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他們拼盡所有,只為換得普通的劇本

在今天,我們還可以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嗎?

自2013年起,教育社會學學者、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謝愛磊對中國四所精英大學的近2000名學生開展追蹤研究,深度訪談一百餘名學生,出版《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與象牙塔》一書,客觀呈現農村與小鎮學生在精英大學的身心適應情況,以及學業表現、社會適應、就業出路等。

在作者看來,“改造自己”是一項宏大而痛苦的人生工程。農村和小鎮青年的社會流動,不僅意味着人生坐標的幾何移動,更意味着生存心態的艱難調適。融入新的文化世界,是一次“忘卻過去的自我的再教育” 。

萌新進入文化新世界

謝愛磊初次見到吳悅,是在上海一所大學的自習室里。

“她略顯拘謹,說自己不善言談。但當對話漸入佳境,她又變得很開心,對自己能夠進入全國一流大學倍感驕傲。我試探着問她,會不會‘經濟上有些緊張’,她回答說‘不會!’因為除了大學提供的各類獎助學金外,還有其他錢。她出生的廣東省西部,宗親觀念濃厚,當初考上名校,家鄉那邊給了數萬元獎勵。這些錢讓她不用打工掙錢,出去消費都沒有什麼問題。”

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樣,在訪談工作開始前,謝愛磊會假設像吳悅這樣的農村與小鎮學生在經濟上會面臨較大壓力。但在完成一百餘位相似背景學生的訪談後,他才發現,他們的故事和自己預想的不太一樣。“例如,在和我交談時,吳悅說自己主要的問題並非經濟問題,而是存在於社交方面。”

他們之間最近的一次交談,已經是吳悅畢業後。當時,她已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入職一年多,後來因為不太喜歡公司的文化又跳槽到另一家。這一次,吳悅已經更加健談,但仍然告訴謝愛磊,自己“不善社交”,與同事相處或聚會,總有難以名狀的隔膜,融入有點困難,還問他,“研究的對象是不是都有這種情況?”

吳悅是謝愛磊在漫長的追蹤研究中碰到的許多農村和小鎮青年中的一個。

自2013年開始,謝愛磊在上海、廣州、武漢和南京的四所“雙一流”高校選擇了近2000名學生開展追蹤研究。這些學生中有近28%來自農村和小鎮。他們憑藉優異的成績進入精英大學,大多數逐漸適應了大學的學習和生活,最終在城市找到一席之地,並成就自身的勵志故事。

不過,正如吳悅的故事所隱約透露的,勵志故事並非這些農村和小鎮青年在精英大學成長的全貌。初入大學時,他們大多因家庭出身以及社交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出現適應受阻的情況,情緒上亦有不同程度的煎熬。

他們並非像眾多新聞報道中經常提及的那樣——他們所遇挑戰的全部是艱難的經濟條件和擺不平的學業。儘管常常有經濟方面的不安全感,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往往擁有較為穩定的經濟來源。另外,儘管面臨諸多學業和生活方面的挑戰,這些農村和小鎮青年也大體依然能夠保持和城市籍學生相當的學業水準。

時常讓他們覺得有些難以招架的是在大學的“社會適應”。在接受謝愛磊訪談的數年間,周深反覆提及自己社交能力一般,“和人合作不來”“朋友圈很小”,覺得自己的大學生活“不完整”。

在調查的近2000名學生中,周深算是研究中的典型個案。這些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學生,大一參加各類型學生組織的比例和大二成為學生幹部的比例都明顯低於城市籍學生;在學生會等半官方學生組織的參與方面,則低於城市籍學生14個百分點。這些都意味着他們與城市籍學生所經歷的大學可能始終是兩種意義上的世界。

改造自己是一項宏大工程

文化和社會資源是影響個人社會流動的重要原因,在攀登社會階梯之時,作用尤為巨大。

正如勞倫·a. 里韋拉在她榮獲美國社會學會馬克斯·韋伯獎的《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精英的自我複製》一書中指出,在篩選候選人、作出錄取新員工的決定時,一流的投資銀行、管理諮詢公司和律師事務所對學業的要求並不高。他們的招聘人員(精英階層的守門人)更加看重的是文化符號——頂尖學府的文憑、精英式課外活動參與以及自身偏愛的互動風格。

在中國的精英大學,課外活動的主要形式是各類學生組織和社團。但在謝愛磊的訪談中,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學生在談及參與學生會、團委或者社團聯合會等半官方類型的學生組織時,往往都會提到自己不輕易報名,因為他們覺得“沒有能力勝任相關的工作”,或者“沒有城市的同學那麼自信”。

“改造自己”顯然是一項更為全面和宏大的人生工程。

“2014 年,在武漢一所名校學習的吳超接受訪談時告訴我,學業之外,休閑、娛樂、交往以及在城市場景中能夠大方得體,都是這項工程不可或缺的環節。他的同學李哲也告訴我,讓她覺得開始變成城市這個陌生世界一員的儀式,是她試着去逛公園、旅遊,試着欣賞這個新世界。而這些都不是自己曾經生活的‘舊世界’的常態。在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看來,這些儀式宣告進入了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新世界。”

問題在於,並非所有人都能像吳超和李哲那樣相對順利地融入新的環境。由於不知如何經營自己的大學課餘生活,上海某大學的李一同學在接受訪談時說他時常覺得自己的大學生活有所欠缺,“我只好安心地做個學霸了!”

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一書中所勾勒的奮鬥故事令幾代人心醉神迷。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罕見的社會變動和流動大潮中,主人公孫少平物質生活貧乏,卻儘可能汲取精神上的養料。如今,社會流動的故事則是另一番圖景。

“那些處在社會流動進程中、尋求離開原來社會群體的人最終可能發現,自己既難再擁抱過去的群體,又很難和它說再見。為了解決內心衝突,他們只好刻意在心理上與精英群體保持距離,最終的結果可能只能是‘既不能擁抱過去,又不能擁抱現在’。”

“農村和小鎮青年的社會流動經歷告訴我們,應當重新審視個體的社會流動體驗——它還包含了更為豐富的主觀的非經濟的情感維度。只從經濟維度描述社會流動故事則有可能使社會流動本身的意義狹隘化。關注成為精英大學天之驕子的農村和小鎮青年,只看人生坐標的幾何移動還不夠,亦要關注他們在社會流動征程中的心理和感情。”謝愛磊說。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陳曦

(出版社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