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人工智能（ai）疾速迭代的時代，腦科學家又在思索什麼？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腦科學計劃的籌建者和推動者之一、復旦大學教授楊雄里說，很多問題思考了很多年仍未有定論，關於人腦和ai，有些問題的答案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腦科學究竟是不是自然科學的終極疆域？
圖說：中國科學院院士，神經生物學家、生理學家楊雄里 新民晚報記者 張劍 攝
前幾天，在青年學子的熱烈掌聲中，楊雄里走上復旦大學相輝堂講台，為醫科新生上了一課。他一次次鼓勵年輕人，要敢於創新，要獨立思考，要勇於質疑。
喧鬧的徐家匯，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一棟磚紅色外牆的科研樓，進出的人們總是步履匆匆。一位耄耋老人的辦公室，在五樓深處。推開門，滿壁書籍映入眼帘，讓人頓生“斗室乾坤大，寸心天地寬”之感。能想象嗎，一位神經生物學家、生理學家的書櫥里，竟有不少是語言類的詞典和文集。抬眼，祝賀先生從教60年的書畫被掛在了顯眼處。緊挨着辦公室的，是楊雄里課題組實驗室。
圖說：楊雄里院士每周多次出入復旦大學腦科學研究院 新民晚報記者 張劍 攝
這裡是復旦大學腦科學研究院。楊雄里雖已屆八旬，但仍每周多次出入於此。
與楊雄里院士的對話，便在這墨香瀰漫而又靜謐的書卷堆中徐徐展開……
1.腦科學的“長跑者”
研究了一輩子神經系統的科學家，最初的夢想，竟是物理和數學。1957年，楊振寧、李政道獲諾貝爾獎的消息傳來，觸動了不少中國年輕人。當時，楊雄里正在讀高二，聽聞消息備受鼓舞，從此對數學、物理特別感興趣。他和幾個小夥伴組團，竟然想努力證明三角形三個內角之和不等於180度！
“干一行，愛一行。”他笑了，興趣這個東西，是能培養的。“如果說20世紀是物理學世紀的話，那麼毫無疑問，21世紀則是生物學世紀。”這是楊雄里考入上海科技大學生物物理化學系之前，從科普雜誌上讀到的一位前蘇聯科學家的預言。
預言所描繪的未來藍圖，在科學少年心中擦亮了火苗。在生理學家、導師劉育民教授的指導下，楊雄里開始與顯微鏡、電生理儀器和數據打交道。
“準確來說，起步時我研究的是視網膜如何處理信息的機制。”楊雄里說，腦的不同部位儘管執行的功能不同，但存在一些普遍適用的共同原理和規律，利用一些結構相對較簡單的模型對這些規律展開研究，能為揭示腦的奧秘提供啟示，“從發育的角度來看，視網膜是腦的一部分，但結構較簡單，細胞分層排列清清楚楚，被公認是腦的一個簡化的模型。”
圖說：1963年，青年楊雄里在上海 採訪對象供圖（下同）
1963年大學畢業後，楊雄里就一股腦兒扎進了視覺的科學世界裡。“科學的春天”到來後，他獲得機會去往日本國立生理學研究所金子章道教授的實驗室進修。臨行前，他掘了一塊土裝入行囊。他說，這塊國土會隨時提醒自己學有所成回報祖國。
“得益於在國內接受‘燈光捕魚原理’任務時所創製的保持血液循環的‘眼杯’標本，實驗進行得很順利，在視網膜適應機制的研究方面，發表了一系列優秀論文，為國際學術界廣泛引用。”楊雄里回憶。
他和日本同事田內雅規發現：外層視網膜傳遞明亮信號的視錐通路在暗中受到強烈壓抑，需要有一定的環境光作為背景才能保持良好的功能狀態。楊雄里將這一發現在1982年舉行的日本生理學大會上作了報告，引起廣泛關注和重視。
圖說：1981年，楊雄里在第四屆國際“谷口”視覺科學討論會上演講
後來，哈佛大學研究團隊也在《科學》上發表了類似的結果。不過，2001年的一篇國際評述文章中，人們還是把這一發現的原創權，歸於了“楊·田內·金子”。
楊雄里說，自己之後在哈佛大學生物學實驗室的研究工作，亦是他此前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系列論文發表在美國神經科學雜誌上，其中顯示水平細胞偶聯的照片，曾被用作雜誌的封面圖。
與此同時，在上海的實驗室，他領導的團隊在視網膜神經信號的傳遞和調控機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從本世紀初起，他注意把基礎研究和臨床問題結合起來。他和年輕同事們應用現代生物學技術，在嚙齒類動物模型上對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青光眼、近視眼等疾病的機制研究卓有成績。
幾年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批准了以他為首席科學家的眼科領域的首個重大項目。他和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等單位合作，以“神經性視覺損傷及修復的機制”為主題，取得了不少在臨床上有重要意義的成果。他的團隊著名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了長篇綜述，對這些研究工作做了系統總結。
在介紹近年的研究工作時，他興緻勃勃地談到，前不久他的年輕同事翁史鈞教授發現自感光視網膜神經節細胞在近視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論文最初投《科學》（science），但因為三位審稿人中的一位提了一個質疑，最終發表在了子刊《科學進展》上；其實那位審稿人的質疑是因為誤讀了我們的研究結果！”楊先生有些“意難平”，眼神中更多的是對科學的執着。
2.“中國腦計劃”的“吶喊者”
被稱為“三磅宇宙”的大腦，體積雖小，卻是世界科學界的“兵家必爭之地”——時至今日，大腦依舊是人類認知的黑洞，被稱為自然科學的“終極疆域”。
楊雄里解釋，人腦由大約860億個神經細胞組成，這個數量相當於整個銀河系裡星球的總數；神經細胞彼此間經特殊的連接點（突觸），組成神經環路，這些神經環路是腦實施其功能的基本單元，而為了實現其高級功能，需要許多神經環路參與其中。這些神經環路隨着發育，以及各種內外條件不斷變化，其功能和結構均會發生動態變化。
“我在上世紀60年代初進入這個領域，那時正值腦科學（神經科學）作為一門綜合性新興學科崛起的前夜。我有幸見證了半個多世紀來腦科學領域發生的革命性變化。”楊雄里感嘆。
圖說：楊雄里在復旦大學神經生物學研究所成立大會上發言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上海和北京逐漸成為神經科學研究的重鎮。彼時，楊雄里擔任了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長，開始重新組建自己的實驗室。為了彌補科研經費不足，也為了擴大國際影響力，他作為中國獨立課題組長（pi），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提交了“視網膜功能調控”的申請書，於1990年獲批。之後，他又參與了國際合作，向“人類前沿科學規劃組織”（hfspo）提出聯合申請，再次獲批——他成為我國首位成功從hfspo獲得基金的科學家。
1999年，得益於20世紀90年代“腦的十年”的聲勢，以及各方科學家精誠團結，首個神經科學“973計劃”（腦功能和腦重大疾病的基礎研究）呱呱墜地，由楊雄里擔任首席科學家，“項目支持力度很大，給了3000萬元經費，有五位院士參與。這個項目可以說是我國神經科學發展的一個新起點！”
五年的實施過程產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大量優秀的論文發表在國際一流學術刊物上，顯示了中國神經科學家的雄心和實力。而在楊雄里看來，更重要的是，一批年輕的學科帶頭人脫穎而出，成為我國神經科學的重要力量，成長起來的“參與者”先後走上各類科技項目的領導崗位，相當一部分至今仍活躍在神經科學探索的第一線。
“這些研究工作為‘中國腦計劃’的提出、籌劃和制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楊雄里嚴肅地說。
時間來到2015年，我國提出“腦科學與類腦研究”戰略部署，並初步形成了“一體兩翼”的結構框架——“一體”，即以闡釋人類認知的神經基礎（認識腦）為主體和核心；“兩翼”即腦重大疾病診治（保護腦）和類腦計算與腦機智能（模仿腦）。次年，“十三五”規劃綱要將“腦科學與類腦研究”列為“科技創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項目”，也就是國人熟知的“中國腦計劃”。
楊雄里總會很謙虛地告訴來客，自己只是“中國腦計劃”的早期參與者，談不上籌建者和推動者，“‘中國腦計劃’要歸功於我國神經科學界的共同努力，我個人只是敲敲邊鼓而已。”可實際上，為了“中國腦計劃”，已近耄耋的老人從沒停下過吶喊的腳步。
對，就是“吶喊”。發表於《中國科學》的文章，就是以《為中國腦計劃吶喊》為標題的。楊雄里寫道，第一要務是建立“中國腦計劃”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這個領導集體應該具有把握腦科學發展全局的能力，應該對中國腦科學研究現狀了如指掌，並具有組織、領導大科學項目的豐富經驗，應該具有海納百川、集思廣益、從善如流的寬廣胸懷，摒除以鄰為壑的門戶之見……”
3.“一直在走”的勤奮者
“我走得並不快，但是我一直在走，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走在了前面。”每每談起自己如今取得的成績，楊雄里總會提到“勤奮”二字。
辦公室書架里密密麻麻的詞典，是這位神經生物學家勤奮的有趣寫照——
大學時代，楊雄里的第一外語是俄語。通過自學“俄羅斯文學語言”，他可以用俄文閱讀高爾基、普希金的原著，甚至能在老師用中文講課時，用俄文做筆記。高爾基的那句“除了讀書以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樂趣”，被他奉為座右銘。
說到底，學習外語，亦是為了深入沒有國界的學術世界。很快他就意識到，只會一門俄語是遠遠不夠的。他將目光瞄向了英語，開始用課餘時間自學。“那幾年，市面上連英漢小詞典都見不到，無奈只能去外文舊書店淘了一本英俄字典，通過它來學英語。”他笑着回憶。
物質條件匱乏的年代裡，買新書是奢望，年輕時的楊雄里，最愛跑的是福州路上的一家外文書店。那會兒沒有咖啡茶點，卻不妨礙青年捧着書痴迷半天，最後在翻了個遍後，挑出一摞舊書滿意而歸，“等以後真正閑下來了，想好好看看。”
還是在大學時候，他把俄文科普雜誌上《藍色陽光電池》一文譯成中文寄給了《科學畫報》編輯部，很快錄用。靠着2元稿費加上母親寄來的1元生日禮物，楊雄里買了本《德俄辭典》自學第三門外語——德語。
再後來，楊雄里又學會了日語和法語。赴日攻讀博士期間，他不僅完成了全日文的博士論文，並在畢業答辯的兩個小時里，全程使用日文。“或許我在學語言上有點天賦吧！”他笑稱，他人只羨慕楊雄里熟練運用多種語言，卻沒看見在教學樓凌晨2時30分的大鐘指針下，埋頭苦讀的身影。
圖說：楊雄里院士作科普報告
楊雄里家中的客廳里，懸掛着有同鄉、同學之誼的書法家周慧珺的一幅行書：“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上款寫着“雄里同學座右”字樣。楊雄里感慨，天賦異稟者皆非常人，大多數人並無異稟，彼此間智力上的差距完全能用後天的勤奮來彌補，“勤奮不是一天兩天，不是一個月兩個月，不是一年兩年，甚至不是十年二十年，能走到隊伍前面的人，離不開勤奮。這也是為什麼30多年前我成了上海最年輕的學部委員（院士）的原因之一。”
楊雄里坦言，自己遇到了很多好的機會，也有前輩提攜，但關鍵還是自己先要做好！“機會偏愛有準備的頭腦”。
4.親力親為的“科普者”
在近三個小時的訪談里，張嘉漪這個名字，楊雄里提了很多次，也不吝讚美之詞。這是復旦大學腦科學研究院的一位青年研究員，在視覺信息領域頗有建樹。
楊雄里始終記得，馮德培院士和張香桐院士對自己的提攜和栽培——他在《科學通報》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正是得到了張香桐院士的認可和推薦，而在之後的科研生涯中，自己也得到了眾多前輩的幫助，“我擔任生理所所長，也是馮院士力薦。”他傳承了這份對後輩的關心，以各種方式提攜身邊的年輕人。
2024年的新學期，楊雄里有了新職務：母校光明中學的科學教育副校長。除了研究和帶教學生，他覺得作為院士能做的事情很多，科普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寄語少年們，“懷着創新的思維，以認真工作的精神不懈努力，成為中國科學的引領者和弄潮兒。”
圖說：楊雄里熱心為年輕人答疑解惑
對科普，這位珍惜時間的科學家很少說“不”，特別是對於青少年的科普，他也因此獲得了由上海科普教育發展基金會設立的“科普傑出人物獎”。幾年前的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向他發出邀請，他立馬放下了手頭的工作，答應參加，還早早來到“小科學家論壇”，滿足孩子們求解答、求籤名、求合影的各種要求。現場，他將黑格爾的一句話送給同學們，“尊重權威的同時挑戰權威。記住，不要為權威的話所束縛，科研就是要不斷創造新的東西”。
“科學長河的奔流不息是通過一代又一代科學家的代際轉移來實現的。從歷史演進的角度而言，我們每一個人都扮演着同樣的角色，即承前啟後，只是在不同的時代承擔著不同的歷史使命。”楊雄里說，做科普，是有責任告訴公眾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了解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僅是對科學工作者，對廣大民眾也有重要的意義。只有讓大家知道科學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大家才更可能正確處理這些問題。”就在最近，他為好幾本科學或科普圖書作了序，每篇的風格還都不大一樣。
“說不定，我做的有關神經科學科普，還能讓孩子對科學產生興趣呢？”他笑着補充道。腦科學究竟是不是自然科學的終極疆域？年輕人也許會有新的答案，新的方向，新的突破。這，便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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