計，可能她40%左右的散文都是關於女作家、女性寫作的評論，比如她在《一間自己的房間》《婦女和小說》《三個基尼》中，提出了一些我們非常熟悉的概念——“殺死房間里的天使”“女性的句子”“雙性同體”等，這些概念不斷被提及，影響了一大批作家和評論家。可以說，我們現在女性寫作方面的爭議或者理論都是以她的觀點為基礎而展開的。但她在講到這些概念時，觀點也具有矛盾性。我們都知道她是如何提出“雙性同體”概念的：敘述者在街頭看到一對青年男女走進出租車，覺得那是一個非常和諧的畫面，由此她層層推進，認為如果作家具有雙性同體的狀態，在他們的頭腦中兩性力量能夠共同和諧生活、在精神上合作，就是非常理想的狀態，有可能創作出偉大的作品，因此，“如果以任何有意識的、以女人的身份來說，就是毀滅性的”。“雙性同體”這個觀點，她是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提出的，但如果仔細閱讀的話，在這個觀點之前的幾節中，又會看到她提出過“女性的句子”：女作家要“像一個女人那樣寫作”，女作家要有自己的表達方式，要用適合女性寫作的句子，女性成為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所以“女性的句子”和“雙性同體”之間，存在着顯見的矛盾：一方面她借“女性的句子”來強調女性意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雙性同體”當中，她似乎又借這個概念來反對女性意識的過度張揚。我想這也是她寫作和思想本身的一個特點，無論是“雙性同體”還是“女性的句子”，她把矛盾的觀點呈現給我們，讓我們去思考，優秀的作品、優秀的思想總會讓人再進一步去深思。事實也是這樣，基於她提出的概念，後來的女性文學評論家，對“雙性同體”、對伍爾夫的認識也有不同的看法。肖瓦爾特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中寫過《弗吉尼亞·伍爾夫與逃進雙性同體》一章，在她的解讀中，一反我們對伍爾夫的認知，認為“雙性同體”並沒有表現伍爾夫的女性主義立場，反而是伍爾夫逃避現實、壓抑憤怒，趨於討好男性的一種手段。她認為在“雙性同體”概念中，有一些表述更多是受到男權思想的影響。這種現象也讓我們看到伍爾夫的思想充滿着對話性和可探討性。剛才老師們反覆談到，伍爾夫提出女性要有一間自己的屋，要一年有500英鎊，強調了女性的經濟獨立，強調女性要有自由的空間，這對於女性研究是非常有討論意義的。隨着批評話語的轉變，隨着社會意識的不斷深入發展，大家也都在思考，這間屋會是怎麼樣的一間屋，是一個孤立的空間，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空間，是一個壓抑女作家的、甚至像肖瓦爾特說的是一種女作家的墳墓，抑或是可以更多產生伍爾夫所假想的莎士比亞妹妹的搖籃。她的這些觀點，無論“自己的一間屋”還是“雙性同體”，都給我們帶來關於女性、關於女性寫作更深層次、更複雜的探討。

肖瓦爾特說伍爾夫是為了壓抑憤怒，趨於討好男性，其實，憤怒、情感也是伍爾夫在女性寫作思想中思考的一個深入基點，情感是她女性寫作的一個重要基點。她為何欣賞奧斯丁？奧斯丁有以小見大的本事，她講到奧斯丁似乎在描寫很小的東西，但卻能讓我們感覺到其背後深層的意蘊，也就是說奧斯丁能將個人的情感轉化成創作的動力。在伍爾夫的解讀中，她認為奧斯丁克服了憤怒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因為憤怒不是有益於女性創作的情感。也許由於社會意識形態等原因，女性作家的創作不可避免地與個人的情感產生關聯，但在伍爾夫看來，憤怒如果充斥了作品，可能就會影響作品的藝術性，甚至會葬送藝術家的生命。在解讀夏洛特《簡·愛》時，她發現了憤怒的這種品質，不客氣地說：“在本該平靜地寫的時候，她卻在盛怒中寫作，她除了受壓制、被挫敗，英年早逝，又能如何？”伍爾夫一貫主張文學不是你所看到的形式，而是你感受到的情感，這一點我是非常認同的。再如她講《呼嘯山莊》，她欣賞艾米莉·勃朗特，認為她小說表現的不僅僅是我愛、我恨，而是整個人類，反映了人性種種表面下潛伏的力量。我想這種能有效管理憤怒的力量，也是女性小說成為經典的一種力量。伍爾夫還就此提出過“中和”（integrity）概念，認為作家必須保持中和的態度，中和是決定作品能否獲得永恒生命力的一種品質，它的核心在於真實。伍爾夫對物質主義真實、對精神主義真實有很多論述，而“中和”也是圍繞“真實”而展開的。它來自對真實的信念、對真實的良好感知，這樣就可以更好地去處理諸如憤怒這樣一些個人色彩濃烈的情感，使創作獲得真實性，獲得真實的力量和永久的生命力，這在某種程度上和她的“雙性同體”思想是一致的。伍爾夫對情感於女性寫作的理解，我想對當今看似擁有更多寫作空間的女性寫作來說，還是很有實際意義的。

伍爾夫在女性主義、女性寫作的層面佔據了經典的位置，她自己的形象、文化意義被後人不斷解讀、不斷重構，與其他作家尤其是後輩作家的作品創作形成了互文關係。伍爾夫提倡通過母親來回顧，在某種意義上說，她也已經成為現代女性寫作的母親式的存在。比如現在很多英美作家在創作中會用到伍爾夫的姓名、伍爾夫的形象、伍爾夫的思想，無論是贊同還是否定，伍爾夫的內涵已經存在於其他作家的創作中。像拜厄特就把伍爾夫當作一位“有用的文化標誌者”，她在好幾部小說中都直接或間接地運用伍爾夫的思想和形象，尤其是用她來表現婦女的心理體驗。我們更加熟悉的是邁克爾·坎寧安，他在小說《時時刻刻》——多年前被拍成電影，由羅伯茨出演伍爾夫——中借用伍爾夫的形象，借用了伍爾夫《達洛維夫人》和其角色克拉麗莎，在小說當中創造了三個女性形象來思考現代女性的生存焦慮和身份追尋。伍爾夫不斷出現在這類作品中，華裔作家湯婷婷在《唐人》中有一個人物變性情節，也是受伍爾夫《奧蘭多》的影響，有“雙性同體”思想的反映。還有一位作家也值得一提——珍妮特·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她寫過一部個性張揚的小說《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之後創作了《守望燈塔》，也是利用伍爾夫的《到燈塔去》作為她的前文本。珍妮特·溫特森還自稱是伍爾夫真正的繼承者。伍爾夫不斷出現在這些作家的創作中，她的影響是國際性的，在英美、在法國、在其他國家都存在，國內女作家包括男作家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她的影響。比如創作過《古韻》的民國女作家凌叔華，她和伍爾夫曾直接通信，在其小說創作中也多少受到一些影響。當代作家陳染、趙玫，她們的創作中也可以尋見伍爾夫的身影，在陳染的《私人生活》中，“牆上的斑點”就化成了墨跡，寫作《我們家族的女人》的趙玫也曾不時提到《到燈塔去》《海浪》。伍爾夫對東西方女性寫作存在深刻而廣泛的影響。作為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作家之一，伍爾夫的文學創作和思想帶給我們的感受，也許可以用龐德對經典的感受來代言：某些作品如果成為寶藏、成為基礎，一旦閱讀就會使你終身受益。我覺得伍爾夫就是這樣的保障和基礎。如果說伍爾夫是幻想的產兒，是一個瘋子，她更是一個具有狂人氣質的思想家和藝術家。

楊莉馨：謝謝呂教授！呂教授的發言信息量非常大，談到了伍爾夫的創作成就、《一間自己的房間》中的觀點，包括“雙性同體”表述內在的矛盾性或開放性，以及伍爾夫對世界各國作家包括中國作家創作方面的影響等，給我們很多收穫。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請王老師再談一談。瑪格麗特·德拉布爾被稱為特別擅長書寫“母愛”的作家。在她的筆下，“母愛”不像人們常常理解的那樣，是女性事業發展的阻礙，即一個母親為了孩子作出自我犧牲，而是寫到了母性使年輕女性有了更加豐富的人生體驗，更多地理解了生命的真諦，並在母子、母女親情中變得更加成熟，脫胎換骨，成為堅強與美好的自我。母性的力量成為支持女性更好地實現自我、在事業發展上走上新台階的重要支撐。王老師作為一位新手媽媽，她的個人生活體驗有可能讓她對自己的研究對象、對文學中的母性與母愛主題有更深切的理解，請就此談一談自己的感受。

王葦：謝謝楊老師！如前所述，德拉布爾是一位具有非常鮮明的自我指涉性的作家，她的寫作娓娓道來，作品非常細膩，具有很強的可讀性，是女性情感和思想的真實流露。批評家肖爾瓦特根據她一開始的創作評價她是“婦女小說家”，但實際上她的創作生涯非常長，她的寫作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如她的第三部小說《磨礪》（the millstone）寫到一位女博士生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如何從自己的孩子身上獲得精神上的慰藉，支撐她完成了厚重的博士論文，獲得了一份體面的教職，從而開始了充滿希望而嶄新的生活篇章。德拉布爾在其中談到了母性的力量，它並不是一種阻礙，反而促使女性成長為一個具有深度、厚度的人，表現了一種母性的精神力量。她的第四部小說《金色的耶路撒冷》也提到了一對重要的母女關係，小說主人公克拉拉·毛姆是約克鎮的一個小姑娘，她的母親來自清教家庭，因為自幼喪父，家庭艱辛，她從小就覺得母親是一個非常刻薄、非常冷淡，對她非常嚴厲的形象，她少女時期的夢想一直就是逃離家鄉、逃離母親，到倫敦去尋找她心目中的聖城——耶路撒冷；而她也確實因為成績優異獲得的政府獎學金實現了這一追求。在小說最後，因為母親病重，感情受挫的她被迫回鄉照顧母親，在信件中發現母親曾經也像她一樣意氣風發、年輕貌美，充滿理想，還會創作，只是當時的社會現實沒有給母親走進社會實現抱負的機會。她在家庭生活中壓抑了很多年，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窘迫使她逐漸成了一個陰沉的形象。最後，克拉拉獲得了跟母親的和解，她也獲得了跟自己的和解。這是德拉布爾早期創作的小說，當時她也是一個年輕的姑娘，所以有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

當她成為一位資深作家時，她在晚年創作的小說《七姐妹》（中譯《空床日記》）中塑造了一個母親形象、年長的女主人公。通過碎片化的日記和旅行，離異後獨居的坎迪達梳理了自己怎樣一步一步地被迫退出了家庭——她的丈夫另有所愛，她的孩子已經成年，獲得了自己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小家，她只能跟她的同齡女伴們進行交流，獲得社交。逐漸地，在“朝聖”旅行和女伴們的鼓勵下，她鼓起勇氣跟女兒重新獲得了聯繫和親情的溝通。作為一位母親，她跟女兒之間取得了一種和解。此時作家參考的是母親的形象，在這個過程中也體現出作家自己在文學和思想上的成長。很重要的是她獲得了跟家庭、跟自己、跟生活的和解。所以，女作家寫作中的女性形象，也可能隨着作家自己身份的變化和心理狀態的變化而獲得一種成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