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李雨心
蔣能傑（右）在拍攝《村小的孩子》
低矮老舊的泥磚屋，曲折蜿蜒的鄉間小路，在微風中泛起波浪的稻田……說起農村，你腦海中會浮現出什麼？
這是一片廣袤而粗糲的土地，是充滿着泥土氣息的田野鄉村，也是紀錄片導演蔣能傑的出生之地。在這片土地上，曾傳來留守兒童低聲的啜泣，有塵肺病人隱忍的咳嗽聲，外出務工農民的無奈嘆息……而這些聲音，都被蔣能傑一一收錄在鏡頭中，呈現在或大或小的屏幕上。
從2008年拿起攝像機開始，蔣能傑便數年如一日地行走在鄉野和城市之間，將鏡頭對準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於是，在草木沙礫的鄉村裡，和被拍攝者的講述中，他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期。
就在五四青年節前夕，封面新聞記者撥通了蔣能傑的電話，彼時他正結束了一場拍攝，在忙碌的間隙中抽出了時間接受採訪。當他帶着些微湖南腔的聲音從手機中傳出時，他談起了童年時與父母的分別，拍攝時見過的留守兒童的眼淚，無法割捨的鄉土情結，和創作時始終要面對的經濟壓力。
童年，故鄉
“你長大想幹什麼？”
“像爸爸媽媽一樣，去打工。”
這是一雙清澈又懵懂的雙眼，帶着對外面世界的無盡好奇，與稚嫩而青澀的臉龐一同，出現在蔣能傑的鏡頭中。這是紀錄片《村小的孩子》中的畫面，記錄了曾經生活在湖南大山深處的3個留守兒童家庭的故事，也是蔣能傑所歷經的童年。
上世紀80年代，蔣能傑出生於湖南新寧的一座村落中。記憶中的童年，是去放牛路上把牛放丟的急切，是用看書躲避干農活的時光，是在匱乏的書籍資源中生出對閱讀的興趣，也是與父母不斷分別的歲月。
10歲那年，蔣能傑的母親外出務工，成為中國第一批打工潮中的一員。到了15歲，他的父親同樣去往了外地打工。彼時的他，並未覺得這樣的生活有什麼特殊，在父母不在身邊的歲月，他與家中的老人和弟弟相互依靠生活。後來，當他考上大學，走出大山，在學校閱覽室的一本雜誌上看到一篇介紹留守兒童的文章，才明白當時的自己，就是第一代的“留守兒童”。同時，他才了解到，原來老家有那麼多父母常年不在家的孩子。
“為何選擇拍攝家鄉，選擇拍攝留守兒童的題材，還是跟我的出身、經歷相關。”蔣能傑說道。2009年，大學畢業的蔣能傑拿起攝像機，回到了家鄉新寧光安村，走進當地的村小，開始用鏡頭記錄一間臨時學校和 22 個學生的日常點滴，其中有17個是留守兒童。蔣能傑第一部紀錄片《路》，也由此誕生。而後，他跟拍留守兒童長達十餘年，並創作了關注留守兒童題材的公益紀錄片三部曲——《路》《村小的孩子》《加一》。
蔣能傑（左）在拍攝《村小的孩子》
當代作家付秀瑩曾說過，一位作家可能終身都在書寫他的童年。而在蔣能傑的作品中，大多取材於自己生長的鄉村，帶有清晰而強烈的童年印記，和鮮明的土地屬性。
2019年，蔣能傑拍攝的紀錄片《礦民、馬夫、塵肺病》在網絡中掀起不小的討論，該片記錄了在湖南新寧私人“礦井”里，一群底層礦工的故事。片中，圍繞礦山生存的村民、運送礦石和炸藥的馬夫、在簡陋條件下染上塵肺病的礦工……這些，都是交織在蔣能傑童年記憶里的縮影。因為在他11歲那年，做礦工的父親、二叔、三叔，都先後患上了塵肺病。多年後，他身邊親人經歷過的點滴，成為蔣能傑鏡頭中所講述的故事。
“我是鄉土情結很重的人。”說起作品中總繞不開的故鄉，蔣能傑說道，自己誕生於農村之中，父母也曾是農民工，留守家鄉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塑造了他的人生。“因為我經常生活在底層，跟底層的人群有很多接觸來往，我對他們有天然的親近感。家鄉也成了我事業的發源地，也是最早的創作地。”
記錄，看見
2021年9月，蔣能傑導演的電影《矮婆》登陸院線，正式公映。
這是蔣能傑第一次嘗試劇情長片的創作，也是他首部拿到“龍標”的作品。此時，已是他關注留守兒童題材的第十二年。而《矮婆》的主演，正是蔣能傑此前紀錄片中的主角，一位來自湖南的留守兒童蔣雲潔。
睜着大大的眼睛，說著長大後想出去打工的蔣雲潔，第一次出現在蔣能傑的鏡頭中時，年僅6歲，是蔣能傑在2009年創作的紀錄片處女作《路》中的記錄對象。而後，在《村小的孩子》講述的故事裡，也能看到這位留守農村與老人相依為命的少女的身影。
紀錄片《村小的孩子》劇照
從紀錄片《路》到《村小的孩子》，再到電影《矮婆》，蔣能傑十餘年紮根於家鄉的泥土裡，用不同的方式持續地關注農村變革環境下的留守孩童。於是，作為中國初代留守兒童的蔣能傑，用鏡頭記錄下了第二代、第三代留守兒童的故事。
蔣能傑（左一）在拍攝電影《矮婆》
“如果我不上學，不走出大山，不拿起機器，不跳出來觀察，對於‘留守兒童’的現象，我也是習以為常的。”蔣能傑說道，當他去了大城市上學後，再回頭看自己的家鄉，他開始疑惑，他看見農民工家庭，看見家鄉的留守兒童缺乏關注和理解。所以，他拿起了攝像機，創作了首部作品《路》。
2012年，蔣能傑結束了兩年的北漂生活，從光線傳媒辭職，回到了家鄉光安村，開始記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而後，2014年，蔣能傑準備了近6年的紀錄片《村小的孩子》終於問世；2019年，前後歷經10年時間才完成的《礦民、馬夫、塵肺病》走紅網絡；2020年，公益紀錄片《一切都會有的》播出，真實、客觀地記錄了一群“心智障礙者”的故事；2023年的初冬，聚焦鄉村兒童成長的《加一之姐姐》公映……
紀錄片《村小的孩子》劇照
“他們，需要被看見。”在蔣能傑講述的故事中，需要被看見的，不僅是面對父母離去而啜泣的留守兒童，還有因非法開礦患上塵肺病的農民礦工，以及“無法自控”日常生活的心智障礙者……“我關心這個社會，我希望每一個‘邊緣’的群體，或者弱勢的群體，都可以有尊嚴地活着。我希望關注社會現實題材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見，才能更好地發聲，要不這類片子也就失去了很多意義。”
而在鄉野的泥濘間，在城市的輾轉中，在被拍攝者的低語里，蔣能傑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期，一晃就是十餘年。
“我常用紀錄片方式呈現問題，提出問題，努力去發聲，因為很多群體發聲困難，但他們是需要得到關注的。”蔣能傑說道，他拍攝紀錄片的初衷，也是想要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了解，喚起人與人之間的共情。“我想消除一些偏見，多一些善意。”
鄉村，城市
電影《矮婆》上映之時，已經拍完三年，這部從2015年開拍的故事片，上映12天，票房艱難突破20萬。
對於公益的紀錄片導演而言，創作上的資金窘境似乎是長期存在的。而“賺錢養片”“借錢拍片”，儼然是蔣能傑早期創作的常態。2012年，蔣能傑回到鄉村選擇全職拍攝紀錄片時，時不時要承接商業影像拍攝以維持生存。
為了拍攝影片《矮婆》，蔣能傑找不到投資，就自己籌借錢拍，花了計划去長沙買房的首付。坊間一度流傳，蔣能傑為了拍片賣房賣車，但他笑稱這是“謠傳”。“我至今沒買過房、買過車，又何談賣呢。只是拍《矮婆》的時候，確實有去長沙買房的計劃，當時已經結婚有小孩了，房價也不算高。不過拍片缺錢，就挪用了攢的首付。”
後來，被擱淺的買房計劃，至今也未能實現。
蔣能傑說道，在2014年前後，他也陷入了茫然無助的狀態中。彼時，他已經從事紀錄片創作五六年的時間，拍攝讓他身心俱疲，他不停問自己，拍攝這些人和事到底有何意義，又能改變什麼？還好，蔣能傑堅持下來的理由，除了“情懷”和“家鄉”，還有紀錄片《村小的孩子》的播出，讓他收穫了無數的好評和認可。這部在蔣能傑看來“粗糙”的紀錄片，去往了多個城市和高校放映，據不完全統計，放映超過600場。
“因為這部片子，我開始明白，原來一部片子的價值不在於它的畫面有多美，花了多少錢，用了多麼高端的設備，真實的力量不會因為它的粗糙而消減。”有了堅持的理由，蔣能傑又陸續拍出多部聚焦公益，記錄真實的作品。雖然經濟上的拮据導致拍攝過程艱難，可他的內心堅定不移。
“我還是在努力賺錢，可我和家庭的日常開支不會很大，因為我沒有什麼物慾，家裡人也理解支持我。”同時，在拍攝的過程中，蔣能傑也發現自己的作品向社會發出的聲音，也正在慢慢產生影響。
不只是紀錄片。2016年，由蔣能傑創建的鄉村公益圖書屋，在他的家鄉湖南新寧落成，他取名為棉花沙圖書屋。棉花沙是蔣能傑出生地的名稱，也是第一家圖書屋所在地。如今，棉花沙圖書屋已經有5家，散落在不同的村落中，圖書屋所有的運營費、書籍，來自社會各界的捐贈。
“我記得我童年的時候，只要看書，就不用去干農活。可是農村書少，閱讀資源緊缺，高年級的教科書都能當作課外書來看。就在這樣的狀況下，培養出我的閱讀興趣，還有了‘文學夢’，也是促使我後來走向紀錄片拍攝的源頭。”
如今，蔣能傑與家人定居廣州。棲息於鄉村與城市之中，他將目光投向在城市中生存的農村人。他青年時期所以拍攝的留守兒童，有的已經來到了城市，成為了像父母一樣的農民工，成為了流動人口、流動兒童。
“我希望，不論是紀錄片，還是這些圖書屋，都能成為孩子們長大後回憶的一部分，也希望它們能影響到更多的人。”蔣能傑說道，從拿起攝像機的那刻開始，有些東西從未改變，他用作品努力在關注時代，關注個體，關注人，也在努力講“人話 ”。
本文圖據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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