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評價導演許鞍華是“香港半部電影史”，“她是我最尊敬的女導演，沒有之一。”
在有關許鞍華的紀錄片《好好拍電影》中，有一個段落是許鞍華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終身成就獎的時候激動地說“longlifecinema”（電影萬歲），戴錦華說自己看到這裡時猝不及防地“哭成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立刻給許導發了微信。我從來沒有干過追星的事兒，這是我生命中的一個追星時刻，我必須向她表達我的愛和尊敬。”
4月24日，許鞍華電影大師班在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開講，她與戴錦華和《嘉年華》導演文晏就“女性獨立影人的創作長路”這一主題展開對談與分享，回顧許鞍華導演的創作歷程，展現女性獨立影人譜寫的電影史詩。
七十多歲才去認真思考“女性視角”
許鞍華1979年的電影首作《瘋劫》是中國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作之一，從那時起，她總能以細膩的女性視角敏銳捕捉社會變遷與人間百態，許鞍華曾以《投奔怒海》《女人，四十》《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黃金時代》《明月幾時有》多次獲得中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殊榮，是唯一一位六次奪得該獎項的導演。
作為女性導演，人們總是將許鞍華的電影歸為“女性視角”，而說及對於性別的思考，許鞍華笑說自己其實是到了70多歲才去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以前我拍戲沒有從女性角度特別地思考，就是我想拍這個故事，主人公剛好是女的，因為我是女的，所以，比較了解她，就拍了。現在我發現，當你從比較高的視角去看待一個問題，你會更加了解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思考是必須的。我感覺以前的電影行業沒有那麼重視‘女性視角’或是‘性別思考’，可是我看了很多相關材料和書籍，開拓了眼光之後，覺得這種思考是一定要有，也一定會有的，推廣女性主義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之一。”
在許鞍華看來，思考之後，如果你想有改進，一定要從自己開始，而不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如果你思考女性主義，你也要思考自己，是不是每天在吃喝玩樂，是不是什麼都不想？發揚女性主義首先要從自己做起。”
《嘉年華》的導演文晏表示，她開始創作的時候，對性別這個概念同樣是懵懂的，“也是逐漸在摸索，但由於自己有很多疑問，所以才生髮出在電影中的思考，然後把這些思考和疑問放在了電影中。所以，女性視角、電影敘述中女性形象的呈現，這些都是我在一邊創作的過程中一邊提問題，一邊思索，一邊通過閱讀和觀影，逐漸形成清晰的過程。”
文晏表示，戴錦華寫的文章《性別與敘事: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女性》讓自己受益匪淺，“我很遺憾沒有在很早的時候讀到這篇文章，講得太清楚了，把中國女性在社會的現狀，以及我們怎麼把它轉換成影像描述，都講得特別通透。”
近年全球獨立的女性電影人越來越多且越來越成功，例如去年大火的電影《芭比》，導演格蕾塔·葛韋格就是從獨立製作開始其電影生涯的，如今《芭比》獎項口碑雙豐收，她還將擔任今年戛納電影節評委會主席。
對於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女導演，許鞍華欣賞她們的成功，“她們的創意完全不輸於男導演，在一些題材上，她們甚至表現得更好。譬如今年我擔任了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評委，獲得最佳影片金熊獎的《達荷美》，導演是41歲的法國裔塞內加爾女導演馬蒂·迪奧普，她的紀錄片只有60分鐘，我們7個評委看完以後都在鼓掌。《達荷美》追溯了1892年被法國士兵掠奪、於2021年歸還西非貝寧的近30件珍貴藝術品的來龍去脈。她的創意非常好，這樣的故事，她居然拍得又明白又深刻又好笑又感人，我覺得這真是為女性爭光的事。”
中年以後開始拍攝講述生活的電影
許鞍華被譽為是中國香港“走最多路的導演”，閑暇無事時經常漫步城市街頭，觀察市井百姓。在《桃姐》《天水圍的日與夜》《女人，四十》《姨媽的後現代生活》等多部電影中，許鞍華將鏡頭對準市井生活中的女性，令人感觸良多。同時，許鞍華也關注宏大歷史和社會議題，《明月幾時有》書寫抗戰期間的英雄，《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聚焦“越南難民”題材。對於中國香港電影人而言，許鞍華是拓寬電影表達邊界的先行者。
而對於自己題材和風格的探索，許鞍華表示，或許與年齡有關，“到一個年紀你的觀點會變，以前都是拍比較戲劇化的，或者有衝擊、有動作的電影，中年後，看了台灣新浪潮，看了侯孝賢和楊德昌的作品後，對我觸動很大，他們講的是當時的生活，所以我找來吳念真為我的電影做編劇，比如《客途秋恨》。”
許鞍華說當時她還被香港影迷諷刺，“他們認為我是‘看着人家這樣就想學’，我就很生氣。”許鞍華表示，那時香港電影和台灣電影節奏完全不一樣，“吳念真以為電影最少有兩個小時，可是我把它剪成了差不多一小時十分鐘，因為香港人的節奏是比較快的。所以，我後來開始了解節奏的問題，以前還不知道。”
在許鞍華看來，電影不只是敘事，電影還是導演的看法和感覺。“其實到今天，我越來越認為電影是感覺，而不是實在的東西才是電影。現在的電影其實就是講你的看法跟你的感覺，如果你有非常好的看法，和人家不一樣的東西，你的電影就成了。”
成為“獨行女俠”是因為覺得自己不容易跟別人合得來
雖然是“香港半部電影史”，但有趣的是，許鞍華始終是獨立導演，從來沒有簽約任何公司，戴錦華將其稱為“獨行女俠”。
許鞍華說做“獨行女性”並不是她的選擇，“我不是很容易跟人家合得來。我看起來特別老實，其實在拍戲的時候我特別凶，有些莫名其妙的要求，比如這個人的調子不對等等，所以，很多時候就跟人家翻臉了，我唯一不敢翻臉的人就是攝影師。後來我也明白了，跟人家合作要順其自然，能做的做，不能做的不做，組班底的時候找到以前合作好的人再做。”
雖然自言不好合作，但許鞍華又說自己其實非常依賴夥伴，“比如攝影我不懂，所以對攝影師特別低聲下氣，剪輯也是，我唯一不靠的是美工，因為我覺得自己對這些感覺特別好。不過，對他們我還是很恭敬，很多時候我不同意也不說話，如果他們提出一個東西，我覺得可以接受，我還是會接受的。所以，我不是有意地要獨立，家人也希望我改變，因為我身體不行了，我已經不能單獨地拍一部電影，所以我想找一些人大家合作，互相幫忙，大家互相交流，如果人家覺得可行，我希望這樣。”
另一方面，許鞍華說自己一直是“獨立導演”，或許與她感興趣的題材有關，“我通常喜歡拍的題材都是人家不要投資的，拍老年人，拍難民，他們都覺得莫名其妙。”也正因此，就算是大導演，許鞍華也常常面臨找投資困難的窘境，像《天水圍的日與夜》幸好有王晶的支持，《桃姐》則得到了劉德華的相助。
許鞍華講述40多歲的時候，曾有人找她，計劃拍一部關於老年人的紀錄片，“我探訪了很多老年人，看他們的材料，我突然想到我也會老的，我之前沒有想到我會老。當時一個人的媽媽患了阿爾茨海默症，我以前都不知道阿爾茨海默症。後來這個紀錄片拍不成，就拍了《女人，四十》。我當時很忙，拍電影時心態有點緊張，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到配音的時候，很多配音演員在笑，我就感覺很高興。後來柏林得了獎，我沒有想到，不過蕭芳芳的演技確實好。”
許鞍華曾說自己每拍一部電影的時候都準備是最後一部了，因為可能沒有投資了，沒有人跟她合作了。許鞍華說這並非是她有勇氣，也是一種無奈，“不拍電影的話，我也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好做，就是在家裡獃著。”
許鞍華導演的電影生涯並非一帆風順。她曾經遠離中國香港影壇十餘年之久，在這段創作停滯的低谷時期，經濟上的壓力造成了生活上的困苦，她坦言那段時間不快樂，最難的時候沒錢，也沒工作，40多歲還跑到日本，跟20多歲的人一起生活，“感覺不對，快樂不起來。”
但是現在回頭看，許鞍華說那當然也是人生經驗的重要部分，“你必須經過一些失意。才能懂得別人對你的好，才能講好這些故事，如果沒有經歷過，很多東西是比較難拍的。”
暫時不會再拍張愛玲作品，因為沒想好如何改編
許鞍華是改編張愛玲小說最多的一位導演，除了《傾城之戀》《半生緣》《第一爐香》三部電影，還曾執導根據張愛玲同名小說改編、王安憶編劇的舞台劇《金鎖記》。
拍攝這些作品，許鞍華坦陳自己是半推半就，“拍《傾城之戀》，是因為之前簽了一部片，沒有拍成，就很想拍《傾城之戀》，這是一個現成的題目，我們拍得太快。其實就算不快，我也覺得我的成熟度還不夠。”
許鞍華講述說拍攝張愛玲作品讓她既緊張又驚喜，“有點書迷的心態。幾十年過去，越來越當張愛玲是老朋友。”對於《第一爐香》上映後的爭議，許鞍華承認自己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希望以後做得好，只不過現在不會拍張愛玲作品了，因為，我沒有想到應該用一個什麼樣的方式來改編，這是先要解決的問題。很多時候，你改編後的與原作完全不同，像《東方不敗》，都可以成功的，問題是你怎麼改，我覺得這是先要想好的。”
由文學作品所改編的劇本和原創劇本相比，有哪些優勢和限制？許鞍華認為“優勢的地方，是文學作品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故事，有一些很好的人物。但不好的地方就是這個文學作品越有名，觀眾固定的形象跟看法就越難改，改了又不行，不改又說這個電影好像也不行，所以，有先天性的難度，可是並不等於不行。”
許鞍華執導的蕭紅的傳記片《黃金時代》同樣備受關注，而在上映後褒貶不一，許鞍華表示，這個故事是編劇李檣的作品，最初她本來想拍蕭紅和丁玲，但後來決定了拍攝蕭紅，“李檣開始寫劇本的時候，要把一切想得很清楚，所以，他讓我先去拍別的戲。我很尊重他，也很信任他。兩年時間，我就拍了《天水圍的日與夜》和《天水圍的夜與霧》，才回來開始拍《黃金時代》。所以，這個劇本熬了三年，給我看的時候我覺得非常好，可是很長，300多場戲，我們拍的時候是200場。我現在事後感覺，裡面那個概念很好，但是，我沒有盡善盡美。我覺得影片比較強的段落和戲是不夠的，如果多一點像怎麼綁鞋帶、去吃飯，多一些這樣的戲會好一點。這部電影不單只是講女性，是想講人生跟藝術、人生跟迂迴，曲折應該多一點。”
提及自己從來不寫劇本這件事，許鞍華謙遜地表示，自己並不擅長創作劇本：“我一直以來都很尊重文學，習慣於和編劇合作。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能寫劇本的，因為寫出來可能是一個故事，但它不是劇本，因為劇本是有節奏的。我想寫，但怕寫得不好。”
文晏則表示，自己在創作之初並沒有其他的劇本來源，因此只能依靠自己創作。對於文晏來說，寫劇本是“整個創作中最快樂的一段過程”，她可以自由地、天馬行空地創造一個世界，創造這個世界裡的人物以及他們生存的環境。寫作過程中會不斷檢驗，最終讓它在腦海中以影像的方式呈現，如同做夢一般。“我覺得當你真的能夠做出這樣一個夢的時候，你的劇本才會完成。”
對於改編文學作品需要大量閱讀相關書籍和文獻，許鞍華導演表示，閱讀材料是必須要有的過程，但她更加在意、更加關注自己進入到拍攝空間當中的感覺。
拍不拍是一回事，能不能是另外一件事
徐克導演曾評價許鞍華導演的作品擴大了中國香港電影的創作空間和意識，改變了中國香港電影原有的路徑。對此，許鞍華表現得十分謙遜。在她看來，打開這片新場域的是老一輩電影人的堅持，是同輩電影人的巧思。
戴錦華喜歡許鞍華電影中的細節化處理，《天水圍的日與夜》里獨居的婆婆吃牛肉的戲讓她印象深刻，許鞍華表示，自己一向特別注意細節，“只不過有時候拍得到，有時候拍不到，《天水圍的日與夜》吃飯場面那麼好看，因為道具組把菜做得特別好，而且拍的時候才把菜做好，兩個演員吃得特別香，這些就對了，而不是兩個吃不了的菜，讓演員假裝吃，完全不一樣。我的電影里，拍吃飯戲的時候是真的在吃。”
對於一個導演能否駕馭各種各樣的題材？許鞍華表示，拍不拍是一回事，能不能是另外一件事，“專家也會有失手的一天，想做就可以去嘗試，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好處，最高的成就。因為你是自由的，你要拍什麼都可以拍，拍不好就認了，或者再拍別的。拍不好不用跳海。”
2022年上映的《七人樂隊》由杜琪峰監製，洪金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嶺東、徐克執導，影片由七位導演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未來，各自負責一個年代，執導一個故事。通過七個單元故事表現出中國香港一路走來的發展變化，展現香港跨越了半個多世紀的時代光影。很多觀眾和影評人認為影片是在向膠片電影致敬。如今科技發展迅速，電影業也受到很大影響，對此，許鞍華表示，自己不會為膠片時代的結束難過，她喜歡這些新科技，“可能我沒有一定要求做底片的那種感覺，現在的科技讓你拍電影實在太方便了，拍電影變得非常平等和普及。”
2020年的第77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許鞍華導演獲得了“終身成就獎”，也是全球首位獲此殊榮的女性導演。但她並沒有因此而停下腳步，如今已經70多歲的許鞍華仍希望自己可以拍電影，“這幾年身體不好，多了點時間去思考，看電影的時候也沒有那麼急，反而多一點想電影的美學。我真是覺得我有點進步，所以還想拍戲。其實心裡也覺得應該是讓年輕人拍了，但我看到一些東西，仍很想試一試，因為還有些想法，所以，有機會還希望能拍一部。我也希望拍電視劇，因為我沒有試過。”文/本報記者張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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