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凡
香港青年導演卓亦謙去年拍竣的《年少日記》上周末正式登陸內地院線。在此之前，該片曾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提名多個獎項，並一舉摘下第60屆金馬影展最佳新導演。作為近些年香港四字電影一波流（去年，香港出了一批片名是四個字的文藝片，被影迷稱為“香港四字電影”）的延宕，該片也承襲了此類文藝電影的一貫氣質：在生活流氣息的包裹之下，或深入底層苦痛，或劍指社會議題。在內地院線正式亮相後，本片豆瓣評分一路走高，達到8.6的罕見高分。但細看評論區就會發現一個問題，打高分的觀眾留言通常是“哭了半場”“影廳里啜泣聲不斷”“鄰座一直在哭”等。這不禁讓人產生疑問，難道是否好哭，竟然成了左右一部電影評分的關鍵指標嗎？
不得不承認，本片確實“好哭”。童年鄭有傑在家庭內部需要面對的巨大心理壓力讓人喘不過氣，結合小演員黃梓樂自然流暢又清純可愛的表演，讓影片生髮出一種美好事物被摧毀的濃烈創痛感，而這正是一部悲劇應該具有的力量。
然而，“哭”只是觀眾接收影片信息之後給出的諸多情感反饋中的一種，無論如何不應該作為評價一部電影藝術水準高下的依據。更有甚者直接喊出“太好哭了，香港電影不死！”之類的豪言壯語，實在是沒有必要。
那麼本片品質究竟如何，到底值不值那麼高的分數呢？我給出的答案是，電影整體製作在水準之上，但8.6的評分過譽了。影片採用雙線敘事結構，一條線講述的是中學教師鄭先生偶然在校園裡發現了一封無主遺書，旋即展開調查，力圖避免悲劇發生。另一條線追隨着一本少年日記，逐漸挖出鄭先生深埋於心底的一段不願觸及的過往。
童年鄭有傑家境優渥，但品學兼優的弟弟卻拿走了父母全部的愛與期望。有傑本無意嫉妒，怎奈暴躁的父親非要“拉一個踩一個”，生生把他的親弟弟打造成“別人家的孩子”。面對動輒拳腳相加的父親，以及不願也不敢給予他任何安撫的母親，有傑不得不獨自掙扎在漫長的童年歲月里，唯有向日記本傾吐自己稚嫩卻無處安放的焦慮。
片中兩條敘事線涇渭分明，各有焦點，推進也算流暢。過往線揭示出當下普遍存在的少年心理問題，以及當事者的境遇；現實線則聚焦於已為人師的鄭先生為解決問題所做出的努力。過往線所佔戲份更重，是本片的催淚擔當。它真實地還原出一對不懂教育卻又嚴厲傲慢的精英父母是如何把孩子毀掉的全過程。弟弟的出色非但沒能抵消父親對有傑的嚴厲，反而讓他在家中的地位更加尷尬。
其實，正視孩子的普通，本該是父母必須具備的心理素質，但現實的弔詭之處在於，無論父母自己是否優秀，他們都拒絕接受孩子的平庸。綿延千年的東亞傳統倫理觀，天然賦予父母一種統治者的正當地位。他們或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孩子的獨立人格，進而粗暴地將他們視為自己的一部分。本片對這一錯誤認知做出了激烈的批判，是相當可貴的反省，也是經歷過成長的新生代青年，面對僵化的代際關係給出的最嚴厲的控訴。他們彷彿通過電影齊聲高呼：“我們是最後的一代！”
給出高分的年輕觀眾，大概或多或少都經歷過類似於有傑的遭遇，繼而被喚起深深的共情。然而從評論電影的角度，我們也必須看到影片在完成上述表達時輸出的一系列刻板印象。多年以來，香港電影深受類型化表達的束縛，對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往往導致塑造人物時的高度臉譜化。比如，片中的父親形象，扮演者鄭中基本就擅長出演誇張喜劇，喜怒哀樂全寫在臉上，動不動就窮凶極惡地摔摔打打。如此一來，彷彿釀成有傑悲劇的責任全部集於父親一身，但事實遠不是如此。母親的冷漠、弟弟的優越感，以及老師和學校的忽視，都是導致有傑走向絕境的推手，影片在這一層的表述上若隱若現，令人遺憾地削弱了整體思考的深度。
片中現實線相對篇幅較小，但也同樣存在類似問題。鄭先生在學校里力排眾議，苦苦尋訪遺書主人的下落，但其做出的行動卻頗為呆板。在和拒絕道歉的男同學溝通時，他無意間發現了霸凌問題，這似乎又扯出一層新的主題，分散了敘事焦點。在試圖打開抑鬱女同學的心扉時，又整出“跑到山頂大聲喊”這一無比老套的招數，顯得黔驢技窮。好在影片結尾終於為通篇流於表面的套路表達挽尊。遺書主人最終沒有找到，一方面揭示出未成年人心理問題的高度普遍性，即人人皆有可能；另一方面，也象徵著解決這一問題的長久性和複雜性，為影片增添了餘韻和迴響。
本片最值得稱道的當然是片中所使用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敘事詭計。行進到中段時的視角陡轉，不僅沒有侵害到觀眾的代入願望，反而在錯愕中進一步強化了雞娃家庭里孩子的無所適從。不管是平庸的那個，還是優秀的那個，都無人能夠倖免。這一神來之筆，大大提升了影片的質感和思辨深度，遠比是否好哭要高級得多。
可以說，《年少日記》的高口碑繼續推動着香港電影的轉型，由類型化、工業化，逐漸轉向作者化的深度挖掘。是否好哭只是電影的皮相，而深入社會肌理，勇於挑戰當下議題，才是青年電影人實實在在的努力方向，也是電影真正的價值所在。從這一點上來說，香港電影作為一個區域化定義，或許真的已經完成了涅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